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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中国

  • 定价: ¥58
  • ISBN:9787559639134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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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北京联合
  • 页数: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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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本书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本书是金一南30年创作生涯集大成之作。
    本书从百年沧桑讲解到民族复兴,完整呈现金一南历史观。
    本书解读中国道路,书写中国力量,彰显中国自信。
    本书直击中美贸易之战,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作者牛,视野大,思考深,有干货。

内容提要

  

    金一南将军全新著作,以广阔全面的视野、一以贯之的犀利文笔、磅礴激昂的气势,向读者生动客观地阐述了中国从百年沧桑到民族复兴的辉煌道路。
    全书以历史为脉络,将从甲午中日战争至21世纪世界新格局形成之间的历史事件为研究材料,寻道问路,深入分析近现代初期破碎山河中的世道人心、岐路惶恐间的挣扎徘徊,解读阐释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自觉、抗战胜利的能量密码,鸟瞰钩沉中国崛起征途中的较量,理性瞻望改革强军的挑战与机遇、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

作者简介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
    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新近出版的著作《苦难辉煌》被评价为“一部以全新的战略视野全方位描述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著作”,引发较大社会反响,2010年4月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向全国党员干部推荐。同年,当选为“2010中华文化人物”。2011年,《苦难辉煌》获出版界最高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2012年,《浴血荣光》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双百”出版工程首批重点出版物。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散沙——山河破碎时的世道人心
  敢于宣战的朝廷无奈难以为继的帝国
  看似强大的军队不敌歌舞升平的侵蚀
  “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第二章  变局——歧路惶恐间的挣扎与徘徊
  因为灾难,眼光日渐清醒
  无尽探索,不断以失败告终
  谁能担当民族救亡之责?
第三章  星火——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自觉
  可知与未知:从千山万水到枪林弹雨的阻隔
  挫折与转折:红军在斗争中涅槃重生
  神话与史话:从惨败走向胜利
第四章  重生——抗战胜利的能量密码
  战争狂热之背后,苟且退让于当前
  受实力误导的魄力,被境界改变的世界
  正视正面战场,莫要碎化历史
第五章  醒狮——朝鲜战争的鸟瞰钩沉
  “入局”才能“开局”
  武器首先在“武”
  聚势,才能获优
  战将必须重战
第六章  利益——中国崛起征途中的博弈较量
  利益观,观利益
  安全有大小,能力分高低
  冲突是考验,危机是机遇
第七章  制胜——改革强军的挑战与机遇
  血性需要唤醒,军人必须担当
  军人最大的奉献不是牺牲,而是胜利
  强军需利器,制胜必砺技
第八章  大势——世界格局走向的理性瞻望
  特朗普的“故事”
  美国为什么要打贸易战
  中国的优势所在
  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前言

  

    引言
    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后,来势汹汹,咄咄逼人,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执意发动贸易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很多都为之震惊。其实这绝对不是美国强盛的产物,反而是美国出问题了的重大标识。
    为什么美国要如此针对中国?
    特朗普最生气的地方在于,之前美国在忙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在中东的黑窟窿里扔了6万亿美元,他说这些钱“足以建设两个美国”;现在美国国家债务突破22万亿美元,早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国家制造业萎缩,工程技术人才短缺。与此同时,中国却在大力搞建设,建会展中心,建机场,建高速公路,建高铁,国家面貌一新,而且日益在高端科技领域崭露头角。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上台后的几乎所有举动,都是力图阻止美国衰落的产物。《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认为:中国不再只是接近美国了,中国与美国已经平起平坐。虽然他的话有危言耸听的一面,但今天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消费国、全球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多少年来,美国各界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密切关注。2015年年初,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文《正在到来的中国崩溃》,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同年3月20日基辛格访华,我们在北京与基辛格会谈,有人对基辛格先生发问:“现在怎么回事?美国人怎么又开始吵吵中国崩溃论了?”
    基辛格先生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回答说:“你们都是大学者,不要老看美国的小报啊,不要拿小报的消息来跟我讲事。那些小报是要登广告博取眼球的,消息都是耸人听闻。”
    我们说:“基辛格先生,不是小报,是《华尔街日报》;写文章的也不是小人物,而是大人物沈大伟。”
    基辛格听了一愣。但他到底是个老牌政治家,稍愣片刻,便回答我们一句话:“沈大伟想当副国务卿。”
    我们原来以为这是个学术问题,经基辛格这么一点拨,才明白原来这是个政治问题。当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即,谁将出任总统?美国有一批像沈大伟这样的学者在揣摩、迎合,想通过投其所好,混个一官半职。美国官场有“旋转门”之说——学者通过旋转门成为政府官员。当年大学教授基辛格就通过旋转门,成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看来沈大伟也想旋转一把,弄个副国务卿干干。
    基辛格说:“沈大伟当不成副国务卿,他不知道,我知道。年底以前他会知道的。你们不用担心,年底以前他的态度会变过到在追求国家解放、民族独立过程中两个民族命运的同质性。
    临别时,里夫送我一条印度海军的领带。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军官斯潘克斯。斯潘克斯的叔叔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裴多菲俱乐部于1956年主导匈牙利社会主义改革,被苏军镇压,整个改革失败了,他的叔叔长期流亡西方。1989年柏林墙倒塌,斯潘克斯的叔叔又回匈牙利了。看到匈牙利乱糟糟的样子,他叔叔讲了一句话:“我以后死在西方,再也不回来了。”
    那天晚上斯潘克斯跟我在酒吧,一人一杯啤酒,喝了很长时间。斯潘克斯跟我讲:“我们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失败了,衷心希望你们的社会主义能够成功,能给全世界最没有权势、最没有希望的人一点希望。”他这句话给我至深印象——“给全世界最没有权势、最没有希望的人一点希望。”
    此事已经过去了20年,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中华民族在追求民族复兴的历程中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鲜花簇拥的,从来没有红地毯,没有欢呼鼓掌,没有张灯结彩。我们面对不公正的舆论、不合理的秩序、不平等的世界,背负着历史的创痛和现实的纷扰,以鲜血、汗水和钢铁般的意志灌铸的脚印,无所畏惧地迈向我们心中的未来,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世界正名、发声。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走过的路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一个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历史过程中完成的胜利道路的选择。从旧中国的“东亚病夫”和一盘散沙,到民族救亡的一路探索,再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我们才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中华民族就是这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巍然挺身在世界东方的。来。”
    基辛格果然是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2015年6月我们访美,7月3日离开美国,《华尔街日报》又刊发了沈大伟的另一篇长文《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看来沈大伟已经明白自己当不成副国务卿了,只好又回归学术圈子。所以后来他辩解说他并没有唱衰中国,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媒体加的,他本人并不是这个意思。
    这在美国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你在美国讲中国崩溃,文章有人看,书有人买;你在美国讲中国崛起,也一样,也是文章有人看,书有人买。
    已经90多岁的基辛格其实也很辛苦,日程安排非常紧,人也很累,跟我们谈着谈着,脑袋一低就睡着了。他的助手说:“没关系,你们继续说,他睡着了也能听见。”继而又说:“你们的问题太温和了,你们应该提一些尖锐问题,他一受刺激,就不会睡觉了。”中方商量,谁提尖锐问题呢?有人说:“金教授,你提个尖锐问题。”我提尖锐问题?什么问题叫尖锐问题?当时根本来不及多考虑,我灵机一动,就问道:“基辛格先生,我有个问题:1972年您陪同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访问,您的车队有多少辆车?”
    基辛格一听这个问题——那是他最风光的时刻——立刻兴奋起来,说:“多少辆车?四五十辆吧。”我说:“不对,是107辆。”
    “107辆?你怎么知道?”他的眼睛一下睁得很大。
    我说:“基辛格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72年2月21号您陪同尼克松总统到北京访问,我当时是北京一个街道小厂的学徒工,正在上班路上,公共汽车到西单十字路口被堵住了,长安街全线戒严,美国总统车队通过。我当时在22路公共汽车上面,我们全车人一起数:1、2、3、4、5……最后一直数到107,最后这个数字几乎是全车人一起吼出来的,给我太深印象,所以至今不忘。我是工厂的学徒工,年年被评为优秀学徒工,虽然我家离工厂最远,但我从未迟到,就那天迟到了,西单路口卡了我50多分钟,交通疏散20多分钟,第一次上班迟到!”
    我讲到这里,全场大笑,基辛格也跟着笑起来,精神来了,也不困了。紧接着茶歇,茶歇完后下一轮会谈开始。谁也没想到,基辛格首先扶着椅子扶手站了起来,把身体转向会谈桌斜对面的我,鞠了一躬,说:“现在,为43年前那次耽误你上班,我在这里向你正式道歉。”
    这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让人猝不及防。双方代表都鼓起掌来。大为震动的我当时只想起这样一句话,我说:“基辛格先生,三天前您对习近平主席讲了一句话:真不敢想象,中国和美国终于有一天能一起讨论整个世界未来的和平与进步了。我现在借用您这句话说一句:真不敢想象,43年前被尼克松车队堵在西单路口的一个小学徒工,今天能跟您坐在一起会谈,并接受您的正式道歉。不敢想象!”
    大家再一次鼓起掌来,连基辛格也在那里微笑着鼓掌。
    此事让人感慨万千。事后我常常想:基辛格凭什么给我鞠躬道歉?因为我背后是一个崛起的强大的中国。如果我背后是一个下滑的衰落的中国,基辛格会一趟一趟往中国跑?我也不过是一个街道小厂的退休老工人,能与基辛格坐在一起会谈?我们个人的命运,就这样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离开国家命运,还谈什么个人命运?
    2000年年初,我去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派军官到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签到的时候,主管教授泰勒突然说:“哟,中国人来了?你们中国人不守国际信用。”这是他见面时的第一句话,当时让我莫明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泰勒说:“1842年《南京条约》是你们中国人签的,白纸黑字,香港永久割让。1860年《北京条约》也是你们中国人签的,九龙永久割让。按照1898年签的《新界租约》,1997年就还新界,不包括香港岛和九龙,可你们中国人一并全拿过去,这是不守国际信用。”我回答泰勒教授说:“泰勒先生,您知道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毛泽东主席已经宣布了: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都是大清王朝签的,新中国概不承认,我们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以要一并收回!”
    学习还未开始,我就与主管我们的泰勒教授发生了冲突。
    我们这个班有30名军官,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按照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的要求,学习期间,每周要选两名军官上台讲述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宪法和国防。几个月下来,所有军官都能轮一遍。谁先讲谁后讲,由抽签决定。第一周由南非军官麦克杜林抽签。我当时想:全班那么多人,轮到我还不定是哪一天呢。没想到麦克杜林宣布的抽签结果是:第一名,爱沙尼亚军官;第二名,中国军官。听到这个结果,全场哄堂大笑。为什么笑?估计是因为反差太大了吧: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东岸一个弹丸之地,国家非常小,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面积非常大;爱沙尼亚刚刚从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挣脱出来,而中国人还在搞社会主义。巨大反差形成的戏剧性效果,使全体军官都哄堂大笑起来。
    我毫无思想准备。刚开始第一周学习,对语言环境还不熟悉,再说我的专业是国家安全战略,让我讲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心中正在气愤,捷克军官罗德维尔过来悄声劝我,说:“他们就想听听你们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搞社会主义。你别讲这些,讲这些就上当了。你就讲你们中国的历史文化,你们历史那么悠久,反正就20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捷克原来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来他深深理解我的难处。我一开始也觉得他的主意不错,准备照着干,但后来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全班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就我一个,早晚都要讲,“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想想抽签后全班军官投过来的那些兴奋目光,我开始明白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一个与他们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很想听听中国军官如何阐释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这个时候再想到当年入伍自己在日记本上写的那句话——“做难事必有所得”,我已很坚定信念了。一定要做困难的事,干自己没干过的,那才是挑战,不管成功与失败,都是提高。我下决心不照罗德维尔的主意去做,我就不信我讲不好!
    决心已定,开始准备。周三上午抽签,周五上午讲,白天都是课,只有两个晚上的时间做准备。按照英方的要求,不但要讲,还要做PPT,把自己的观点打出来,让大家看到。那两个晚上我总共只睡了5个小时。
    周五上午,爱沙尼亚军官第一个发言。他的PPT做得比我好,图文并茂。他讲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先用一段英国广播公司(BBC)航拍的录像:1989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150万人,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步履蹒跚的孩子,手拉手,结成了将近200公里长的“人链”,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到立陶宛,横贯三国,要求民族独立。这条人链穿过河流,穿过田野,跨过桥梁,穿过城市,非常壮观,被西方称为“波罗的海之路”。当年戈尔巴乔夫看到这个镜头,深受震撼,讲了一句话:“既然他们如此强烈地要求独立,那就让他们独立吧,我们留在苏联内部的人把苏联搞好,他们今后会重新要求加入的。”戈尔巴乔夫太天真了,苏联解体就是从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开始,从爱沙尼亚率先独立开始。
    爱沙尼亚军官在台上讲,台下有鼓掌的、跺脚的、吹口哨的,非常热闹。他讲完了,下台了,该我上台了。
    我上台时,整个课堂转入死一般的沉寂。我一步一步往讲台上走,就像走在一个空无一人的课堂上。台下各国军官大眼瞪小眼,看起来比我还紧张。我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看看,爱沙尼亚军官刚刚讲完怎么从社会主义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人要上去讲他们的社会主义了。
    我的PPT比爱沙尼亚军官简单得多,主要就两幅,第一幅是中国沦为“东亚病夫”,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的照片。我说:“今年是2000年,这是我在皇家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找到的1901年的中国图片。整整100年前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我们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庚子赔款,总共赔偿14个帝国主义国家4.5亿两白银。今天在座的很多军官,当年你们的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瓜分,图片上都能看到你们国家代表的签字。这就是100年前的中国,是个跌倒的巨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给你们讲100年前的中国,是因为今天是100年后的中国,是个站起来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人,它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医疗等多项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它再也不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从第一幅PPT(1901年)到第二幅PPT(2000年),中间跨越100年。连接这两幅PPT的,连接我们中国人100年历史的,就是一句话:Marxism changed China(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是忠于哪一种主义,不是为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我们找到了认识中国问题、分析中国问题的方法,进而找到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第二句话:China changed Marxism(中国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我们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建设发展实际相结合,使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改革开放之路。这就是百年中国,中国人民一路走来,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和发展之路。”
    我在台上讲这些,台下异常安静。一张张全神贯注聆听的面孔有黑色的、黄色的,也有白色的。最初被大家认为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国家命运与民族命运的交织之中,变为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寻找摆脱贫穷、落后、战乱、被掠夺与被肢解命运的道路,如何真正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发言结束后,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就连完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意社会主义并且不认同香港回归的泰勒教授也上来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今天讲出了你们的合理性。”
    当时第一个上来祝贺的是菲律宾陆军上校嘉维尔,他说:“金,你讲得太好了,讲出了今天在场的大多数军官自己国家的命运,谢谢你!”虽然菲律宾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但他完全感受到了同样的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走出课堂,嘉维尔上校就拉着我在教学楼旁边照了一张合影。
    第二个上来祝贺的是印度海军中校里夫,他握着我的手说:“金,我今晚一定要到你的寝室去!”在国外学习,军官寝室是私人领地,一般外人是不进的,要见面都在公共场所。那天晚上里夫中校来了,在我屋子里坐了很长时间,他很感慨,说:“你讲的东西让人感动。我们印度民族和你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一样的,你们做得比我们好。”要是在别的场合,中国军官与印度军官一见面就是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边境领土纠纷至今在困扰双方。但一讲起国家命运、民族命运,我们都能感受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敢于宣战的朝廷无奈难以为继的帝国
    其实,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先后发布过四份宣战诏书:
    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
    1860年9月12日(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对诸国宣战。最后这次宣战的“诸国”,包括英、俄、德、法、美、奥、意、日、荷、比、西,共十一国。
    如果以简单的敢不敢说“不”来诠释历史,该怎么解释呢?
    先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上台后,看到朝风颓败,民风颓败,力图重整朝纲。他当时规定“宫中岁人,不得超过二十万”,他节约开支,就是要支援前方的禁烟,要备战,要和英国人打一仗。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多数人以为敢对洋鬼子说“不”的只有林则徐,事实并非如此。在1838年那场由28名督抚大员参加的禁烟大讨论中,有20名大员反对严禁,主张弛禁。但道光皇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严禁,支持并起用林则徐。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禁烟之事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年就泡汤了。身在虎门的林则徐看到道光皇帝的朱批时,当场感动得涕泪横流,道光皇帝写道:“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显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显。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勉之!朕拭目待之!”
    对林则徐采取的种种禁烟措施,道光皇帝不但给予有力支持,甚至比林则徐走得更远。清军与英国人在海上交火后,道光皇帝颁旨,命令与英国停止贸易,对所有英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林则徐认为不妥,复奏道光皇帝,主张区别对待,不要一律驱逐。但道光皇帝不同意,坚决断绝与英国的全部贸易。
    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对英宣战,要求“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功,懋膺上赏”。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大声说“不”始,却以屈辱称“是”结束。1841年1月27日的激昂宣战诏书,演变成了1842年8月29日无奈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五口通商,赔款白银2,100万两。从此,开近代中国割地赔款之先河。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也是历史的残酷性之所在: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穿带补丁裤子的道光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他签的,中国近代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人就是他。
    但道光皇帝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后来者说“不”。最突出的是他的第四子,即继承其皇位的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登基时刚刚20岁,血气方刚,立志为父报仇,给父亲雪耻。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道光年间的主和派全部撤职,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全部被重新起用,但是后来林则徐由于身体不好,病死在赴任途中。
    咸丰皇帝上台以后也是学他父亲的做法,励精图治,希望重整朝纲,树直言进谏的倭仁为官场榜样,把太仆寺少卿徐继畲上疏中的“防三渐”作为座右铭:第一“防土木之渐”,即防止大兴土木,挥霍无数;第二“防宴安之渐”,即防止歌舞升平,吃喝无度;第三“防壅蔽之渐”。即防止言论堵塞,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
    一时间,朝野人心大快,“人人颂祷圣德英武,迈古腾今”。
    咸丰皇帝不但敢撤投降派的职,而且敢向洋人开炮。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向大沽口炮台进攻,清军还击,激战一昼夜。13艘英法军舰中,4沉6伤,官兵伤亡500余人,舰队司令何伯的腿也被炸断,联军竖白旗狼狈而退。
    敢向洋人开炮的咸丰皇帝,还敢扣押洋特使。1860年9月9日,巴夏礼代表英法联军在通州与清政府谈判。咸丰皇帝恨透了巴夏礼,认为一切坏事皆由其策划,遂下令将巴夏礼扣留在通州,传谕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贸易,准备决战。
    1860年9月12日,清廷对英法宣战,声称“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要求“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
    咸丰皇帝在北京一直坚持到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然而坚持不住时跑起来又比谁都快,眼见“禁兵不足恃,京城不可守”,便不顾臣下的劝阻,天不亮就从圆明园仓皇出逃了。
    在大沽口出过一口恶气的咸丰,一年零四个月后不得不吞下“恶果”——签订了《北京条约》,落到比他父亲更加狼狈的境地,不但导致了更大面积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英法联军将150年间用无数能工巧匠的辛苦血汗建造起来的圆明园洗劫一空,付之一炬。
    龟缩于热河的咸丰皇帝在那里连发数道谕旨调兵遣将,只为保卫他的身家性命。待英法联军签约退兵后,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
    那个当年大声说“不”,又是扣人又是宣战的皇帝,已经无踪无影,最终命丧热河。
    之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同样演变成了后来的《马关条约》,更是空前地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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