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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深评传

  • 定价: ¥78
  • ISBN:9787565726637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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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
  • 页数: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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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洪深,戏剧家,字浅哉,江苏常州人。早年留学美国,专攻戏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戏剧活动,三十年代参加左翼戏剧活动,三十年代参加左翼戏剧活动,曾领导复旦剧社,戏剧协社。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推动了戏剧界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洪深评传》不仅记述了洪深生平,还对其成就及贡献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与比较。

内容提要

  

    本书由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教授韩斌生撰写,全书共分七章和附录,从身世、留学、戏剧表导演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其进步思想的形成与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以及洪深其人和其作品对我国现代戏剧和电影发展的影响等角度,对我国大戏剧家洪深的一生及其作品进行全方位的回顾与评析,从而给读者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洪深。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因而本书史料翔实,考据扎实,可以给研究洪深的专业人士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者简介

    韩斌生,博士,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曾任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江苏省高职高专艺术类教材编写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兼高教研究室主任。
    社会职务有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艺术专业教育委员会理事;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成员,曾任全同现代戏汇演、江苏省戏剧节评委。在艺术美学及瞿秋白、洪深、吴祖光等名人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出版著述约500万字(含专著、教材10部以上),代表作有《吴祖光新风霞传》《大哉洪深》《文人瞿秋白》《电视编导基础》等。曾主持文化部艺术科研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精品教材项目,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目录

绪论  洪深——中国话剧和电影事业的开拓者
  话剧和电影艺术理论体系的初创者
  中国影剧编剧及表导演艺术理论的奠基者
  中国影剧批评理论建设与实践的开路人
第一章  少年时代——清华剧星(1894-1916)
  学子启蒙
  清华剧星
第二章  到国外专攻戏剧的第一人(1916-1922)
  赴美留学
  弃工从艺:到国外专攻戏剧的第一人
  归途立志:我愿做易卜生
第三章  话剧演出体制的初创(1922-1930)
  初尝创作甘苦:《赵阎王》
  话剧排演制度的创立
  中国电影事业的先驱:洪深与明星公司
  剧坛严师逢诤友
  初创影剧新体系
第四章  在左翼戏剧的激流中(1930-1937)
  投身左翼戏剧
  农村社会分析剧的新开拓:《五奎桥》
  在有声电影成长期的新贡献
  投身国防戏剧的热潮
第五章  新戏剧运动的主要奠基者(1937-1945)
  请缨亲赴抗日救亡演出第一线
  抗战剧《飞将军》的轰动效应
  抗日救亡一线的戏剧官
  剧坛名师桃李赞
  半百华诞评洪深:中国新戏剧运动主要奠基者
第六章  黎明前的戏剧硕果(1945-1948年年底)
  新创戏剧《鸡鸣早看天》
  无畏的民主战士
  专著《青红帮丛考》
  导演术的新突破:执导《丽人行》
  为影剧批评奠基
第七章  对新中国的奉献(1949-1955)
  意外殊荣
  文化使者与最后的奉献
  永别时的心声
结语  洪深——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
  洪深——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
  20世纪前半期中国话剧的重要剧作家
  在话剧排演中建立导演制和正规演剧体制的第一人
  影剧艺术理论和批评建设
  中国电影事业(包括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的开路人
  中国进步戏剧、电影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和领导者
  桃李满天下的戏剧、电影教育家,著名的大学教授
  新中国第一代文化使者
附录  洪深年谱(1894-1955)
参考书目

前言

  

    洪深——中国话剧和电影事业的开拓者
    话剧和电影艺术理论体系的初创者
    洪深是我国杰出的话剧和电影艺术家,他经历了大约一个甲子即60年的风雨沧桑。据笔者初步统计,在近半个世纪为中国戏剧电影艺术拓荒的辛勤生涯中,他先后创作(含译作)话剧、电影剧本95部,其中包括第一个有对白的话剧文学剧本和第一个正规的电影文学剧本,一生共导演话剧、电影74部。先后撰写、出版了影剧理论专著15部,发表影剧相关论文和批评文章二百六七十篇,在20世纪我国话剧和电影事业的草创期中,可谓成果丰硕,不愧是一座丰碑。他一生结合国情,中西兼容,为创建我国的话剧和电影艺术理论体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诚如夏衍在洪深诞辰90周年纪念会上所说:“他身体力行,创作和导演了一批与时代、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剧本;他引进新技术、新方法,不断进行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并努力运用新的世界观总结经验和建立艺术理论体系,表现了一个人民艺术家真正的气质与魄力。”①
    先从对我国现代戏剧运动史的总结和梳理方面说起。早在1935年,洪深就主持编选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九集——戏剧集,并为该集写了导言《现代戏剧导论》,后来又于1948年发表了《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一文。《现代戏剧导论》的第4节至10节以及《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引用了大量史料,大致勾画了自20世纪初中国新戏剧草创时期到40年代末期我国现代戏剧发展的历史,为人们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不可或缺的线索。
    洪深在文中认为,清末,即辛亥革命的前夜,除了中国传统的被改良过的旧戏以外,又出现了写实的、模仿人生的废除歌唱而全用对话的新戏,即文明戏。辛亥革命时期,春柳社从日本回国,和上海的春阳社等戏剧团体演出新戏,这一时期是文明戏的全盛时代。他们的艺术方法,是把所有演北剧的动作、调子、道具全部舍弃而把所有北剧的做法全部改为模仿和写实。歌唱全部废除,全剧只用对话,没有上下场,而用幕布与布景。洪深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文明戏的混乱认识。
    其实,所谓文明戏实即中国现代话剧的前身。
    在《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一文中,洪深首先强调戏剧的社会功用,规定戏剧应“内容第一,主题第一”,痛斥那种不计社会影响而只求讨好观众的作品乃是真正的庸俗之作。在其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内容与技巧》一文中,他曾把自己的创作思想核心归结为“对社会说一句有益的话”②。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话剧和电影的草创期,洪深就在强调戏剧和电影的思想性与社会功能,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话剧和电影艺术技巧的理论诠释与借鉴,总结银幕与舞台的实践经验,并开始着手创建中国话剧的理论体系。
    1925年,洪深在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剧本汇刊(第一集)》之《少奶奶的扇子》序录中讨论了小说和剧本创作方法的不同。他指出,剧本乃是在台上演给人看的,小说乃是印在纸上给人读的,因此创作方法有异:
    第一,选材不同。小说“选材不妨繁博”(主要指长篇小说——笔者注),而“剧本选材,需严简,所谓在精不在多也”。
    第二,描摹不同。小说“可委婉隐蓄者”,“剧本必须郑重出之,反复出之”;小说“宜轻敲侧击”,“剧本须一刀见血,剧本之描摹须深刻,尤须显著也”。
    第三,作者态度不同。读小说“如游名胜”,作者“乃吾向导,其所言说,本吾所乐闻,故可夹在书中发表意见,批评优劣”,而“剧之佳者,观众恰如看见旁人一番阅历,故而增长了自己见识,触动了自己良心,岂但忘其为看做戏,且不觉得曾受训诲也”。
    第四,一个读者与一群观众心理之不同。“读者重理智,观众富感情”,“小说不妨偏重于个人之气味嗜好;剧本必须注意大众所同之天性也”。
    第五,小说可叙述者未必可在台上演。同为一事,小说“叙之无论若何详尽,其情景仍须由读者想象而得;若在台上扮做,一切情景,乃观众目睹耳闻。向以为平淡无奇者,今见其活形活现;向以为缺少精彩者,今觉其情事逼真”。
    第六,小说容易着墨之处,剧本至为费墨。大凡“曲折之心理,剧本中虽有说明之文,然此仅供演员及排演者之研究参考耳,观众固无从得而见之闻之。剧中解释心理,必须借台上之言语、动作、种种白描,纯系间接的解释,决不能如说部(指小说类——笔者注),直接声明之省事也”。
    因为洪深是美国哈佛大学贝克教授的学生,他的戏剧理论从一开始就注重借鉴西方的现代戏剧理论,话剧属于舶来品,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借鉴,也就谈不到创建。因此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话剧和电影理论起点较高。
    ……
    洪深是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研究中国电影的人,不应忽视他所作出的贡献。
    洪深在《1933年的中国电影》一文中,首先从题材和主题的角度说明了“中国电影年”在这方面的进展,即对于帝国主义的强烈反抗,在影片中有了明确的反映,反对封建体制的作品在这一年里也有了很多成就。其次,对于妇女问题的提出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时,他还注意到了新锐导演和演员的出现。
    最后他充满希望地预言:“期待将在1933和1934年交替的过程中,热闹地竞演的一群清新的影片。”“我们确信着:中国电影的新的转变是一桩值得祝福和夸示的事情。”
    洪深在影剧批评中还一直坚持思想情感和艺术技巧的统一。他在1937年写的《最近的个人的见解》一文中说,有了一种思想情感,就必须使用种种材料和艺术的技巧,把这些思想和情感化成“有形象”的作品,借这个作品里的一切形象来感染它的鉴赏者,使鉴赏者也产生与作者同样的思想和情感,……但是由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到读者与观众发生同样的思想与情感,这一段路程不是容易走完的——这就要靠技巧了。
    洪深还十分注意把影剧作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早在1921年,他对于《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该剧是“西洋派”戏剧的一次重要的舞台实践。由于种种原因,演出的失败引来了一片气势汹汹的讨伐声。洪深由于有着这方面的切身体会,独具慧眼地指出这次演出是一次大胆、果敢的行动,具有革新探索的意义。同时指出失败的原因是剧作的内容距离现实太远,且全部照搬西方的演剧方式也是行不通的。这种历史主义的批评观和批评实践,对于影剧批评的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建设都是有意义的。
    1935年,洪深在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作《电影鉴赏法》所写的序中指出:
    看电影也有三个阶段:从看热闹到看懂故事再到欣赏电影的艺术。望读者不轻重倒置而忽略片子的中心思想和整个印象。
    1927年12月,洪深观看了辛酉剧社公演的话剧《桃花源》,结合之前观看该社《虎去狼来》的表演,洪深撰写了《大家努力种桃花》的剧评:
    我觉得辛酉剧社已经站住脚跟,成功了。
    他们主张实验三件事:(一)实行剧本制,不准演员杜撰一句剧辞,(二)实行排演制,演员的动作和读法都由排演主任规定,(三)由油彩化妆。
    这应是洪深剧评的一个范例。
    其实,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洪深参加南国社及其后与戏剧家田汉的相知,更是其戏剧批评观念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洪深评价戏剧运动、戏剧作品以及戏剧家,采用的都是顾及观众、顾及时代、顾及全人格的一种全方位的戏剧批评观。当初,南国社上演的《名优之死》等戏,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人们的情绪,控诉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此,洪深排除众议,毅然加入南国社并亲自担任主角参演该社的戏剧。当年,他看了南国社的戏后,赞同这样的评价:“人们的心早已如秋风落叶似的萧条了,而南国诸君子却带来了不少的暖气,以温润人们垂死的心苗。”洪深此后宣称,戏剧运动就是为了帮助人类成长。于是,他后来与田汉成了莫逆之交,并赞扬田汉是“跌不怕,打不怕,穷不怕的硬汉”。
    当然,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洪深的有些影剧批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还不可避免地有其理论上不完善和批评手法稚嫩等印痕,但这是不必苛求前人的。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第一章  少年时代——清华剧星(1894—1916)
    学子启蒙
    1894年(农历甲午年),洪深出生于江苏武进。
    洪深的家乡武进原为吴国季札封地,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700多年的古城建设史和2500多年的文字记载史。武进先后诞生了19位帝王、9名状元和1546名进士。历史上著名的“阳湖文派”“恽南田画派”和“常州词派”就在这里形成,可谓人杰地灵、人文荟萃。
    武进城里中河桥东南兴隆里关帝庙弄(即今常州市西狮子巷)的洪家大院一派书香门第气魄。两扇朱漆大门之上悬挂着一副横匾,上书“更生斋”三个斗方鎏金大字,是洪家先祖清代名人洪亮吉所书。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又号更生居士,清江苏武进阳湖(今常州市)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及第,清代中叶著名学者、诗人与骈文家。洪深是洪亮吉嫡传第六世孙。
    洪深,号伯骏,字浅哉、潜斋,曾用名庄正平、肖振魁。笔名有乐水、Shen Hung等。父亲洪述祖为这位长子取名“深”,学名“洪达”,可见其期望之殷,取字浅哉、潜斋,除了故表谦逊,还有勉力追求学问功名之意。
    洪深的生母是张玉英,洪深有一妹(名不详)为同母所生。此外,洪深大弟洪济、小弟洪演、妹洪汾,皆为同父异母所出。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即农历庚子年),洪深7岁,开始发蒙,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教儿经》《童蒙须知》等。他每天除了读书背诵外,还有习字课,读完“四书”后,即读“五经”,接着开始学习作文。
    洪家请来私塾先生,不但教洪家的子女,也教下人。当时洪家的6个仆人,在空闲时都跟着主人家读书写字。
    富家子弟洪深作为家中长子,自然成了洪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宠溺的对象,因而从小就养成了率性而为的习惯。在学习上,私塾先生有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在家和私塾学习的日子对洪深来说确实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转眼到了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即农历丙午年),就是洪深13岁这一年,他随父亲自武进到上海,就读于法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教会学堂——徐汇公学。
    位于徐家汇的徐汇公学是上海开办最早的新式教会学校,由传教士南格禄于1850年创办,初名圣依纳爵公学。徐汇公学虽为教会学校,却并不强迫学生人教,但教内、教外学生混杂一处,再加上学校办学严谨、纪律严格,这对从小就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洪深来说确实难以忍受。
    到了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即农历丁未年),14岁的洪深经人介绍又转人洋务派官商常州籍人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读书,当时学名洪达,不过他只读了一学期即告退学。
    南洋公学中人才济济,后来的中国语言学泰斗赵元任就是其中之一,他与盛宣怀、洪深同乡。有趣的是,赵元任有一年在留美学生东部夏令会南洋同学聚会时做了一首诗,当面骂洪深“冒充”南洋学子,洪深辩解说自己确曾在南洋公学读过半年,那时“交通大学”名“南洋大学”,还说自己学名“洪达”,而号“伯骏”就是从这“洪达”(大约“洪”字与“南洋”相关——笔者注)两字来的。这大概是由于洪深在南洋公学读书只有短短一学期,赵元任对洪深的印象不大深刻的缘故吧。
    当时的南洋公学是仿效西式学制的新派学校。中国新剧的创始人李叔同和新剧活动家朱双云当时曾先后到南洋公学任教。自1899年起,徐汇公学、南洋公学便风行学生演剧。1900年,南洋公学曾演出时事新剧《六君子》《脱难记》《张文祥刺马》《经国美谈》和《义和团》等。在新剧运动的影响下,这两所学校逢年过节都要演剧,有声有色的戏剧舞台紧紧吸引着少年时期的洪深。耳濡目染下,洪深从少年时代就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7年,南洋公学、徐汇公学学生为水灾募捐,借上海李公祠联合义演古装新戏《冬青引》三天。演出引起了轰动,上海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洪深深深地迷上了这些戏剧,为此他常不惜违反校规,翻墙到校外看戏,导致考试多门功课不及格。也许,这就是洪深在南洋公学就读一学期就退学的主要原因。
    1911年(清宣统三年,即农历辛亥年)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一年。这一年,清帝退位,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告一段落。家国情仇,洪深的父亲洪述祖也卷入了这一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在1913年的宋教仁被刺案中受到牵连,于1919年4月被处死,这给洪深个人及整个家庭的不幸埋下了伏笔,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
    也是在1911年,18岁的洪深随父母迁居天津,进人天津铃铛阁府立中学读书。同班同学中有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新文学家傅斯年。
    在校期间,傅斯年聪明,学习刻苦努力,深得洪深敬佩。洪深年长傅斯年2岁,在生活中处处关心、爱护傅斯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从此成为一生的朋友。
    P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