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书力求规避在那些关于航空旅行的文章、帖子、推特里常见的牢骚、滥调与建议，转而设想一种关于时差的新语言，一种关于如何与当代旅行及其带来的疲乏感共同生存（或发起反抗）的暂时的哲学：时差作为生活方式，尽管听上去也许不可思议。时差是一种视角，而不只是一种处境。时差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的批判性视点。它在字面及比喻的意义上指称了这个我们往往身处的、瞬息万变的、过渡性的时空。不仅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如此，在技术、文化、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的意义上也是如此。时差是人类学家凯瑟琳·斯图尔特所说的“普通的情感”——一种社会经验与公众感受，尽管它捉摸不定并位于时空的间隙，而且我们遭遇时差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时差是一个文化性的时刻。的确，如果幸运的话，这本书试图通过出人意料的联系、时空的跨越、黑暗主题与富有启发的洞见、或许再加上偶尔的停滞不前，使读者迷失方向，由此在形式与实质上召唤出时差的精神，目的皆在于抵达一种新的视角。这本书认真对待时差。

内容提要

  

    时差到底是什么？以及更重要的，我们如何与时差共存？时差是短暂的，它来自于人体内生物钟与飞行所带来的跨时区后果的直接抵触。然而，从文化的角度，时差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时间、科技以及人自身的关联。从时差上我们可窥见全球化的一斑，时差反应是我们生活的加速世界的缩影，它使全球化的速度和不适在个人层面上变得切实可见。

    克里斯托弗·J·李，美国拉法耶特学院历史学副教授。已出版四本著作，喜欢外出旅行。

导言：作为世界语的时差
1 浪漫的机器
2 巴别钟
3 昼夜节律与蓝调
4 上有天堂
结语：作为生活方式的时差
致谢
插图列表
注释
索引

前言

  

    作为世界语的时差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
    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
    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
    假若全部时间永远存在
    全部时间就再也都无法挽回。
    ——T.S.艾略特《烧毁的诺顿》
    T.S.艾略特（T.S.Eliot）的上述诗句捕捉到了“现代”的某种本质意涵。现代生活——或者借用艾略特的同代人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说法，“时代” ——是被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所界定的。二者密不可分。想想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或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那些经典小说吧，滴答作响的时钟使那些像寻常时日一样平淡、复杂、枝节丛生的叙事有了脉搏。
    或者，在另一层面上，想想“现代性”这一划时代的观念本身——这是一个历史时段，通常被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法国、美国以及往往被忽略的海地的政治革命。这些革命都追求一种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世俗民主政体。虽然这些国家和其他各地为了完全实现这些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上述革命承诺了一种前景，即彻底打破以往围绕某位君主及其个人的终身统治所建立的政治形式。大众民主制通过引入选举周期、任期年限以及类似的政治历法，为其自身的主权时间制定了惯例。艾略特的诗句并未涉及这些历史细节，但类似地展现了关于时间的现代意识，包括过去、现代、未来作为现代意识的构成性元素，以及三者如何在界定时间的过程中共存与互动，现代意识的内在差异，还有它的反复与延续。简而言之，现代意味着理解时间是什么。
    时差是这幅广阔的历史图景的一部分。时差——无数空中旅客每天体验到的身处两地的朦胧感受——有着复杂的起源和模糊的轮廓，也是一种非自然的加速运转所产生的境况。它也在根本上关乎时间。这些带来无限可能的飞机显然是现代的，而且时差自身也有着典型的现代性。艾略特的《烧毁的诺顿》最早出版于1936年——也是《摩登时代》上映的年份——后来被收录在《四个四重奏》（1943）里。
    当然，艾略特写作时并未想到时差。就像致幻剂和披头士乐队一样，时差现象在1960年代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尽管不如前两者那样声势浩大。正如这些拓展了社会语汇的时代潮流，时差标志着流行文化的一大转折，即商业乘机旅行成为了全球性的现象。然而，艾略特的诗句与时差体验出奇地相似。在一场从纽约到伦敦、跨越大西洋的飞行过后，人们会觉得自己进入了未来的时间，同时却也身处于萦回不去的过去时间。经历了加压舱的催眠效应以及太早亮起的刺眼阳光，时差所属的现在时间，可以同时体现过去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令人仓皇失措。从地球东边往西飞则恰好相反——未来的时间被纳入了过去的时间。阿斯匹林、冥想音乐、烈酒都无济于事，经历一场长途飞行——无论往东还是往西——后往往都无法恢复对时间的感知。
    鉴于以上原因，我认为艾略特捕捉到了时差的那种疲倦不堪、却惊人地充满形而上意蕴的特质，这也是这本书试图探索的主题，即我们与时间的关系中存在的生理与哲学双重意义上的不适感。“时差”（jet lag）本身是一个混成词，结合了“喷气机阶层”（jet set） 与“时间间隔”（time lag）两个短语，因而带有文化和科学层面的双重含义。我在本书开头征引《烧毁的诺顿》，提示了尽管时差是一种相对晚近的感受，它仍有许多可追溯的历史，不仅包括政治与文化的历史，还有哲学与政治的历史。这些历史要早于水瓶座纪元（the Age of Aquarius） 期间对时差症状的第一例诊断。的确，无论这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时差在一定意义上总是与我们形影不离。它在现代有其特定的历史。但时差那种流离失所、疲惫、不适的特质，触及到了人类境遇的更深主题——我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与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时间流逝之间的关系。文学新闻家 、永远在路上的旅行者皮克·耶尔（Pico Iyer）曾经写道，时差是“长途旅行中的一个重要却不值一提的方面，好像对其缄口不谈就有助于摆脱它一样。但当我们真的谈起它时能够揭示什么？当我们思考时差，哪些经验、感受、轶闻、庸见、哲理将得以涌现？这些问题是本书的关切所在。
    时差也提供了思考全球史的另类途径——将全球史看作情绪的历史，生理反应的历史。时差代表了对当代全球化的感受。这篇导言的题目取自堂·德里罗（Don DeLillo）的小说《毛二世》，强调时差的那些可谓出人意料、不合时宜的起源，以及它的世俗性（worldliness）与纷繁的航行轨迹。时差有着奇特的普遍性，就像世界语（Esperanto）一样，既被广泛认可却又被广泛忽略。尽管如此，时差已经成为了许多关于健康和旅行的写作中日益流行的主题——从WebMD 到赫芬顿邮报，再到开设了名为“倒时差”（Jet Lagged）的旅行博客的《纽约时报》。
    一种杂糅的新闻文体正在浮现，包括关于医疗健康的建议、技术解释、对航空产业最新趋势的报导，以便缩小日趋垄断的航空产业与日益扩大的消费者群体之间（二者经常发生冲突）的信息差距。航空飞行员帕崔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的沙龙网（Salon.com）专栏“问飞行员吧”（Ask the Pilot）是这种新式评论的最佳范例。他的专栏曾经无所不包，从大气湍流到宠物被货运时的体验，再到商用喷气机飞机是否可能被肩射导弹打落，还有很多严肃或更稀奇古怪的问题。这本书没有那么实用。当我们在谈论时差时，我们谈论的是具体的应对与恢复，而非文化再现与意义。我们忽略了时差告诉我们如何生活。用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话说，我们没有把时差看作隐喻。
    这本书则相反。它力求规避在那些关于航空旅行的文章、帖子、推特里常见的牢骚、滥调与建议，转而设想一种关于时差的新语言，一种关于如何与当代旅行及其带来的疲乏感共同生存（或发起反抗）的暂时的哲学（provisional philosophy）：时差作为生活方式，尽管听上去也许不可思议。时差是一种视角，而不只是一种处境。时差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的批判性视点。它在字面及比喻的意义上指称了这个我们往往身处的、瞬息万变的、过渡性的时空。不仅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如此，在技术、文化、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的意义上也是如此。时差是人类学家凯瑟琳·斯图尔特（Kathleen Stewart）所说的“普通的情感”（ordinary affect）——一种社会经验与公众感受，尽管它捉摸不定并位于时空的间隙，而且我们遭遇时差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时差是一个文化性的时刻。的确，如果幸运的话，这本书试图通过出人意料的联系、时空的跨越、黑暗主题与富有启发的洞见、或许再加上偶尔的停滞不前，使读者迷失方向，由此在形式与实质上召唤出时差的精神，目的皆在于抵达一种新的视角。这本书认真对待时差。
    追忆（以及重拾）似水年华
    但为什么现在要谈时差？是什么让时差成为了一个物（object）？尽管它被贬抑为一种需要勉强忍受、迅速克服的东西，时差仍有故事可说。或者说，它有许多故事可说——关于全球化、时间与计时、我们对技术的痴迷（却也是致命的依赖）、现代生活的加速、我们自身的生理限制。时差值得仔细考量，尽管听起来不合直觉而且毫无吸引力。时差尤其标志了人类通过技术征服时间的不懈努力的一个顶点，无论这看起来是多么稀松平常。时差是无止境创新的切身代价。它很好地体现了批评家劳伦·勃朗特（Lauren Berlant）对“残酷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的界定。用她的话来说，残酷的乐观主义是一种对“受限的可能性条件”（compromised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的依附，“其实现要么是全无可能的、纯粹的幻想，要不就是过于可能的、有害的”。现代航空拥有这些迥异的特征，既展现了在几小时之间跨越时空的迅捷，又展现了我们当下技术能力在时间与生理层面的明显局限。残酷乐观主义与简单的失望与退缩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尽管掌握了许多知识，却一直抱有那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这种对潜在幻灭的执著坚守，具体到航空旅行而言，我们全天候的快节奏生存限制了我们拒绝飞行的能力。我们看起来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已成既定事实的疲惫旅行，以及避无可避的航班延误、狭窄座椅和其他形式的湍流。
    时差象征了现代旅行的美好承诺及其破灭。通过持续的创新，航空公司承诺了速度与效率。但他们也不断暴露自身的不完美，包括官僚作风、经济上的不足，还有无法提供舒适的体验。在更深的意义上，时差反映了我们最古老的梦想之一，以及我们对实现这一梦想的无能为力：时光旅行。很多人飞行只是为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们想到的更多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跨过时间——不仅仅是飞往某个遥远地点所需的旅行时间——不是我们有意识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尽管如此，时差彰显了对时光旅行的渴望，无论是朝向未来还是朝向过去。在这个意义上，它指向了这种旅行所带来的生理与心理上的噩梦。
    航空技术带来的高速率，以及在时间的维度上将世界测绘为诸多时区，使这种科幻小说式的体验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尽管今天的商业旅行完全不同于H.G.威尔斯（H.G.Wells） 《时间机器》（1895）或特里·吉列姆（Terry Gilliam）的《时光大盗》（1981）里的奇思妙想，我们肉体的自然反应使得这一幻想的实现（无论以多么平凡的方式）远远不及我们此前的想象。
    的确，尽管时光旅行是现代文学和电影里的常见主题，时差却一向被忽视。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影响深远的短片《堤》（1962）——后来被吉列姆翻拍并扩展为《十二猴子》（1994）——有一部分发生在巴黎的奥利机场，并以时光旅行作为关键的情节设置。但令人心痒的是时差的缺席。小说家堂·德里罗、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用时差来营造一种风格，尽管主要还是用作一种暂时的情节背景——一种全球化所彰显的、象征着迷失与倦怠的生理效应。皮克·耶尔——大概是时差的桂冠诗人（抱歉了，艾略特）——如前文所引，对时差投以更多关注，详细叙述了时差更广阔的寓言性维度（allegorical dimensions）。在他那本厌世的千禧年游记《地球灵魂》（2000）中，耶尔引述了艾米斯并写到了后冷战世界的常见境遇可以被概括为“时差，炮弹休克，范式转换”。不同于《回到未来》（1985）里心血来潮的时光旅行或者《终结者》（1984）里世界末日的时光旅行（这部电影把机器的未来置于一个末世的、弥赛亚式救赎的时间框架里），时差呈现了穿梭于现实时间的不快。它揭示了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狂热事态之下令人疲惫的基底。时光旅行在传统意义上是关于修复的。时差则关于失修（disrepair）。它反映了时光旅行的一种低阶版本。时差是失去了魅力的时光旅行。
    这种残酷乐观主义（或者用一个过时的词来说，狂妄）的处境使我们回到了一系列关于何谓人类的基本问题：不仅是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还有我们根深蒂固的旅行习性、睡眠与清醒的日夜循环、阳光与星光的天体影响、以及时间怎样统治我们的生活——任何其他东西对生活的影响都无法与时间相提并论。我们必须考人类的行为与生理构造。作为社会与文化经验的时差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地方，关系到以下问题的核心：人们的技术野心在何种程度上能与人类的生理机能相协调。当然，从希腊罗马的伊卡洛斯传说 到1986年的“挑战者”号太空梭灾难 ，人类飞天的梦想时刻面对着它所导致的悲惨后果。时差是一个更普通的例子，能够在这个谜题上为我们带来教益。
    因此，时差是这世界上的一个物（thing）。它不仅仅是一个随时间流逝的糟糕幻梦（fantasy-cum-bad dream），而是一种有着科学、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价值的现象。具体而言，我认为它是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准-物体”（quasi-object）——介于主体（社会）与客体（自然）之间的一个杂糅形式，位于他（不无夸张地）命名的“物的议会”（The Parliament of Things）之列。拉图尔的议程围绕着学术分类的局限性，以及现代的分类方法如何错误地再现了知识生产乃至整个世界。在时差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着自然与社会的双重特性。它可以在医学上被界定为一个人由于高速的航空旅行所经历的内在生物钟与周遭时间的暂时脱节。但它也可以在社会的意义上被理解和描述为整个运转不止的世界经济（我们作为仲裁者、消费者、旅行者参与这个经济体）中的一个隐形的常态。时差就像是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感受。
    更进一步说，时差是许多医学院校的科学研究课题，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安防议题，也是设计飞机的经济诱因。时差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体，但它保留着物体般（object-like）的特点。你不能把时差拿在手上，但你可以感觉到它。你不能看见时差，但它确实存在，甚至有自己的形状。你不能把时差商品化然后卖掉它，但豪华躺椅以及其他舒适的机上用品，已经将时差转化为货币并从中盈利。时差甚至产生了一种政治。心理学家可能会说“战斗或逃跑”（fight-or-flight），但现在却是“飞行并战斗”（flight-and fight） ：舱位制造了一个临时的空中阶级结构。文学批评家比尔·布朗（Bill Brown）曾经提出，日常物件并非没有生命，而是定义了我们的生活——用他的话说，它们使我们能“创造意义，创造或重造自我，整理我们的焦虑与情感，升华我们的恐惧并塑造我们的幻想”。8这个观点在很多情况下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比如一个中年人买了一辆闪亮的跑车。然而，学者们延伸了这个视角，声称物体不只是任由人类支配的工具，而是能够主动地引导、影响人类行为。这种诠释方法被称为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9物不再是它们曾所是的东西。
    ……
    很多人认为时差已经失去了光芒，尤其在2001年9月11日以来关于恐怖主义的持续恐慌下。在更日常的意义上，航空公司的财政紧缩表现为行李收费、狭窄座椅、不提供餐食的航班，使航空旅行失去了它曾有的些许浪漫气息。然而，现代航空业除了这些世俗的物质考量之外，还是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时差远远不止是一种短暂的生理不适——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经假想的那样，“一种内在的摧毁，一种不自然的骚动”。本书考察这种形式的次-现代性（infra-modernity）——它是关于当下与非当下的历史。就像旅行本身一样，时差如果得到了适当的理解，可以把一整个潜藏的世界带到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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