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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传(精)

  • 定价: ¥68
  • ISBN:9787101147308
  • 开 本:32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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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中华书局
  • 页数: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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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万历帝十岁登极,少年天子励精图治,与张居正联手打造万历盛世。张居正死后,却对其抄家清算,掀起数十年党争。其后二十几年不上朝,被大臣痛批“酒色财气”。运筹“万历三大征”,战果辉煌,最后岁月却为辽东战事所困。在位四十八年,一生分为黑白分明的两段,心灵在成长中蜕变。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压抑、偏执与报复?他的人性弱点为他的王朝带来了哪些厄运?
    《万历传(精)》就是讲述万历帝的故事。

内容提要

  

    古代帝王操控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自己何尝不被“高处不胜寒”的身份操控?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从普通人性的视角,以专业的史学修养与生动的文学叙事,真实再现了万历帝和他的朝代。

媒体推荐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黄仁字《万历十五年》
    他(万历帝)做了几十年皂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
    ——钱穆
    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孟森

作者简介

    樊树志,1937年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代表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年)、《国史十六讲》(2006年)、《明朝大人物》(2011年)、《明史讲稿》(2012年)、《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年)。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十岁登极的小皇帝
  一、短暂的皇太子生涯
  二、十岁登极的小皇帝
  三、冯保与高拱斗法:顾命大臣内讧
  四、王大臣案——内讧的延续
  五、小皇帝视朝
  六、日讲与经筵
第二章  万历新政的展开
  一、“元辅张先生”
  二、万历新政的展开
  三、击退逆流
  四、捍卫新政的非常措施
  五、新政的深化
第三章  大婚
  一、大婚
  二、张居正归葬
  三、耕藉礼与谒陵礼
第四章  亲操政柄
  一、张居正之死
  二、斥逐冯保
  三、亲操政柄
  四、刘台的平反
  五、辽王案与查抄张府
  六、并非庸主
  七、万历三大征
第五章  宫闱生活
  一、宫闱生活
  二、酒、色、财、气
  三、册立东宫之争
  四、“三王并封”之议
第六章  皇太子常洛
  一、皇太子常洛
  二、妖书案
  三、梃击案的前前后后
  四、福王常洵
第七章  怠于临朝
  一、怠于临朝
  二、矿税太监横行
  三、辽东战事吃紧
  四、最后的岁月
  五、驾崩后的政治闹剧:红丸案与移宫案
第八章  地下宫殿——定陵
  一、寿宫的营建
  二、地下宫殿——定陵
  三、定陵的发掘

“中华版”后记

前言

  

    历史著作的不景气,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感慨。然而,历史人物传记却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这种充满矛盾的现象表明,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热情并未衰退,甚至恰恰相反,存在着巨大的潜在能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仅仅注视眼前方寸之地,更着眼于未来,而历史的回顾,有助于人们理解现实,展望未来。人们要求于历史学家的是,必须雅俗共赏,以引人入胜的手法表述历史,把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生动而形象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切忌高头讲章式的、经院学究式的八股文章。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话于偏激之中蕴含着一种颠扑不破的哲理。任何历史作品,都是当代人以当代意识写出来给当代人看的。再现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而且再现的视角、方法,由于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不同也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题材,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笔下,也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历史学家所要阐明的思想,强调的侧重点,给予读者的启示,势必有所不同。然而,历史还是历史。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帝王被神圣化,号称真龙天子。御用文人们又给他们涂上光怪陆离的油彩,罩上神秘莫测、令人眩目的光环。于是,帝王便成了神坛上的偶像。对于老百姓而言,“天高皇帝远”,仰头望去,只见一片混沌迷离,难识庐山真面目。这就给撰写帝王传记增添了难度。近几十年来,把帝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这使得人们对他们的研究与了解,反倒比前辈更生疏了。在人们脑海中的帝王,几乎都是一幅幅脸谱化的漫画,都是一副副骷髅般的骨架,毫无个性可言。诚然,帝王是一种制度或一个时代的象征,但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帝王传记,既不能神圣化,也不能脸谱化,而要还他一个凡人的本来面目。我写这本书,试图把万历皇帝这个人的真实而全面的形象,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并且透过万历皇帝这个人,复原一幕幕早已逝去了的历史场景。要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历史加以复原,谈何容易!一位西方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对于历史长河而言,何尝不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复原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为此,必须博览群书,做到言必有据,虽然不能说无一字无来处,但至少要做到书中所有的人和事,所有的情节、对话,都有根有据,有案可查。这大概是历史传记和文学传记的区别所在吧。一言以蔽之,真实性压倒一切。它与虚构、杜撰、想象之类无缘。历史传记要写得生动活泼,向文学传记借鉴一些方法是可取的,但一切都必须在保持真实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否则就不成其为历史了。
    人们阅读帝王传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那个专制时代神秘而森严的宫廷。在这个狭小而又无限的天地中,帝王有时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操纵、玩弄芸芸众生的命运,演化、改变时代前进的步伐。人们不一定对这一时代发生的一切事件感兴趣,却有理由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帝王的政治色彩、权力欲望、个人素质以及宫闱生活,帝王的内廷与外朝大臣的微妙关系,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活动。而这恰恰是一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著作所难以做到的。帝王传记的魅力就在于,以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微观研究着手,反映出宏观的视野,给读者以深沉的历史启示。因此帝王传记切忌写成某个帝王在位时期的断代史,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无所不包的历史切片。否则,传主就将被淹没于历史的汪洋大海中,帝王传记也就丧失其存在价值了。
    本书的传主明神宗朱翊钧,人们习惯于用他的年号称他为万历皇帝。他是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既没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事迹,又因他的后半生疾病缠身,长期难于视朝,导致颇多非议。如果据此断定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是一个昏君,那也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了。其实,他在位的万历一朝四十八年,在明代历史上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辉煌的一段,令世人瞩目:经济迅猛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文蔚起,能人辈出。仅就这一点看,万历皇帝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对万历皇帝进行深入研究,便会发现许多难解之谜。在他即位的第十一年,对之前尊崇备至、言听计从的顾命大臣内阁元辅张居正,以及另一名顾命大臣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居然一下子翻脸,不但政治上予以否定,而且抄了他们的家。这是为什么?他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独断专行,到了晚年却怠于临朝。这又是为什么?他本人是宫女所生,却瞧不起宫女所生的长子,迟迟不愿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又是为什么?他的臣下直言不讳地批评他迷恋于酒、色、财、气。这种个人的秉性素质,对于一个皇帝有什么影响?这些都值得细细地加以讨论。本书除了常规分析之外,还仰赖了心理分析。把心理分析用于历史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几乎成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时髦风尚,人们甚至称此为心理历史学。现在回过头去审视,这种时髦的全盛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但它毕竟给历史学家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借助心理学来扩大历史解释的范围和途径。美国历史学家奥托·弗兰茨对俾斯麦的心理分析便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例子。我在写作本书时,借鉴了这种方法,尝试对万历皇帝作些心理分析,把他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力图对一系列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史无定法,历史传记的写法是多样化的:有的重思辨,有的重实证;有的以生动取胜,有的以严谨见长;有的是年谱式的,有的是叙事式的。我则倾向于以白描的笔法,把传主的形象立体化地再现出来,至于功过是非,全可由读者去评判。在我看来,既然是传记,就应该尽量客观地把传主介绍给读者,避免把空洞的说教强加于人。本书的谋篇布局颇费心思,在不太长的篇幅中,要把传主五十多年的生涯再现出来,是相当难的。这就需要由作者加以剪裁取舍,把作者认为最值得写、最应该写的东西写出来,把一些重要而精彩的场景细腻地展现出来。这要比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好得多。
    关于书名,我要作一点说明。本拟题作《明神宗传》,但他毕竟不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那样声名显赫,人们会感到陌生;如果直呼其名,题写为《朱翊钧传》,就像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那样,人们会感到更加陌生,不知其何许人也。因此,采用《万历传》。

后记

  

    涉足史坛三十年,酷爱明清史,有所著述,多偏重于社会经济方面。间或写点人物传记或评论,不过是些短小的篇什,从无写长篇历史传记的奢望。大约是1990年吧,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部万历皇帝的传记。坦率地说,要写好这部传记,不是一件易事。最使我畏难的是,关于万历皇帝的资料实在太多,除了洋洋洒洒五百九十六卷的《明神宗实录》以外,还有《万历起居注》《万历邸钞》《万历疏钞》《万历会计录》《万历武功录》《定陵注略》《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以及《明史》《明会典》之类,都是篇幅庞大的巨著,还得兼顾文集、野史、笔记、方志,简直让人有一种无法穷尽的感觉。如果要做一点案头准备工作,花上三年五载时间也不会嫌多。
    出版社方面希望能够早日交稿,而我当时正客串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个科研项目撰稿。这样一来,我从阅读、摘抄资料到起草、修改、定稿,始终是紧张而匆忙的。我曾多次在信中和本书责任编辑张维训先生谈起,这期问每天都有一种负重远行的感觉。
    严格说来,这是一个急就篇。不过我还是精心结撰,从构思到谋篇布局,都煞费了一番苦心,力图使内行认为值得一看,也使外行有兴趣看下去。现在看来,似乎雅得有余而俗得不足。历史著作要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并不容易。能够有现在这个样子,全靠责任编辑张维训先生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从总体思路到局部结构,他都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有些章节几经修改,才差强人意。 我特别要向远在东瀛的友人森正夫、滨岛敦俊两位教授致谢,1991年11月我短期访日时,他们为我搜集资料提供了热情的帮助。这种学者朋友之间的情谊,我将永志不忘。我还要感谢定陵博物馆馆长何宝善先生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图片,使本书增色不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奉献给读书界第三本专著之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什么呢?尽管有点茫茫然,但总是会有第四本或第五本的,我想。 1992年11月于沪上凉城书斋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张居正考虑到原有的日讲官人数不够,讲读后又要写字,须配备侍书恭伺左右,开说笔法,于是便命东宫讲读官马自强、陶大临、陈经邦、何雒文、沈鲤,侍班官丁士美,并为日讲官,马继文、徐继申仍为侍书官。①
    自此以后,朱翊钧的讲读、视朝便按部就班地进行,每逢三、六、九日视朝,一、二、四、五、七、八、十日赴文华殿讲读。
    隆庆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朱翊钧在文华殿讲读毕,张居正率讲官向他呈上一部《帝鉴图说》。这是张居正要马自强等讲官考究历代帝王事迹编写的,选取“善可为德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绘一图,后面附以传记本文,图文并茂,因而称为图说;又取唐太宗以史为鉴之意,题名为《帝鉴图说》。张居正为此写了《进(帝鉴图说)疏》,阐明了编书的旨意是让皇上“视其善者,取以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今,因人而自考”。张居正将奏疏面呈皇上,朱翊钧随手翻阅,朗诵了几句,便抬眼对张先生等说:先生每起!”于是张居正走近御案,把奏疏接着读完,又捧出《帝鉴图说》呈上。朱翊钧起立,翻阅图说。张居正一一指陈,朱翊钧也应声说出一些大意,其中不待指陈能自言其义者,十居四五。②此后,朱翊钧一直把《帝鉴图说》置于座右,每逢讲读之日,便叫张居正解说,习以为常。
    眼间,到了万历元年新年伊始。这是朱翊钧即位改元后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初一日,他驾临皇极殿,在金碧辉煌的宝殿里,接受百官朝贺。①正月初五日,他传谕内阁:“初七H开日讲。”其实,作为皇帝也有讲读的节假日,按常例要到正月二十一日。大臣及讲官对皇上节假还未结束就开始讲读,十分钦佩,交口称赞他“好学之笃,一。到了初七那天,朱翊钧果然到文华殿讲读。
    正月初十日,张居正遵照祖宗成宪,上疏请开经筵。⑧自宋以来,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特设的讲席,称为经筵。明初沿袭此举,无定H,亦无定所。英宗即位后,始著为常仪,以每月逢二H,皇帝御文华殿进讲,月凡三次(初二、十二、二十二),寒暑及有故暂免。其仪制比日讲隆重得多,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辅臣或知经筵事,或同知经筵事,尚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及学士等侍班,翰林院、春坊官及国子监祭酒二员进讲,春坊官二员展书,给事中、御史二员侍仪,鸿胪寺、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供事呜赞。礼部择请先期设御座于文华殿。文华殿虽比诸殿规模小,但特别精致,用绿色琉璃瓦盖成,左右为两春坊,也就是皇帝的便殿,经筵就在这里举行。中间设御座,龙屏南向,又设御案于御座之东,设讲案于御座之南。是日,司礼监太监先陈所讲“四书”经、史各一册于御案,另一册置于讲旨之讲案,讲官各撰讲章(讲义),置于册内。皇帝升座,知经筵及侍班等官于丹陛上五拜三叩头,然后开讲。④
    P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