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台湾出身的中国人的立场，对两岸人民的共生关系进行了形象论述，对台湾历史，包括少数民族历史进行了具有宏大文化视野的研究，对像“二二八”等历史事件进行了史料基础上的客观分析，对台湾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作者立足于在日本学习、工作与生活的40余年的经历，进行了充分而翔实的阐述。

    本书是戴国煇为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而留下的历史证言，也是海内外率先本批判“台独”理论的学术著作。分为五辑：台湾与台湾人、我的日本体验、日本人与台湾、台湾支配与少数民族、殖民地体制与台湾知识人。在日本长期的殖民统治特别是“皇民化”政策之下，台湾人不仅经历了政治压迫和经济的剥削，语言文化的断绝、扭曲和异化也为台湾人的心灵带来持久的伤害，重新寻求自我认同的道路充满艰辛和痛苦，也出现如“台独”这样的错误。
    戴国煇以台湾人的自身体验和分析，揭示了“台独”的荒谬。在书中他写道：将本书奉献给为了作为中华民族之一员，并且为了恢复和确立作为人的尊严和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活着而流血战斗的台湾诸位前辈。

    我很想念这位史才、史德兼备的朋友——戴国煇。他在举世疯狂时让大家清醒，他在别人有偏见的时候，毅然廓清矫正偏见，不屈不挠，坚持守住自己的立场，且得到令人钦服的佳绩。
    ——许倬云
    他站稳自己的人生主轴，公正不阿，不偏不倚，以出生在台湾的客家人与中国人的立场写台湾历史。
    ——林彩美（戴国煇夫人）
    戴国煇是一位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人虽在日本，却不附和日本殖民主义者的观点。不赞同“台湾民族论”与“台独”主张，对早期国民党的“戒严”统治多有批判，以致被列为黑名单长达11年之久，无法返回故乡，仍不放弃还原历史真相。
    ——马英九
    对于我而言，戴国煇先生仿佛是从一个人们长期不被允许说和回忆的、遭到灭族血洗而彻底覆亡的、传说中的国度里侥幸活下来、变装逃脱，而又易服行走于今日市廛中的人。长年以来，我以尊敬默默地注视他的行止，倾听他的言说，阅读他的书。
    ——陈映真

    戴国煇（1931-2001）
    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思想家
    台湾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
    “统派的理论家”
    台湾桃园平镇客家人。1955年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农经博士。曾任日本国立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历史系教授、日本文部大臣外籍咨询委员。1996年返台定居，终老于故乡台湾。
    戴国煇先生一生著述甚多，他专攻农业经济、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华侨史，同时也是台湾近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其研究视角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学科，是跨界研究的典范。
    旅日40年间，他以“台湾出生的客家系中国人”身份，知日而不亲日，活跃于20世纪日本的主流学界、舆论出版界。由于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他长期不得返回故乡台湾，但其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台湾，始终以“隔离的智慧”，以敏锐的眼光，以“内在自由之崭新境界”，观察着、记录着台湾历史的发展。
    他在20世纪70年代首开研究“雾社事件”“二二八事件”风气之先。他批判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伤害、“台独”理论的贫乏、“台湾民族论”的荒唐。他提出“台湾主体性”概念，研究台湾认同问题，解决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以“睾丸理论”说明台湾的活力必须扎根大陆，主张海峡两岸保持自立与共生的关系，“在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下，一致对外，对内可用和平手段来协商、沟通及调适”。

给读者的话
一位才德兼备的史学家：戴国煇
他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
辑一  台湾与台湾人—追求自我认同
  H的来信
  父亲是日本人
  客家人与福佬人
  在西雅图发生的争执
  “台独派”的主张不能苟同
  “清国奴”引发的反弹
  平林たい子也生气
  接连不断的“台独派”归顺
  R先生的眼泪所诉为何
  台湾人与犹太人不同
  关于吴浊流
  客家人、台湾人、中国人
辑二  我的日本体验——十足的境界人
  料理是文化
  中日饮食习惯的比较
  横饭、纵饭
  比较生活感觉、习惯
  亲日易，知日之路险
  日本人与亚洲  承认有“他分”的世界
辑三  日本人与台湾
  伊泽修二与后藤新平
    教育家伊泽修二
    学医出身的后藤新平
    台湾的关系
    芝山岩事件真相
    后藤神话解密
  细川嘉六与矢内原忠雄
    野武士与洋绅士
    人道主义者与神的使者
    留学之路
    殖民地研究
    中国问题研究
辑四  台湾支配与少数民族
  一对门扉的往事
    送往“故国”的门扉
    为什么要“献给”高砂族？
    要“献给”的是谁的伤口？
    热心协助的协力者
    附录：廖惟诚致戴国煇函
  从原日军补助兵中村辉夫的生还谈起
    战争与殖民地统治还未终了——“中村辉夫”先生的悲剧
    什么原因使他不回答“本名”？——原日军的“亡灵
  关于台湾“皇民化”运动的展开——从原日军补助兵中村辉夫的生还谈起
    作为原型的台湾
    “满洲事变”与台湾人
    建设南进基地与“皇民化”运动
    日军补助兵的登场
  为历史哭泣——“花冈一郎”是革命烈士？抑或走狗？
    雾社蜂起事件的梗概
    关于花冈一郎
辑五  殖民地体制与台湾知识人
  某副教授之死与“山涧的世代”
    某副教授之死与再出发的苦恼
    台湾知识分子的悲剧
    建议——日本“原罪”的检证
  吴浊流的世界
    悼老诗人
    附录：吴浊流致戴国煇函
  爆竹与中国人
  两本“遗著”——尾崎秀实与瞿秋白
  令我脸红的四十年前的往事
  隐痛的伤痕
    附录：日据价值体系之批判——访戴国煇教授谈林少猫事件
  日语与我
  何谓“客家”
  亚洲之中的日本
后记  我的研究并为本书之刊行而记
附录一
  书评：以日本统治下的亲身体验为背景
  书评：扣人心弦的自我确认之路
  书评：呈现被殖民者思考的多样性
编后记  戴国煇夫妇的历史证言与生命结晶——中文简体版《台湾与台湾人》编后记

    我的研究并为本书之刊行而记
    ——《台湾与台湾人》后记
    林彩美译
    对于四分之一世纪时间的区割，最近感到有无限之重。1955年秋，因留学来日，最初的十年在东京大学，接下来的十年在亚洲经济研究所，然后自1976年4月以来在立教大学史学科的东洋史（担任近现代史）研究室获得研究与教育的场所。
    将第一次系统的研究成果，写成《中国甘蔗糖业之发展》（1967年）付梓以来，我开始尝试着进行有企图地“乱射”。虽说是乱射，但我有在心中一直保持着目标与工作“核心”的打算。
    第一个目标是设定写好《中国甘蔗糖业之发展》的续编，并将其汇总为“中国甘蔗糖业史”的定本。但是实质上的工作，仅仅只是在资料搜集上多少拨出一点时间而已。此外就是在与年轻的研究伙伴一起营运的“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会”（发行会刊《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办公室设立于立教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上，与近来相继发表论文的森久男君进行讨论，也受教于他，这是我的近况。
    第二个目标是写完《台湾总体相》。这可以说是将台湾的近现代史作为通史来写。我的雾社事件研究、一连的台湾知识分子论、对日本人所做的台湾研究考证与批判等等，我想都可理解为为此而做的基础作业。
    走向第二个目标的路以及课题的推行，当然会关联到对日本帝国台湾统治的批判。然而不小心让自己陷入沦为观念性“告发者”的陷阱之虞也不小。确立作为被害者立场及向世间提问与之相应的主张，在展望今后应有的中日关系上也是必要的。 但是所有的被统治者，会不分民族、阶级、阶层都成为同等程度的被害者吗？这只能说不是的。如果是这样，就必须把这种多层结构搞清楚，将其内部的有机关联，放在日本帝国的台湾统治整体结构中给予正确的定位。 正因为有如此的思维，对清末台湾的考察、台湾地主制、台湾本地的资产阶级、台湾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抗日运动诸情况等观点，才在我内部萌生。 告发、谴责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者是很容易，特别是借用那些老生常谈的图式与词汇更是如此。我认为再也没有比将自己封闭于被害者的狭隘之中，装成一副“告发者”的模样而自高自大，更能耽误自己发现真正的敌人；也没有比永远的“被害者”更非生产性的东西了。所以在此脉络上，我也同时并行自我追究“被侵犯一方”责任的工作。 第三个目标，是设定为对“华侨”问题的解析，并把华侨史在世界史中做定位。我拒绝把华侨作为汉民族的海外发展史来掌握的这种过于天真的看法。因为担负起华侨史最核心部分的，就是在于西欧列强把自创的“近代”向世界扩展的过程中，所接纳或掳掠到该地域的中国人苦力的后裔。那也是近代中国蒙受西方冲击而解体的过程中，向海外涌出的流亡农民作为父祖的人们。 据说中南半岛难民中有三分之二属于华侨系，欧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把这些船民的悲惨境遇与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重叠起来进行思考，已开始尝试着对应解决。好像正在把“华侨”问题与其历史作为人类的普遍问题，重新定位在应被扬弃的世界史“近代”之一部分。 我们也应该逐渐地从传统的“血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尝试着自由地接近问题。不用指出，对华侨问题正确的接近，只有将其放在历史的脉络中才有可能。而且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华侨”研究手法，是应将其作为建国的一环，放在与克服殖民地遗制的内在结构关联中来定位与把握，并且尝试着这么做。对我而言，从乱射走向收敛之路应该说还很遥远。 以上是我在《经济学人》（1979年8月7日）的“我的研究主题”栏中所写的一篇文章（参见《全集8·我的研究主题三个主标》）。作为现阶段我对自己所做的大致整理，恕我将其摘录于此。 可是，有关本书的刊行，系缘起于我的两次美国、加拿大之旅行。 第一次是自1977年3月10日到4月7日，以美国加州和夏威夷为中心，访问了大学、图书馆、唐人街等。第二次是自1978年9月27日到10月13日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到美国东部，访问“华侨”社会并与友人讨论问题。两次都是受立教大学海外研究补助金的补助而进行的调查旅行。 旅行中，受到重逢的故友与新交的研究者诸兄姊的诸多指教。他们共同的要求是赶快出版专门谈论台湾问题的书吧。 “您为什么不写有关台湾的书呢？”“为什么把台湾问题，放到日本与亚洲的‘总体’之中，而想‘逃避’呢？”……得到这类要求兼批判的严厉发言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又，“好不容易对台湾近现代史有了独特的发言与问题的提出，但因是收录在不冠台湾之名的书中，多被忽视看漏了，真可惜。还有与台湾有关的论文分散各处很是不方便，能否设法聚成一册呢？”等夸奖的话与意见也听了不少。 “言者无罪，听者足戒”，此之谓也。 每次乱射的“成果”因编辑诸兄姊的好意而成书时，下次要出版新写的念头一度会停留在心中，但很不容易实现。内心久已感到不胜羞愧。 大概不至于会被遗忘吧。1978年12月16日中午的新闻报道中，发表了中美建立国交的消息，如同“雷鸣”般，响彻于在日台湾人的“华侨”界。 以前就设定为第二目标在构想中的书，在“雷鸣”之前未能诞生。与此同时，台湾却因此“雷鸣”而将迎接新的局面。只好采次善之道而-无他。 荐举次善之道的有几位编辑，但我最终还是请了研文出版的山本实当助产士。 山本先生真可说是本书的助产士。他指点旧稿的误字、漏字与不适当的文章表现，并严格地要求新写原稿的基础上，本书才终于得以诞生。 我谨向山本实助产士，并向许可再录于此书的初载相关报纸、杂志、书的诸兄姊表示我的谢意。 谨将本书献给 为了恢复与确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的 也是作为人的尊严 以及为了作为一个完成的人的生存 而流尽自已血与汗、奋战的台湾人诸前辈。 1979年10月吉日 戴国煇 本文原收录于戴国煇《台湾と台湾人》，东京：研文出版，1979年11月10日，页32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