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基根是享誉全球的战争史学者，当今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权威，大英帝国勋章（OBE）获得者，被评为“这个时代蕞杰出又博学的战争历史学家！”。
    本书讲述指挥官的抉择、战时的判断、战争思维，以及战术、部署和新武器带来的改变等问题上，具体分析了它们给海战演变带来的影响。

    本书的主题是——从风帆战列舰时代到潜艇的时代，人们究竟是怎么在海上作战的？
    在本书中，约翰·基根除了将“海上战争”的由来道出之外，还集中描写了四次关键性的海战：特拉法加海战、日德兰海战、中途岛海战和大西洋海战。他带我们直面这些战斗的核心，并提供了一个世纪以来海上战争的非凡全景，以及海战的演变过程。

    约翰·基根（John Keegan，1934—2012），享誉全球的战争史学者，战后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权威，被评为“我们时代最卓越、最博学的战争历史学家！”
    1934年生于伦敦，长期执教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家，之后担任《每日电讯报》防务主编。他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大英帝国勋章（OBE）获得者，凭借在“军事史领域的杰出贡献”，被授予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奖（Samuel Eliot Prize）。1994年诺曼底登陆50周年纪念日，他受比尔·克林顿邀请参观白宫；世纪之交，英国女王授予他千禧年百名荣誉人物勋章。
    基根专注于战争史研究，著有二十多部作品，读者对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期待，不下于哈利·波特迷对J.K.罗琳新书的期待。《战斗的面目》和《战争史》是基根的经典代表著作。《战斗的面目》出版于1976年，使他一举成名，成为桑赫斯特学院最引人关注的天才作家。《战争史》耗费基根40年心血，这部集大成之作获得1993年首届达夫?库珀奖（Duff Cooper Prize），被评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至今仍然雄踞在英美等国畅销榜的前列。

致谢名单
前言
第一章  特拉法尔加海战
  木制战舰的世界
  战略背景
  纳尔逊对决拿破仑
  纳尔逊与维尔纳夫的交锋
  大航海时代的海战
  特拉法尔加角之战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特拉法尔加海战之余波
第二章  日德兰海战
  木制战舰的衰落
  德国公海舰队“对决”英国皇家海军
  日德兰海战之前的局势
  装甲战舰的世界
  日德兰海战
  日德兰海战的得与失
  日德兰海战之余波
第三章  中途岛海战
  航空母舰的出现
  两国海军力量的对比
  中途岛之前的太平洋战争
  中途岛战役
  中途岛大海战
  对战争成本的计算
第四章  大西洋海战
  潜艇的出现
  邓尼茨和德军潜艇部队
  大西洋战役
  水下战争
  围剿HX229和SC122护航船队
  战斗的平衡
结论  空荡荡的海洋
术语解释

    海上战争
    本书的主题是——从风帆战列舰时代到潜艇的时代，人们究竟是怎么在海上作战的？这个主题我已酝酿多时——因为直到在我偶然成为了一名军事史学家之前，我其实一直想成为一名纯粹的海军史学家。不难解释这是为什么：我是一个英国人。没有一个英国人，或者说没有一个英伦三岛的人居住在距离海岸超过80英里（1英里约合1.6千米）的地方，而且我们这一代英国人都遭受过德军U艇艇群的严重威胁。事实上，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大西洋战役后，我们才勉强获得了赖以生存的补给。作为一个岛国的国民，我们距离大饥荒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因此永远不要忽视海权的重要性。关于海上力量的手工制品和纪念物与英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的干船坞内停泊至今的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战列舰（HMS Victory），是英国小学生争相参观的对象，跟美国的第一份宪法和法国的拿破仑墓具有相同的地位。在英国，纳尔逊纪念柱是首都伦敦交通要道旁的重要标志物，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胡德（Hood）、罗德尼（Rodney）、阿尔伯马尔（Albemarle）、杰维斯（Jervis）、科德林顿（Codrington）、安森（Anson）、布莱克（Blake）和科林伍德（Collingwood）的名字在城市、城镇甚至乡村的酒馆中随处可见，并得以与英国君主一样，成为一些名舰的舰名——甚至在英国国王中也有被称为“水手国王”的，比如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
    大多数英国人对于海军力量以及其保护下的海洋贸易都具有客观或主观的认识。例如，我的家庭相册里满是贸易用的双桅帆船和小帆船的照片。我的祖父是一个小地主的儿子，住在湍急的香农河岸边。19世纪90年代，他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曾经搭乘来自北威尔士港口的板岩运输船航行于爱尔兰西海岸（这些船只是由苏格兰西海岸和赫布里底群岛之间的岛屿贸易商制造的）。在当时，从约克郡（Yorkshire）和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港口，或者从东盎格鲁（East Anglian）的回水地带出发，满载谷物和干草的斯皮蒂斯泰尔（Spirtisail）驳船定期往返于梅德韦河（Medway）、泰晤士河（Thames）和伦敦河（London River）河口之间。
    即使是普通英国人也对海上贸易非常熟悉，年复一年，他们的生活都与各条狭窄运河的航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每年大量奔赴全世界的英国移民，以及英国通过无数次海战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很多战略要地，都需要强大的海军来保护。很多英国人的儿子、丈夫、叔叔和侄子都是戴着圆帽、穿着喇叭裤的水手——这是英国的世界遗产之一。事实上，在英国大多数家庭的家谱中，海员都占有一席之地。熟悉船只和航海的水手是英国的一笔宝贵财富。我本人曾两次亲身体验过“海上战争”。第一次是在1944年，我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多塞特港口的鱼雷艇，这艘鱼雷艇位于多艘无线电对抗船之间，它们都在准备与德军作战——当时正好是诺曼底登陆行动前几周的一个海军“开放日”。第二次我登上了一艘舰队扫雷舰（又称大型扫雷舰）——这艘船上的一位中尉与我家的关系很好，当时是1945年，即大西洋战役的最后阶段。这艘扫雷舰在一次清剿德国U艇的行动中遭到损坏后，正在伦敦的船坞内进行修理。在我的记忆中，我曾登上的这两艘军舰的船员都非常沉着和乐观。
    我对海战的印象在其他方面也得到了加强——那就是海战中所使用的各种机械，包括战舰的船壳、桅杆、帆桅杆、武器和其他仪器，我被它们的非凡、优雅和美丽所打动。比如，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的建造艺术就堪称世界风帆战舰的典范，足以打动每一个去造访它的人，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匀称，还因为它精致且富有古典美的细节——它的炮口上的半圆形炮口罩、支撑着它的二层甲板的多立克式圆柱、船头上的洛可可式雕刻、船尾走廊上的希腊复兴式柱廊，以及复杂且严谨的船帆索具（包括固定式和可移动式的）。“胜利”号是一件外形炫酷且足够致命的战争工具，但它同时也是一件美丽的器物，我们今天那些用木头或者钢铁建造的战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它的后代。
    在了解到战舰都是美丽外表与致命威力相结合的产物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探讨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要在海上作战呢？首先，人类不断造出如此精美复杂的战舰，不断提高航海技术，这看上去都是由水手与自然之间永恒斗争的本质所决定的。然而，从诸如船舶的缆绳、桅杆和索具的角度这类细微的地方来看，战舰却并非完全是造船者为对抗风和水的力量而心血来潮的产物。船舶是一种交通工具，其首要作用是把水手和乘客从一个地方安全带到另一个地方。而即使是在狭窄的水域里，航海的危险也足以引起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那么，为什么还要进行海战，而使人们面临被其他水手俘虏、沉船或战死的命运呢？
    的确，有一套深刻而有力的价值观念一直在阻碍海上战争的进行，其大致可以用“海上的伙伴关系”一词来概括。这意味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准则，即今天船上最好的水手可能明天就会被命运所抛弃，到时候，他的生命将完全依赖于一个路过的陌生人的帮助。这是每个水手都能一目了然的逻辑，所以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遵循着这个准则。但不幸的是，海上漂泊的船只之间“同舟共济”的准则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人类一夜暴富的欲望。从本质上讲，船只是一个资本密集的地方，它们本身是有价值的，而它们所携带的货物的价值可能还会更高。因此，只要有机会，攻击和夺取一艘船的诱惑就很容易让水手们抛弃因为面临共同风险而产生的惺惺相惜。当水手们克制不住自己的贪欲时，所谓的“海上作战”就诞生了。
    当“海上作战”这一概念出现之后，水手们的技战术很快就得到了加强（在陆地上的、成熟的战争制度的影响下）。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复杂的军事行动——包括指挥机制、战略估算和战术演练——肯定都起源于远距离贸易所带来的回报和机遇。在西方，“农作物灌溉协会”是第一个创造大量农业盈余以支持常备军的组织，也是第一个开始派遣长途远征队进行大宗商品贸易的组织——特别是金属和马匹——而这些商品都是他们在本国境内难以生产的。但是这样的探险总是需要在途中得到保护的——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的较原始的民族，很容易受到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所带来的货物的诱惑，而对其进行掠夺。此外，“农作物灌溉协会”自身也更倾向于去生产这些货物的地方抢劫，而不是老老实实地以物易物，这些突袭和远征就可以被视为一种陆地上的海盗行为。
    ……
    在发现敌人舰队时，如何立即与之战斗？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从一开始，海军将领们就很难确定使用何种队形来迎击敌人才是最合适的。几个世纪以来，交战双方的指挥官都相信，将船头对准敌军的战术是正确的。因此，虽然船只的真正火力位于两舷，但无论敌我两船是“并排行驶”，还是“面对面行驶”，指挥官都坚持要让船头对准敌方。1545年，亨利八世与法国人在莱德海岸附近进行的海战，以及1588年双方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进行的战斗都是这种战术思想下的产物。
    然而，到了17世纪，北欧的海军将领们，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海军将领们，已经意识到了舷侧火力才是取胜的关键，他们以所谓“T形”阵位，即以侧舷迎击敌军船头的方式来解决战斗。此时，海战的结果往往是非常血腥的，很少有船只在这样的遭遇战中沉没，因为木船除非着火，否则几乎不会被实心炮弹击沉。但是实心炮弹的射击会造成船员的严重伤亡，只要船只之间的距离靠得够近，实心炮弹就可以轻易造成人员伤亡。自然，在17世纪英荷两军舰队的激烈炮战中，感到伤亡人数不断攀升的海军将领会主动撤离战场。而风帆战舰所处的特殊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逃跑机会。因为攻击舰队顺风航行是为了与敌人交战，而通常造成对方严重伤亡的也正是攻击舰队，所以当战斗变得太过激烈时，防御舰队就自动保留了顺风航行、逃离战场的选项——他们通常都是这么做的。
    这就造成了在木制帆船时代，几乎所有伟大的海上战役都是没有最终结果的。与敌人战斗并取胜的风帆战舰的指挥官们——其中大多数是英国人——实际上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胜利者。直到铁甲蒸汽战舰的到来，毁灭的幽灵才会降临到一位犯下严重错误的海军将领所指挥的舰队身上。而在铁甲战舰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二战时美日之间爆发的中途岛海战，以及之后的太平洋战争——这样的毁灭就一再发生了。一战期间，英德之间的日德兰海战既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规模最大的舰队决战，也是一场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战争。因为双方指挥官头脑中对于如何指挥这样庞大的舰队来取得最终胜利还是没有确切的想法，而且他们也从未对此进行过演练。此外，对潜艇的恐惧，使这两个国家的指挥官都放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潜艇是一种革命性的战争工具，在日德兰海战爆发25年后的大西洋战役中，德军u艇对英国的海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从16世纪舰炮出现直到20世纪舰载机和潜射鱼雷取代舰炮，“战术僵局”一直被认为是海战中大多数行动的决定性因素。
    考虑到大自然的强大力量，还有水手们在海面上航行时不得不与之斗争的、不可逾越的超远距离，或许我们就更能理解海战的不确定性了。在海上战争的初期，令人担心的并非是一艘船能不能打败另一艘船，而是这两艘船该如何完好无损地抵达目的地，并在冲突的地点投入战斗。然而，到了风帆战舰时代的末期，海军将领们终于开始以某种类似于常态的方式发现、攻击并打败敌人了。三位英国海军上将——1782年“圣徒之战”中的罗德尼、1794年“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中的豪勋爵、1797年英荷海战中的亚当·邓肯——向我们展现了帆船之间该如何进行决战。而第四位英国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则将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证明只有勇敢无畏的指挥官才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甚至在二战结束之前很久，潜艇和航空母舰就已经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在这两种武器中，航空母舰的崛起更为引人注目。
    我们可以对参战各国海军的航母进行一下对比：苏联没有建造任何航母；德国和法国分别下水了1艘航母——“齐柏林伯爵”（Graf Zeppelin）号和“贝亚恩”（Bearn）号，但这两艘航母都没有真正完成；英国拥有7艘舰队航母，s艘轻型航母和38艘护航航母，还有20艘舰队航母或轻型航母正在建造中；日本原来拥有13艘舰队航母和8艘轻型航母，但战争结束时分别只剩下2艘还漂浮在海面上，其余全部沉没；美国在战争开始时拥有7艘航母，在1945年8月共装备了20艘舰队航母，8艘轻型舰队航母，71艘护航航母，它们的甲板总共可以为将近4000架不同类型的舰载飞机提供起降空间，包括战斗机、鱼雷机、轰炸机、反潜机和侦察机等。
    由于英国航母的预计作战区域都是一些封闭海域，受敌人陆基轰炸／攻击机的威胁较大，因此多采用装甲飞行甲板的设计，它们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为盟军提供了强大的海空力量。不过，归根结底还是由美国海军航母特混舰队（即大量驱逐舰和巡洋舰围绕着1艘、2艘或3艘航母集结所形成的编队）彻底击败的日本海军。在1944年的菲律宾海和莱特湾战役中，日本海军的攻击部队已经被彻底摧毁。此后，在1945年，为了抵御美军航母特混舰队对硫磺岛和冲绳岛的进攻，日本人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残酷战术，他们集结了一波又一波由敢死队员驾驶的自杀式飞机——实际上就是有人驾驶的飞行炸弹。在冲绳战役中，共有1900架神风特攻飞机飞向目标，其中约有250架突破了防空屏障，美军有25艘舰船被击沉，150艘船只受损——包括4艘航空母舰和2艘战列舰。尽管如此，自杀式攻击并不能阻止美军航母战斗群的犀利进攻，强大的海上力量不仅确保美军攻克了任何一座日军据守的岛屿要塞，甚至还允许他们使用舰载机直接攻击日本本土——为摧毁日本神风特攻飞机的基地，美国海军对日本本土的海军设施进行一系列迅猛打击。 美国航母战斗群在海上的威风甚至盖过了战列舰部队。这些巨大的“浮动机场”在广阔的太平洋逆风航行，时速高达25节，一次可以起降100架飞机，它们被巡洋舰、驱逐舰和防空屏障上的雷达哨舰所包围，姿态优雅并充满力量，给所有亲眼看见它们的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毫无疑问，航空母舰是争夺制海权最有力的工具，所有其他水面舰艇都无法望其项背，它们不但具有很强的防御力，还可以随时对数百千米以外的目标发动攻击。 然而，日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航空母舰。在日本战争领导人东条英机看来，潜艇同样在美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统计数字证实了他的分析。美军潜艇不仅摧毁了三分之一的日军舰队——包括其最后2艘航空母舰，还摧毁了日本三分之一的商船队。战争初期，日本拥有的商船的总吨位为600万吨，到1944年底，尽管他们缴获了80万吨，并新建了330万吨，但商船的总吨位还是已经降至250万吨了。八个月后，这一数字更是降低到了180万吨，而且都是一些内海船队的小船。这种迟来的破坏主要是由美国潜艇造成的，到1945年中期，美军潜艇已经在日本海肆无忌惮地活动了，令日本列岛之间的大部分海上交通中断。自二战开始以来，日本有2000多艘商船被击沉，其中有60％是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所击沉的。 简而言之，邓尼茨在大西洋所做的努力是失败的，但美军潜艇在太平洋上却取得了成功。他们的潜艇严重损害了敌人的经济，并使其陷入了瘫痪。日本是一个极度依赖海运进口工业原材料和生活资料的国家，甚至比英国更甚。它的人口比英国多，但它的农产品比英国少，国内燃料和基本矿物产品也比英国少。1941年，日本以美国威胁其石油和金属进口作为了发动战争的理由，到了1945年，美国真的已经封锁了这些必需品的供应，这就确保了：即使日本人不接受战败的现实（和原子弹带来的毁灭），那么用不了多久，他们也将放弃继续战争的打算。 摧毁日本海上交通的美军潜艇在性能上比邓尼茨在大西洋战役中使用的潜艇要好，它们在水面上的速度更快，而且体积更大，搭载鱼雷的数量更多并具有更远的巡航距离。此外，美国人并不寻求通过陆地上的无线电指令来指挥海上潜艇的行动，从而使敌人没有机会通过拦截加密讯息来锁定和攻击它们，但这些优势并不具有决定性，实际上，1945年的美国潜艇与1941时差别不大。潜艇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潜水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潜入水中，但是，作为一种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舰艇，它在水面上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当潜艇在深海中“隐身”的时候，它也失去了绝大部分的速度和耐力。 1945年，如果找一位专家来进行预测的话，他很可能会认为潜艇的发展潜力要远远小于航空母舰。诚然，德国研制出了“瓦尔特”潜艇，由于它装有封闭式的过氧化氢燃料系统，有希望在水下长时间巡航，并能在短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水下速度。但直到二战结束，也没有一艘瓦尔特潜艇进入实战状态，现有实验模型的尺寸也都很小。使用通气管的潜艇也能在水下以比电动机更快的速度行驶。但是，通气管也会造成艇内压力的骤然变化，会令艇员们感到很不舒服，这极大地限制了潜艇的水下续航能力，而即便使用通气管，潜艇的巡航距离仍然由燃油容量所决定。此外，潜艇的攻击力仍然取决于它们所用的鱼雷，而当时最好的鱼雷，例如威力强、速度快的日本“长矛”鱼雷，也存在着射程短、精度差的问题。 相比之下，在短时间内，航空母舰就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第一艘“超级航母”“福雷斯特尔”（Forrestal）号于1954年下水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舰，排水量达86000吨，远远超过了1942年的“中途岛”级（排水量55000吨，已经是公认的“庞然大物”了），而就在20多年前的1931年，美国建造的第一艘专用航空母舰——“突击者”（Rangr）号的排水量才只有14500吨。“福雷斯特尔”级航母所搭载飞机的数量比“中途岛”级要少，但它可以搭载喷气式战机，其性能几乎与陆基飞机不相伯仲，而且能投送核武器。事实上，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于1951年装备了第一架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飞机。随着超级航母的下水，美国海军终于将自己置于国家战略体系的最前沿。超级航母（被部署在地中海和西太平洋地区）装备的“野人”（Savage）、“空中战士”（Skywarrior）和“民兵团员”（Vigilante）系列高空轰炸机，与战略空军司令部相辅相成，令苏联陷入到随时遭受核打击的危险当中。1958年，随着第一艘核动力航母——新“企业”（Enterprise）号的下水，苏联遭受核打击的风险被骤然放到了最大。“企业”号如果在航行途中补充了物资和航空燃料，理论上就可以无限期地在海上航行，它可以利用自己的机动性来躲避敌人的空中打击，并由护航编队来击败任何偶然遭遇的敌人。 …… 尽管“预测”是所有战略分析手段中风险最大的一种，但我必须指出，就本质而言，潜艇拥趸的预测要更有说服力一些。只有潜艇才能在海上占有完全的主动权和充分的行动自由。航空母舰，不论其行动方案是什么——在远海水域作战或是在近岸进行两栖作战，都将面临着比潜艇更大的威胁。尤其是，如果航母在海岸附近作战，那它就不仅面临着敌方舰载机的威胁，陆基飞机、陆基导弹和潜艇本身都可以成为它的劲敌。在福克兰群岛战役中，只有两个因素对英军航母构成了最大威胁——分别是阿根廷的陆基飞机和陆基导弹。两者所造成的损失，已经严重削弱了英军航母战斗群的护航屏障；如果阿根廷人能够部署航空母舰或潜艇（或者兼而有之）对特遣部队展开有效的进攻的话，那么英军就一定会被迫撤退。 相比之下，英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只是自行其是，就击沉了阿根廷海军吨位最大的传统水面舰艇，并将其航空母舰和整个护航舰队耻辱地赶回了港口，在这个过程中，英军核潜艇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有效的反击。阿根廷海军的反潜能力很弱，但这并不意味着从这次战斗中得出的结论是无效的。如果两支舰队的舰种相同，数量相等，那么英国皇家海军无疑将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在南大西洋的冒险行动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灾难。届时，英国皇家海军除了遭受在福克兰战役中真实发生的损失之外，还要再加上敌人核潜艇所造成的损失，而这是很难避免的。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潜艇作为海上最强大武器的时代已经来临。它们已经是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终极核威慑的工具了，当它们从海底无情地环绕着敌人的海岸线行进时，敌人的城市、工业和人口统统都会陷入极度的危险之中。此外，它们现在还是终极主力舰，可以摧毁任何进入自己攻击半径的水面舰队。500年前，在驾驶帆船的先驱们冒险进入大海之前，海洋是一片空荡荡的地方，是世界上唯一一块人类没有向彼此部署军事力量的地方。在未来的战争中，海洋很可能会再次出现空荡荡的景象，所有的商船和海军舰艇（它们一直在努力保护前者免受敌人的伤害）都会消失无踪。然而，海面上的这种空虚的景象并不真实，在海洋深处，由大大小小的潜艇所组成的新的水下舰队，将延续前辈的步伐，继续争夺海上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