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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百部红色经典

  • 定价: ¥49
  • ISBN:9787559649171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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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北京联合
  • 页数:213页
  • 作者:瞿秋白|责编: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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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7-01 第1版
  • 2021-07-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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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革命先驱,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翻译、撰写多篇介绍共产主义的作品,并且是首位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
    才华横溢,思想生辉。瞿秋白在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方面均有建树,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坦诚真实的立体的“人”。“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为献礼建党100周年专门设计,收入作品皆为名家名作,旨在重温红色经典,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爱国主义。
    本册为《多余的话》。

内容提要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几篇回顾、自省的文章,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瞿秋白把一个共产党人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曲折的心路历程,都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多余的话》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他的坦诚与真实,读者从中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人”。一位可敬的革命领袖,可亲的知识分子坦诚的临终告白,坚持说真话,勇于自我剖析,展示纯真诚挚的心灵。此外还收录多篇创作于不同时期的针砭时弊、救亡图存的文论作品。

媒体推荐

    何苦(瞿秋白)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
    ——鲁迅(作家、思想家)
    今天,革命已在全国胜利,秋白的志愿是实现了,九泉有知,他也当欢笑。我们后死者,却不能不追想到许许多多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革命的胜利曾经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茅盾(作家、社会活动家)

作者简介

    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霜,曾用笔名屈维它、易嘉、宋阳、史铁儿等,出生于江苏常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我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著名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

目录

多余的话
  何必说(代序)
  “历史的误会”
  脆弱的二元人物
  我和马克思主义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文人”
  告别
  记忆中的日期(附录)
乱弹
  乱弹(代序)
  世纪末的悲哀
  画狗罢
  哑巴文学
  一种云
  菲洲鬼话
  狗样的英雄
  猫样的诗人
  吉诃德的时代
  苦力的翻译
  水陆道场
  财神还是反财神?
  新英雄
  满洲的《毁灭》
  《铁流》在巴黎
  谈谈《三人行》
  革命的浪漫谛克——评华汉的三部曲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我们”是谁?
  欧化文艺
  “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覆胡秋原和《文化评论》
文艺杂著
  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
  美国的真正悲剧
  王道诗话
  出卖灵魂的秘诀
  《子夜》和国货年
  关于女人
  真假堂吉诃德
  择吉
  “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
  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
  慈善家的妈妈
文艺论辑
  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马克思文艺论的断篇后记
骷髅杂记
  序
  “Apoliticism”——非政治主义
  美国的“同路人”

前言

  

    出版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本套丛书收录了近一百年来,描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充分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100部文学经典力作。
    本套丛书汇集了知侠、梁晓声、老舍、李心田、李广田、王愿坚、马烽、赵树理、孙犁、冯志、杨朔、刘白羽、浩然、李劫人、高云览、邱勋、靳以、韩少功、周梅森、石钟山等近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入选作品中,有国民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革命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苦菜花》,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嫂》《走向胜利》《新儿女英雄续传》,有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的《三里湾》《沸腾的群山》《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四面八方》,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道路的《中国制造》,同时还收录了展现革命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刘胡兰传》《焦裕禄》《雷锋日记》等。
    本套丛书讲述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塑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中国形象,奏响了昂扬奋进的中国旋律。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文学叙述方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都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为将该套丛书打造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为一体,展现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新风貌的精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立了由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他们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读和筛选,吸收并借鉴了广大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入选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综合评定,努力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打造成为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秀读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光荣的日子献礼!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问,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IH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望着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rr你们饶了我罢,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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