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作者郭瑞祥重磅新作！
    壮志雄心的宋神宗，才能卓著的王安石、司马光，眼见大宋王朝走向衰败和覆亡，为何力不从心，无法挽回？变法视角下的宋朝士大夫观察，大历史视角重述王安石变法与大宋朝堂政治生态；从不同到不容，展现北宋文人政治的蜕变，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极富思辨与借鉴意义的思考。

内容提要

  

    仁宗去世，嗣子继位，国库费用不足，西夏蠢蠢欲动，内外部矛盾再次凸显，实行了近百年的文人政治、休养生息政策面临调整。宋朝何去何从？宋神宗是一位想要大有作为的皇帝，王安石、司马光是才能卓著、道德高标的贤能之臣，他们启动了变法，想要富国强兵，然而却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朝政陷入党争的泥淖不能自拔，宽松、包容的政治环境遭受毁灭性打击，整个社会陷入专制、保守、狭隘和庸碌奢靡。
    本书在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大宋士大夫精神风貌和宋朝政治生态进行摹画和解读。从仁宗立嗣写起，到元祐更化结束，以时间为轴，以观点为骨，以故事为肉，再现熙宁变法、元丰改制、元祐更化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风谲云诡，揭示大宋文官从不同到不容的嬗变，面对时代积弊，帝王的壮志雄心和力不从心，为读者深刻理解宋朝乃至整个皇权社会的政治特质、政治走向提供充沛的史实和思考的维度。以大历史的视角对国家治理模式，人才选拔机制，时代命运中的人性选择等内容，也提出了自己的洞见。

    郭瑞祥，河南温县人，出版有：《诗酒趁年华——古诗词里的诗酒人生》；《郭瑞祥说司马懿：忍出个路人皆知》；《天风海雨词中龙：辛弃疾传》；繁体版本《重说司马懿：忍出个路人皆知》；《〈菜根谭〉注译赏析》正在出版中。

第一章  官家的隐痛
  公主出降
  皇嗣之殇
  司马光的作用
  宗实的心思
  帝王有嗣
第二章  英宗时代
  勉为其难的皇位
  两宫争斗
  二府龃龉
  礼法之辩
  势不两立
第三章  少年天子
  少年心事
  新一轮较量
  强强对抗
  雄才大略
第四章  天降大任于斯人
  独立特行
  执拗的人
  阿云之狱
  众里寻他千百度
  一场纲领性论辩
第五章  改革进行时
  西北乱局
  入阁拜相
  大权独揽
  均输法
  青苗法
  理财还是敛财
  强兵还是扰民
  教育改革是为了思想改造
第六章  冰炭不可共器
  经筵这块阵地
  王安石的任性
  失望的司马光
  人情如此纷纷
  阻击李定
  裁撤条例司
  老臣们的消极对抗
  熙宁三年的落寞冬日
  王安石的智慧
第七章  形势逆转
  东明县事件
  明枪与暗箭
  王安石罢相
  新党的分裂
第八章  风雨如晦
  郑侠狱案
  手实法
  前度王相今又来
  从师徒到仇敌
  朝堂再无王安石
第九章  乾纲独断
  庸人为相
  开启文字狱
  西京独乐园
  元丰改制
第十章  盛世幻影
  不安稳的西夏
  熙河开边
  开梅山，平诸蛮
  战交趾
  熙宁划界
  五路伐夏
  神宗的最后岁月
第十一章  元祐更化
  女主当政
  司马相公
  “四患”不除，死不瞑目
  同渡不同归
本书叙述时间段大事记

前言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国家更好，而结果却适得其反。
    宋神宗雄心壮志，渴望建立唐太宗那样的伟业，实现富国强兵，歼灭西夏，收复燕云，恢复大唐疆土。他孝祖敬长，缓和了父皇时期朝廷宗亲的紧张关系；他夙夜忧叹，不敢丝毫怠慢朝政，常常与臣下议论朝政到日晡（下午四点左右）而不知饥饿；他选贤任能，努力寻找心目中的魏郑公（魏徵）、诸葛亮；他独具胆略，果断启动变法，短时间内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体恤民众，面对旱灾之下的《流民图》潸然泪下；他理顺吏治，几乎改变了冗官这个积重难返的局面；他锐意振作，熙河开边两千里，对西夏形成战略包围。无论私德还是国事，他都近乎是一个完美的皇帝。
    然而正是宋神宗的事业，最终使体制趋于保守，朝政陷于党争，民力近于困敝，五路攻夏惨败而归。他去世时仍年富力强，却又力不从心，只能发出功败垂成的喟叹。
    王安石有着同代诸公远远不及的眼光、智慧、毅力。他站在夏、商、周三代的脊梁上俯视时代，把时代放在历史的洪流中去考量，看得清百年帝国的弊端与需求。他像一名医生，为帝国诊断、治疗，帮助其康复，恢复其强壮的体魄；他像一名农夫，在田间除草、浇灌、施肥，只为禾苗茁壮成长；他像一名侠士，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只为心中的理想迎难而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是变法的总设计师，也是变法的推动者、实施者，几乎以一人之力改变了帝国的精神特质，改变了财富版图，改变了政治气候。千百年来，他永远是宋朝乃至古今社会绕不开的人物。
    王安石的变法提振了宋朝的精气神，却又成为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津津乐道的文人政治发生异变，监督制衡体制受到破坏，增加的国家财富却消耗到无德无功没有前景的战争中，还成为皇帝挥霍、奸臣享乐的温床。
    司马光是道德家、学问家，在人们心目中他是君子和正义的化身。他恪守礼制，心中始终有一个安邦治国和齐家修身的标杆；他崇尚仁政，为减轻民众负担鼓与呼；他正气凛然，敢于诤言，从不为个人利益后退半步；他是非分明，不因人因事因时而风摇柳摆。他为知遇感恩，放弃前程随恩公外放，不离不弃；他对家庭负责，洁身自爱，决不沾染士大夫的不良习气；他为理想坚守，宁愿放弃权力，退避三舍，也不在原则问题上与政敌握手言和；他决不自暴自弃，仕途不得意时忍受寂寞，一个人完成皇皇巨著《资治通鉴》，为国家兴亡提供历史借鉴。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鉴悟古今的智者、风高骨洁的君子，在最后的执政时光里，让朝廷陷入疯狂的清算和报复之中，党争如烈焰般熊熊燃烧起来。新法尽废、新党尽逐，除了打击和斗争，政治越来越保守最终无所作为，政体越来越专制最终毫无活力，文化越来越狭隘，最终水火难容。
    优秀的皇帝率领杰出的士大夫，王左马右，没能挽回宋朝衰败的颓势，却加剧了王朝覆亡的步伐。
    宋英宗、宋神宗时期是宋朝重要的窗口期，也是两千多年皇权社会重要的转折期。这时和稍后整个社会发生的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其影响至少延续到19世纪末。
    ——由中央集权转向帝王专制。宋朝建立之初，吸取唐末五代武将干政、军阀割据的教训，夺其权、制其粮、收其兵，天下大权皆归中央，终宋一朝再未出现权臣或藩镇威胁皇权的现象，中央集团达到顶峰。
    中央集权不等同于帝王专制，在宋朝的制度设计中，包括皇权、相权在内的各种权力互相制约，没有谁能够为所欲为。比如设立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以分解宰相权力，宰相和台谏系统又对皇权构成制约。
    台谏权力在宋仁宗朝达到顶峰，可以引导舆论，可以阻挠皇帝任免官员，可以改变皇帝的敕令诏书。台谏制度也因掣肘过度带来了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到了宋英宗、宋神宗时期，一来出于满足帝王个人欲望的需要，二来为了强有力推动变法，皇帝和宰相刻意打压台谏，任用亲信，缩减他们的权力，不再采纳他们的建议，将台谏边缘化和虚置架空。王安石经过变法之后，神宗又推行元丰改制，改革官僚体系，削弱宰相权力，台谏机构更是形同虚设，由此帝国的中央集团逐步过渡为帝王专制。
    当然，从中央集团到帝王专制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演变和发展，到明清废除了宰相，变为内阁制度和军机处制度。明清的政治体制走向，源于元丰改制。
    ——由文人政治转向文人党争。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起，宋朝一直刻意压制武将，重用文人，文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光时刻。传说宋太祖立下盟碑，发誓“不杀士大夫及言官”，文人与帝王分享权力，得以深度参与到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社会统治和治理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以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主要特征的文人政治。
    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皇帝是汉高祖刘邦，但汉朝政权很快被世家大族、外戚和宦官掌控，真正的读书人很难进入权力的核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世家大族直到唐末才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取士成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为共治天下创造了条件，文人政治在宋朝得以实现。
    自古文人相轻，文人聚集的地方容易发生争执，如果形成派系，结成同党操弄政治，便形成了党争。仁宗朝文臣尚能和而不同，诞生了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优秀的政治家。不过庆历间已经出现了党争苗头，仁宗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到了英宗、神宗朝，由于推行变法，朝臣观点相左，矛盾激化，形成支持和反对变法的两大阵营，称为新党和保守党，党争失控。此后两派不遗余力打压对方，除了挤压对方的政治空间，甚至试图从肉体上消灭对方，极大地破坏了北宋的政治生态，消耗了行政资源，敲响了帝国覆亡的丧钟。
    ——由战略防守转向战略进攻。神宗少年即位，血气方刚，不满足于真宗、仁宗朝对契丹和西夏的妥协苟且，立志建功边陲、恢复旧疆，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一改过去怀柔、防守的政策，对西夏展开了全面的战略进攻。
    熙宁元年，留意西北的进士王韶向神宗上《平戎策》，成为对西夏的基本方略。此后王韶熙河开边两千里，对西夏形成战略包围之势。元丰四年（1081），宋五路攻夏，虽然最后失败，但宋朝对西夏的战略进攻之势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由开放包容转向内敛保守。在宋神宗朝，北宋道学（后来的理学）形成，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北宋五子”为代表，基本完成道学理论体系构建，并不断扩大在士大夫和下层社会中的影响。道学提出“气节”一词，在强调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同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中国主流哲学思想由开放包容转向内敛保守。
    元秸更化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保守倾向。在政治胶着和政治焦灼的情况下．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将新法中实施的政策全部复辟回去，连西北占领西夏的土地也退了回去，一切“恢复原貌”。再加上疯狂地打压新党，给人的文化暗示就是：拒绝创新，拒绝包容。行政的示范作用是强烈的，整个社会趋于保守在所难免。南宋检讨北宋失国的教训，将责任推给革新变法的王安石，几乎全盘接受了元祜更化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此后的中国社会便失去创新的动力，政治体制和国民精神冥顽不化、萎靡不振，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自秦始皇建立皇权，中国帝制处于不断变革和完善之中，但任意一次变革都不如宋朝的深刻和彻底，尤其是政治体制中的帝王专制、意识形态中的程朱理学。本书还原变革时期朝廷上下的风云开合，揭示这种变化的形成演变和内在逻辑，希望能为读者深刻理解宋朝乃至整个皇权社会的政治特质、政治走向提供充沛的史实和思考的维度。
    本书从嘉祜年间仁宗议立皇子写起，讫于元祜更化。仁宗无子，在过继时又摇摆不定，英宗内心惊惧不安，造成他性格上的偏激谬妄，加剧了宋朝的内忧外患。神宗面临着仁宗盛治和英宗无所作为的双重压力，急于振作，所以选择了积极的对外政策和激进的变法革新。追本溯源，风起于青萍之末，仁宗议立皇子埋下了变革的诱因。熙丰变法遭遇困境，中间几度停续，至元祐高太后垂帘、司马光执政，彻底否定新政，毫无保留地废除新法，标志着变法失败。同时，元祐更化让新党旧党矛盾激化，北宋由此进入党争时代。从嘉祐到元祐，才能完整表现出熙丰变法的来因去果，这是本书以这一历史阶段为描述对象的落笔考量。
    本书的骨干资料来源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行文中不再一一标出，其他出处如《宋史》、宋人笔记在文中以脚注的形式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