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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与脆弱(古代历史上的泛权力)

  • 定价: ¥56
  • ISBN:9787519045944
  • 开 本:32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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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中国文联
  • 页数: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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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圣旨为何竟成一张废纸?
    堂堂巡抚怎能跌入诈骗团伙的圈套?
    太后、皇帝、大臣几方谋划就为了杀一个太监?
    是谁在乾隆后期以一己之力对浙江全省官员发起了反腐挑战?
    作者从一担价格相当于知县一年俸禄的天价大米开篇,通过精彩纷呈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故事,讲述了中国古代复杂的政治制度和官场生态。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的权力泛化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牢牢地笼罩着那些朝代,无论是衙门高官,还是江湖人士,哪怕只是老老实实的平民百姓,都逃不脱“泛权力”的覆盖,总会有意或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被权力泛化所影响。这一个个挣扎在泛权力网络下悲惨而脆弱的人生让我们不由掩卷深思。
    以史为鉴,我们可以从中读出悲哀、读出警示、读出为人处事的深刻道理。

作者简介

    张程,浙江临海人;职业编辑,业余作家。写作兴趣集中在中国政治制度史和社会变迁,出版有《衙门口》《制度与人情》《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简史》《清朝反贪大案》等图书。曾任多所院校兼职教师,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栏目主讲人之一。

目录

第一章  揭开泛权力的面纱
  第一节  苦役库丁缘何诱人
  第二节  衍生权力的分类
  第三节  巡抚被骗案
  第四节  食利者
  第五节  古代城池里的衙门
  第六节  白纸黑字是如何被突破的
  第七节  实践是真相的唯一入口
  第八节  制度的短与长
  第九节  选官制度的变异
  第十节  圣旨是如何变为废纸的
第二章  案中乾坤:历史丛林中的奇案
  第一节  桃花源只是个传说
  第二节  定罪是门大学问
  第三节  乱判胡同女尸案
  第四节  “苏州哭庙案”的不同解释
  第五节  浙江仓库亏空案
  第六节  总督难翻案
  第七节  杀个太监真不容易
  第八节  冤案是怎样炼成的
  第九节  杨乃武洗冤实录
  第十节  谁将珍妃推下井去
  第十一节  “被害人”归来
第三章  拍案惊奇:文艺作品中的奇案
  第一节  白鼠精的无底洞到底有多深?
  第二节  蒋门神的霸道网络
  第三节  梁山泊的排名学问
  第四节  特殊的报恩法
  第五节  多收了四块钱
  第六节  暗度陈仓抢节敬
  第七节  卸任前乱判糊涂案
  第八节  钦差查案到浙江
  第九节  “总督的红人”
  第十节  愣头青与好官
后记
参考文献

前言

  

    从“海盐之漕”谈起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段光清奉委出任浙江海盐知县。
    海盐县政务的一大要点,也是难点,就是“办漕”。全国漕粮年定额为400万担,海盐一个县就超过了5万,可谓是一个漕务大县。段光清自述:“余昔坐书房时亦闻有漕规之说,不知海盐漕规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新县太爷到了任所后,才真正领教了传说中的“漕规”。那么,海盐漕务有什么弊端呢?
    海盐县的百姓,分三六九等,有绅户、衿户、讼户等名目。绅户,就是在任或者卸任的官宦人家。绅户缴纳漕粮,每担并不交足一担,缺斤少两,习以为常;衿户,是有科举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的士人家庭,每担交足一担,依法办事,不能缺斤少两。官府也不多收滥取。
    讼户,则是正在县衙打官司的百姓人家,都是那些久拖不决的案件的当事人家庭。或许是迫于当事人反复上诉、越级上访等压力,海盐县默许“讼户交米,或一担加一斗,或一担加二斗不等”。也就是要多收他们一两成的漕粮。而对于一般老百姓,“漕粮非一担收至两担以外,不能运到京师”。也就是说,“三户”以外的布衣平民,法定的一担漕粮的义务,至少要缴纳两担以上才能过关。所以,每到临近收漕的时节,海盐县衙就挤满了报案的、上访的人,大家都来争当“讼户”。
    在“三户”之外,还有更厉害的“包户”。一些强者,仗势包揽他人的纳粮,收取好处。比如,强者向平民每担按照一担五斗来征收漕粮,只缴纳官府一担,赚取五斗好处。而一般小户,乐于接受包户的“公道标准”,纷纷投靠他们,请他们代交漕粮,以避免官吏的敲诈,避免更大的损失。
    这还仅仅是征税对象群体中的漕规,与之相对的收税群体中的弊端更多。除了正常的地方官吏、差役外,段光清发现,“自粮道、帮官、旗丁、委员及各衙门所荐收粮朋友,皆有漕规”。有关部门的官吏,都想从中分一杯羹。清朝有专门的漕运、河道系统,两大衙门实行“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他们自然要从漕粮征收中自肥,雁过拔毛。省、道、府等上级官府的长官们又“推荐”了不少“朋友”,帮海盐县征收、起运漕粮。如此美意,段光清是不敢拂的。
    漕粮由专门的船队沿大运河北运。其间,官吏验收尺度的宽窄、押运兵丁看管粮食的松紧、贩运船夫装运粮食的快慢,甚至是船老大心情的好坏,都能影响海盐漕务的成败。自然,他们每个群体都发展出了潜规则,都能从中得到实惠。此外,作为“统治民族”的浙江八旗子弟(旗丁),借口漕粮供应京畿,主要是为了满足京师八旗的生活需要,也自告奋勇,前来帮忙。对这些爷,段光清即便打心底里觉得就是群纨绔子弟、痞子流氓,表面上也不敢得罪。最终,“旗丁又于每年收县帮费之外,又收民间折色米三四千担”。段光清问前任:“这些人已经收了我们海盐县的帮费,为什么还要收折色米?”前任回答:“此亦明知而不能解者也。”向来如此,谁又有办法改变呢?
    起初,漕粮征收谷米实物,后来因为运费、勒索等额外开支都强迫县里支付,海盐就开始征收“折色”。也就是征收银两。至于漕粮按照什么标准折算银两?银子又怎么个收法?这就又大有文章可做啦。
    综上前述,前任知县向段光清感叹:“海盐之漕,所以不可办也。”这差事,简直没法办!(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
    没法办,也得办!绅户、衿户、讼户、包户、漕口、河道、上司的朋友、旗丁、押运兵丁、船夫等等群体层层筛过后,学者估计,清代每运一担漕粮到北京,老百姓实际缴纳的粮食在三担以上。这还没算上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如果按照综合成本来算的话,一担漕粮的成本逼近40两白银。(倪玉平:《试论道光初年漕粮海运》;李作栋:《新辑时务汇通》卷67)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段光清一年的俸禄是45两白银。一担漕粮几乎可抵一个知县的年俸。北京官民吃的是天价大米!
    天价大米,权力作祟。每个群体,只要有些实权在手,就盯上漕粮漕务,牟取私利。漕口、河道衙门自然不必说了,绅户有官员身份,衿户有科举功名,不是亲密接触公权力,就是有权力网络能间接影响地方政务;讼户虽然没有公权力关系,但能利用官司和上访等行为,对地方官吏造成负面影响;运输船只上的一般兵丁和船夫,看似无权无势,可人家也利用经手漕粮的一线身份,在微观和实践层面上,对漕务施加影响。总之,所有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纸面之外的实际权力。这些权力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大到一担粮食数十两白银的好处,助推天价大米的产生。
    海盐的漕规,是各方面群体长年累月博弈之后的结果。大家都接受了现实。比如,老百姓接受了“三户”的存在,默认了不平等,忍受盘剥。他们的反抗,最多是争当“讼户”。而且,一些百姓还欢迎“包户”的出现。这可看作不同群体在权力因素下的现实选择。又比如,以段光清为首的地方官吏,接受了条条块块、各级衙门插手分肥。清帝国体制下的相关衙门和人群,都有公权力在手,段光清作为体制内的人,谁都得罪不起,他能做的只是维护现有漕规的平稳运行:大家都按“规矩”办事,该拿多少就拿多少,不能多贪多占。旗丁在帮费之外,可以拿走三四千担粮食;海盐县的“包户”包揽漕粮的规模也是有“规定”的,“举人包米一百六十担,副榜八十担”。每个群体发挥权力的空间、获取利益的规模,都有约定俗成的限制,不能无限制发挥。
    层层累积,海盐漕务的现实情况和朝廷纸面上的规定,千差万别。估计,每个新接触的人都会像段光清那样,发出“漕规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的感叹;离任时,又会像他的前任那样发出“明知而不能解者也”的苦叹。
    《顽固与脆弱:古代历史上的泛权力》一书,对准这些中国古代“明知而不能解”的权力现象,认为存在权力泛化,进而提炼出“泛权力”的概念。它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在微观层面上,古代权力所有者的实际权力与法定权力不相符,常常存在额外的、不明确的权力。比如,相同岗位上的不同官员,实权有大小,作为有高低。此外,白纸黑字上的权力是固定的、明确的,但很多个体,通过分沾公权力,或者通过关系网络,获取了事实上的权力。比如,海盐县包户对一般百姓就有包揽漕粮的权力。第二层意思是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力量的扩张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趋势。明清时期,官府公权力泛滥,横行到其他领域,大有“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趋势。
    本书会对泛权力及其衍生概念进行一番论述,并辅以大量案例讲解。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不管有否意识,古人都置身于泛权力网络的笼罩之下,极难置身其外。即便遁世如陶渊明者,也未能完全超脱于权力网络之外,隐居生活是相当不如意的。
    笔者于2010年10月出版了《泛权力》一书,引起了一些反响。一些读者不认可中国古代权力的泛化。他们认为,很多古人置身于权力笼罩之外。此外,官府公权力也受到了诸多制约。宗法制度、儒家思想、传统道德等,在精神和现实上都制约了公权力。即便公权力有心扩张,落后的技术也限制了这种倾向。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始终没实现细致的科学管理,就是受技术因素的制约。同样,古代中国疆域没有继续拓展,也是受政府管理的技术因素制约。这种制约,在公权力拓展上也同样存在。古代县衙门要想渗透到商贸领域,必然对全县的商户、物流和人员进行登记和管理。这就超过了古代政府管理的能力。总之,权力泛化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
    我们还可以用海盐县漕务的例子,来争论权力泛化这一话题。个体权力泛化,在海盐县客观存在。泛权力概念,针对微观权力现象,是有解释力的。
    清朝中期以后,朝野上下都认识到了漕务弊端,认识到漕运系统成本畸高。漕粮征运对相关百姓和地方社会的骚扰,不是几两银子可以计算的,它对涉及地域的整个社会产生了消极作用。那么,为什么要保留腐败、低效的漕运系统呢?为什么不把京畿粮食供应问题委托给市场呢?以吝啬著称的道光皇帝在登基之初,在部分官员的支持下改漕粮河运为海运。漕粮海运,时间有保证,运抵天津的粮食成本大为降低——虽然还是很贵。可惜的是,漕粮海运仅此一次,就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夭折。为什么这项利国利民的改革“下不为例”了呢?我们似乎也能从泛权力的角度来解析。
    “漕盐兵河四大计”,漕运居于清朝国计民生的四大计之首。先不说漕运、河道、仓场、户部和地方的诸多衙门和群体,从漕规中分肥,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改革。更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是清朝政府将漕运作为一项影响(甚至是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漕粮征运的多少、急缓影响相关地方的社会稳定;漕粮的减免、调拨,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一大措施;漕运解决了数以十万计人口的生计问题,安排了数以千计的官吏;最高层掌握对漕运工作的评价权,这也是钳制官员进退祸福的手段之一……综上,漕运的存在,虽然对社会不利,对官府是有利的。官府利用漕运,渗入方方面面,影响社会。后人很难把漕运当作一个简单的粮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权力泛化是存在的。那么,在盐运问题上,在治河问题上,“固执腐败的低效”的问题同样存在。
    请各位读者细想,古代城池的中央是恢宏的地方衙门,城建以衙门为中心,其他建筑围绕衙门展开。按照古人信奉的价值观,在衙门当差、读书当官,始终是一种荣耀。官本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泛权力”概念还是有争论意义的。

后记

  

    感谢阅读本书!
    本书聚焦中国古代的市又力泛化现象,我称之为“泛权力”。权力因素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塑造着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潜移默化,当得起一个“泛”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代官府的权力并非纸面上那般清晰,而是衍生出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权力,同时泛溢到其他领域。社会弥漫着“一切以衙门为中心”的观忿。人们痴迷于那一方官印、一纸委任状包含着的权力——那是衍生出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大的收益的根本。在古代,权力因素蔓延到各个领域,几乎没有遗漏。比如陶渊明寻找桃花源,我们都希望他能找到。遗憾的是,陶渊明没有找到,归隐并不能逃避权力和现实的影响。陶渊明除了归隐最初的三四年,后半生过得窘迫而悲惨。
    正是因为权力的强制属性和造祸功能,理想的权力应该是有边界的:权力的大小、形式明确无误,存在有效的制约,权力的行使过程受到监督。中国古代发展出了辉煌的政治文明,但遗憾的是泛权力的现象始终存在,尤其是官府权力有强烈的泛溢欲望和事实。正如海瑞所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老百姓在实践中的话语权被剥夺了,面对官府处于弱势;权力所有者的实际权力很大,处于强势地位。
    南书力图描述清楚泛权力的历史现象,同时归纳出了“泛权力公式”:实际杈力:法定权力+衍生权力。一个人的实际权力不是法律明文授予的法定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从法定权力上发展出来的衍生权力。而衍生权力是由一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人际交往的手段决定。清末,御史刘汝骥外放徽州知府,入见慈禧太后辞行。慈禧太后问他:“你拜谒各位军机大臣辞行了没?”刘汝骥回答:“没有。”慈禧太后就开导他说:“军机大臣,你一定要去拜谒。你现在是外官了,不再是御史了。御史是清流,要清正刚硬才能监察百官。今后,你要好好学习应酬。”慈德太后金口提醒刘汝骥“学习应酬”,其实就是要刘汝骥提高人际交往手段、注意搭建人际关系网络、发展出各种衍生权力,不然的话他的徽州知府是很难当好的。类似的话,唐德宗对拒不收礼的丞相陆贽也说过,唐德宗私下批评陆贽:“卿清慎太过,地方官员给你的馈赠,你一概拒绝,会伤害大家的感情,恐怕事情不通,影响工作。以后像马鞭、靴子之类的礼物,你但收无妨。”这些事例反复说明,泛权力影响之广,似乎已深入各个权力层级和历史阶段。 权力因素之所以顽固,重要原因是它与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在中国古代,权力因素决定了一个人的收益。实际权力的大小和与权力关系的远近,决定了一个人的收益多少。实际收入和实际权力紧密相关,地方官的实际收益大于京官,掌握核心权力的吏部、户部官员的收益大于其他部门的同僚。六部中刑部相对清苦,刑部官吏自然不能靠俸禄生活,就在刑罚上打主意。清朝,刑部以废黜严刑峻法的名义,取消答杖,改作罚金摊派给地方州县,规定每县每年向刑部上缴200两银子。这笔银子就是刑部诸官的法定之外的衍生收益了。而钦天监比刑部更清苦,人家只管天文历法,和官员和百姓没有直接关系。不过钦天监依然能靠“摊派皇历”赚钱,每年颁发皇历以每本二两银子的高价摊派给地方州县。虽然收益只有刑部同僚的百分之一,钦天监官员们也总算有笔衍生收益——现实中似乎没有纯粹的“清水衙门”。 泛权力现象和金钱因素相互结合,是引发古代许多匪夷所思现象的根本原因。清末,沈幼岚想抱住庆亲王奕劻这棵大树得以升迁,但屡次求见皆被拒。同乡幕御史就对他说:“奕劻之门不难进,但必须花费巨款方可。”沈幼岚大悟,拿着两万两银票送给庆王府的看门人,说:“这是小意思,给王爷买些果品。”看门人进入报告,奕劻竟然亲自出来迎接,沈幼岚又喜又惊。告辞后,奕劻又亲自送出门外。沈幼岚出来对人说:“金钱魔力竟然如此巨大!”没几天,沈幼岚就得到了升迁。这说明了金钱在搭建权力关系时的重要作用,是权力收益的又一表现。此外,科举、地缘、血缘、派系等因素也对权力关系的搭建很有作用。 在本书中,类似的观点、事例还有很多。本书结合历史案例和逻辑分新,反复说明泛权力的现象,希望给读者留下若干印象。相信读者如果记住以下概念:实际权力、法定权力、衍生权力、权力收益、人际关系等,基本就能理解泛权力的内涵和表现了。 本书主要选材于明清时期的笔记和小说,其中有许多《官场现形记》的内容。笔者觉得参考小说的内容并不影响对泛权力现象的阐述和相应的论点发挥,相反小说内容提供了丰富、形象的论据。小说内容来源于生活,是对现实的提炼。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中说:“《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就大体上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据说慈禧太后索阅此书后,曾经按照线索调查,还有官吏因此获咎。 本书的创意和写作,从2009年12月开始,持续了半年的时间。我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了市书的第一版。2012年,台湾远流图书出版了繁体版——本书的前言即为繁体版所写。本次蒙中国文联出版社不弃,推出第三版。本书的基本观点,我在不同出版物和场合反复啰嗦了,肯定存在表达不到位,或者有待商榷之处,但我认为泛权力的基本观点没有大问题,且尚末过时。没有大段时间阅读的读者,本书任何一个章节都可以拿出来独立阅读。 本书所写虽属笔者潜心研究的政治制度历史范畴,但由于笔者并非历史科班出身,书中史料遴选和观点推演难免存在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本图书的成功出版,是各流程同仁通力合作、辛劳付出的成果。我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宝忠老师、谢焕编辑的认可与宽容,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张超琪、黄雪彬编辑的支持与付出。 谢谢大家! 张程 2021年2月1日于方庄桥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第一节  苦役库丁缘何诱人
    权力,实在是观察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的一个好切入点。
    “权力”一词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何谓权力?大致上,人们公认权力就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一个人拥有迫使你服从的力量,他就对你具有权力。这个概念运用范围很广,举凡生活各领域各方面都能发现权力的影子。而对一个概念定义范围的无限扩展,恰恰是消抹掉此概念的开端。中国人的权力最核心的内容、最原始的源头应该是和官府衙门紧密相连的。其他领域的权力用“影响力”来命名,可能更恰当。因此,本书的权力概念回归政府范畴,特指人们从政治体制中获得的、强制性的、迫使他人服从的力量。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权力概念。明清北京的物质供应全靠漕运.有专门的官署管理。官署会为每批漕粮漕银的押解规定到达日期.而无视运输过程中的天气变化和船队的实际情况。船员水手们不敢违抗,想方设法赶在期限前送达。在这里,漕运衙门就对船只水手们拥有权力。这是没法与之理论、带有强制性的权力。
    第二个例子是每个衙门中都有文书,就是抄抄写写的角色,看似没有什么权力。他可能字写得歪歪扭扭,力气没有你大,甚至耳聋驼背老迈无用,但你就是裁撤不了他。如果你得罪了他.文书可以用文件处理的快慢、抄写字迹的清晰潦草与否,来对与你有关的事务设置程序性的障碍。这个文书就拥有你无法与之纠缠的权力。
    古代中国人对官位趋之若鹜。京郊的道路上,一边是有人老态龙钟告老还乡去,一边是有人千里迢迢顶风冒雨赶考来。科举热、升官图、迎来送往、仕途八卦等“官场文化”流行千年。之所以前赴后继不断付出,人们看中的就是各级官位具有的权力。官场结构是一个严密的、科层化、固定的结构,事事处处有法律规定。从法律上看,官位越高权力就越大,管辖的范围越大权力就越大。比如清朝七品县令管辖一县百里之地,年俸是45两白银;一品总督管辖一省或数省几千里之地,年俸是180两白银。理论上,人们应该都去追逐品级高、法定权力大的职位。
    同时.我们又看到许多奇怪的现象。人们追逐的通常并非那些品级高、法定权力大的职位。同级别的官员之间权力有大有小,说话声音有大有小,一些官员发挥了远大于朝廷授予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他的上级。实践中,实际权力的大小与朝廷律法的规定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个人的权力大小与他的品级大小、律法的明文规定没有必然关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清稗类钞》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雍正年间,内阁里有个供事协事员,属于“吏”而不是“官”)蓝某,老实上班认真做事。一年元宵节晚上,同事们都回家过节去了,只留蓝某一人值班。蓝某对月独酌,正喝着,有个衣冠华丽的长者走进了内阁。蓝某以为是宫廷值宿官前来巡查,站起迎接,邀请他一起喝酒。来人欣然就座,问蓝某官居何职。蓝某说:“我不是官,只是小小的供事。”来人又问蓝某的姓名履历执掌,内阁的其他人都上哪去了。蓝某老实回答说平时收发文牍打打杂,有同事四十余人今夜都回家过节了。来人就问你为什么留在这儿?蓝某说:“朝廷公事綦重.若人人自便,万一事起意外,咎将谁归?”来人又问做供事有什么好处?蓝某说希望日后能够“转正”做一个小官。清朝为胥吏们设置了转正为官的机制,不过都是些不入流的小官(有官员身份和编制,但没有品级,在九品之外)。来人好奇地问做不入流的小官有什么好的?蓝某笑了:“假如我运气好,能到广东管理个河泊所。那就是大乐趣了!”
    河泊所是沿海负责征收渔税的机构,负责人没有品秩.连正式官名都没有,是基层得不能再基层的小官。无论从身份地位.还是工作环境和压力来说,河泊所都没法和内阁比。从法定权力上来看,河泊所只能征收渔税,也比不过内阁供事权力大。
    于是,来人更不解了。蓝某解释道:“河泊所近在海边,舟楫来往,多有馈送呀。”原来,河泊所可以借口收税,向渔民们敲诈勒索,又因为天高皇帝远,官府管理不便,有事的时候河泊所就代行渔民管辖之权。所以,河泊所的负责人就在法定的税收之外,成了沿海的父母官。如此一来,河泊所负责人的权力和好处就不是内阁供事能比的了。蓝某的一番话,让来人连连点头。第二天,雍正皇帝下诏书任命蓝某为广东河泊所负责人。皇帝亲自任命一个不入流的官员,前所未闻。原来昨天来内阁探望的人就是雍正。蓝某的遭遇顿时让同僚羡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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