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之争中最耀眼的人物，无疑是项羽和韩信。他们两人横扫天下如卷席，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他们的辉煌人生和惨淡结局，具有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楚亡（从项羽到韩信）》一书中，历史学家李开元以历史学家最引人入胜的方式，重新讲述楚汉相争的历史传奇，精彩呈现了那个英雄时代的壮阔画卷。

    司马迁《史记》写下了楚汉之争的千古绝唱。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列国争雄，再到统一于汉，仅仅八年。项羽随叔父项梁在会稽起兵时二十四岁，到乌江自刎年仅三十一岁。八年间，一幕幕历史大戏可歌可泣，经历了秦崩、楚亡、汉兴一系列重大转折，终于使五百余年来的混战征伐归于安定，中国历史迎来西汉的全盛时代。
    历史学家李开元在研究、细读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结合文献史籍、出土文物，并实地踏查地上遗迹，揭示了一系列未解之谜，如项羽奇袭彭城的路线，刘邦离间楚国的真相，垓下之战前的“陈下之战”等。《楚亡（从项羽到韩信）》中还描绘出众多英雄豪杰卓尔不群的面目，像以一人之力转动大局的韩信、张良、陈平，接续战国纵横家余绪的郦食其、随何、侯公等。作者对史书记述的辨正和还原，尽可能地丰富了那段历史，使楚汉相争这出大戏更为惊心动魄。

    文学比历史更可信，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者由此产生借助文学构筑填补历史空白的想法，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本书开始的大胆尝试，有待读者的评判鉴定。
    ——马克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界的朋友都知道，在海外华人史家中，李开元教授素以运用常见资料做出新学问见长。《秦崩》使人产生“历史不妨这样来写”的强烈看法。如今，这本续集《楚亡》，更让我们在“打通文史哲”，进而追求“史学的明悟”之间，看到后现代史学的朦胧影子。
    ——黄留珠（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有幸随同李开元先生深入实地考察历史现场，就近感受到先生由海外回归中国，由埋首书斋到足行田野，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寻先民旧迹，去寻求梦想，去复活历史的探求。
    ——林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李开元，四川成都人，著名历史文化学者，在秦汉史研究领域极负盛名。受侦探小说启发，将刑侦推理引入历史写作，所著的历史推理作品比小说还要好看，被誉为史学界福尔摩斯。
    北大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后留学日本，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师法司马迁，景仰苏轼和罗素。致力于恢复历史学的人文精神，倡导研究与叙述并重、文史哲贯通的学风。作品有《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等。

序言  文学比历史更真实？
第一章  大将韩信
  一  本是王孙
  二  胯下之辱有兵法
  三  韩信保卫项羽
  四  张良求得汉中
  五  国士无双
  六  萧何截贤追韩信
  七  汉中对
  八  田荣反楚
  九  汉中的地形交通
  十  章邯看走了眼
  十一  明出子午，暗度陈仓
第二章  彭城大战
  一  韩王郑昌
  二  张耳来归
  三  吃软饭的陈平
  四  秦汉的乡里社祭
  五  古代的克格勃
  六  义帝之死
  七  联军攻占彭城
  八  项羽的反击
  九  刘邦的极限
  十  回首彭城之战
第三章  南北两翼战场
  一  刘邦坚强
  二  冷面杀手英布
  三  外交家随何
  四  骑将灌婴
  五  魏豹反汉被擒
  六  韩信开辟北方战场
  七  背水之战
  八  井陉访古寻战场
第四章  荥阳对峙
  一  荥阳对峙的概观
  二  陈平受谗
  三  张良反对分封六国后人
  四  离间楚国的真相
  五  范增之死
  六  争夺荥阳
  七  刘贾卢绾开辟敌后战场
  八  郦食其说下齐国
  九  项羽十大罪
第五章  垓下决战
  一  韩信破齐
  二  蒯通说韩信
  三  侯公说项羽
  四  陈下之战
  五  垓下之战
  六  乌江自刎
  七  垓下行
  八  刘邦即位于定陶
第六章  倒影回声中的楚与秦
  一  谁杀死了项羽？
  二  最后的秦军
  三  秦军成为汉军主力
  四  秦将杨喜的故事
  五  楚父秦母昌平君
  六  寻找传闻中的历史流
尾声  失人心者失天下
后记  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楚汉之际列国大事月表
  项羽年表
  韩信年表
  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并序
  王世贞《短长说下》
  参考书举要

    文学比史学更真实？
    文学和史学，谁更真实？
    文学所追求的极致是美，史学以求真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为了美，文学可以大胆地虚构，对于史学来说，虚构损害了真。
    不过，有哲学家并不这样看。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说法，诗比历史更真实，他所说的诗，就是文学。因为历史所记述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文学所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更本质、更富有哲学意义，也就更真实。
    世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1663年，伽利略接受宗教裁判，正式宣布放弃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日心说。据说，他当时嘀咕道：“但它（地球）确实转动。”这句话，至今找不到证据加以证明。这个故事，作为历史事实或许是假的，但是，它真实地刻画了伽利略在被迫放弃自己观点时的主观立场，具有逻辑的真实性。
    在本书中，我详细地叙述了侯生说服项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侯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透彻的人情利害分析，成功地说服了项羽接受刘邦的和议，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释放了被扣押在军中做人质的太公和吕后，成就了一桩历史上罕见的外交伟业。侯公说项羽这件事情，史书有记载，寥寥数语，侯公如何说项羽的详情，史书没有记载，是一段空白。我的叙述是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白。
    多年以来，不管是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面临历史空白的困惑：对历史上肯定有过而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究竟是沉默不语，用严谨和慎重将其束之高阁，还是打破沉默，用推测和想象将其构筑出来？
    在写作本书的上部《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时，我力求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力求用优美动人的文笔，用追寻往事的感触和踏勘古迹的体验，复活两千年前的那一段历史。在追求真实的叙述中，我曾经尝试用推测性的构筑，去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写成“戏水之战的秘密”，结果是赞否两论，毁誉参半。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再一次面临同样的困惑。有幸的是，在叙述到侯公说项羽的时候，我得到两位伟大先辈的支持，一位是宋代的苏东坡，一位是明代的王世贞。苏东坡读史，有感于侯生说项羽的详情失载，曾经撰写《代侯公说项羽辞》一文，纵横驰骋想象，有节有度叙述，堪称补史的名文。王世贞著有《短长说》上下篇，其中有侯生说项羽的篇章，也是匠心独运，构思巧妙。我读二位先贤，心灵相通之余，仍有意犹未尽之感，于是活用两篇侯公说项羽辞，再次复活了侯公说项羽的详情。
    苏东坡大气明朗，自述撰写《代侯公说项羽辞》的动机说：“侯公之辩，过陆生矣，而史阙其所以说羽之辞，遂探其事情以补之，作《代侯公说项羽辞》。”这句话说，侯生游说项羽的言辞，远远超过陆贾了。但是，史书没有将他如何说动项羽的详情记载下来，于是我探讨此事的事理情由，将其补充出来。清楚明确，他是有感于历史记载的空白，于是探讨当时的历史形势，基于相关的历史事实作合理的推测而构筑成文，宛若历史研究的文学叙述表达。
    王世贞精巧曲折，他景仰司马迁，模仿《史记》撰写当代史传，他也景仰苏东坡，学习苏东坡为《史记》补白。不过，由于补白太多，他不便于直说，于是借助托古的方式，声称补白的文字出于地下。他为《短长说》作序说：“耕于齐之野者，地坟，得大篆竹书一帙，日短长。其文无足取，其事则时时与史抵牾云。……录之以佐稗官。”这句话说，在山东地区，有人在耕地的时候，从隆起的土地中得到竹简一函，用大篆书写，篇题为《短长》。文字无甚可取之处，所记的事情也常常与史书的记载不同。……我将这些竹书文字整理记录下来，以供史官参考。
    《短长说》这部书，肯定不是出土文献而是王世贞的编撰。不过，这部书的内容，绝非天马行空的胡编乱造，而是在史书记载的空白点上，运用间接的材料，基于已知史实，做合理的推测和构筑。这部书从史料学的角度上看，无疑是伪书。不过，这部书从文学的角度上看，是拟古文的佳作；从史学的角度上看，相当逼近历史的真实；从哲学上看，具有逻辑的真实性。
    我曾经将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概括为“3＋N”的世界，史实是第一历史，史料是第二历史，史书是第三历史，之外是N个延伸的历史。毫无疑问，在这个“3＋N”的历史世界中，史料最接近史实，不过，它的欠缺是低视野，仍须用推想去与广阔的史实连接。在史料的空白处，合理的推测和构筑，应当是逼近历史真实的有力武器。
    得到了这种认识以后，我在本书中较多地选－用了《短长说》的内容，比如第四章第五节“范增之死”，讲述了临死前的范增接受占卜师的询问，极力为项羽的种种行为辩护，唯独对于项羽指使部下杀害义帝的事情不作回答，讳莫如深，似有难言之隐。
    这件事情，是王世贞构筑的一个历史故事。这个故事，作为历史事实或许是假的，但是，它真实地反映了范增被项羽猜忌出局的原因，他在对待义帝的态度上与项氏家族不一致。这个构筑的故事，具有相当的逻辑真实性。这个构筑的历史故事，比《史记》所记载的陈平使反间计，用不同待遇迷惑楚国使者的故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我在本书中抛弃了《史记》的故事而使用了《短长说》的故事，并且将苏东坡和我自己的意见附在后面，既是采用这个故事的根据，也是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解读。
    往事留下的信息往往是只言片语。史料少于史实，是历史学的一个永恒的困境，特别是古代史，更是万劫不复的陷阱。历史学家面对如此困境时，在发现新史料的努力和幸运之外，或许也需要拓展自己的方法和思路。
    眼下，我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既是复活往事的历史叙述，也是连接古今的纪实文学。通过这本书，我也想表达一种思想：
    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有时候，文学比史学更真实。

    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这本书，献给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是文史学者。我步人史学之门，父亲是引路人；我开始写作，父亲是最忠实的读者和最细致的批评者，也是最贴心的鞭策者。2010年，父亲米寿之年，失去了对于尘世的眷恋，声言大限已到，去世前告诫我说：“人生无常，万物有主，慎之敬之，留名于世。”
    无常，变化不定。无常，短暂不久。人生百年，几近极限。人生苦短，来时不想，去时常思。来时观望未来，去时回首往事。观望未来，多是历程的展望；回首往事，常是终极的关怀。
    “人生无常”，是父亲在生命结束之前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关怀的是个人的生命，关怀的是人的生命，飘摇的生命在永恒中短暂无定。对于这一点，我很能理解。
    “万物有主”，是父亲在生命结束之前的另一终极关怀，他关怀万物，关怀万物的主人，使我深感意外。万物有主，关注的是宇宙万物，相信宇宙万物之上有更高的存在，这是明确无误的宗教关注。父亲不是教徒，生前对于各种宗教都关心，却从来没有深人。他一生沉浸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最关心的是历史，特别是古代中国，古书成了他晚年最高的精神慰藉。对于父亲来说，历史是宗教，古典就是经书。费解的是：在父亲心中，谁是万物的主人？
    对于死后世界的思考，是催生宗教的源头。各种宗教，无一不产生于对于死后世界的超越关怀。天堂、地狱、人间，前世、今生、来世，都是宗教的观念。在佛教传来以前，古老的中国缺少对于死后的关怀，诸子百家关注生，回避死，追求生命的延续，逃避生命的终结，古老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重生避死的世俗文化。因此之故，古老的中国，有哲学而没有宗教，有天而没有神，有追求而没有信仰，关注兴盛的延续而忽视衰亡的新生……
    我读《论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智慧的孔子，以应当致力于人事的理由，回避了对于神事的倾注，以应当关注生的理由，回避了对于死的追问。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生，在神与人之问选择了人，创造了广及宇宙自然、道德伦理、政治军事的东方理性文化，却与宗教失之交臂，留下了精神的空白。
    古来中国人精神的空白，往往由历史填补，千百年来，历史成了中国人的宗教。我们没有圣经而有古典；我们没有神殿而有宗庙；我们没有神的教谕而有历史的教训；我们没有最后的审判而有历史的裁决；我们没有永遭惩罚的地狱，而有遗臭万年的历史耻辱柱；我们没有进入天堂的永恒至福，而有写入青史的千古留名。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在历史的殿堂中接受审判获得位置，成了中国人的来世追求。 唐代诗人陈子昂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面对久远的历史、无限的空间，诗人感叹生命的短暂、认识的有限。面对此情此景，历史学家另有感悟，“前不见古人，历史可以复活；后不见来者，历史可以预测；念天地之悠悠，历史绵延不绝；独怆然而涕下，历史慰藉心灵”。 如果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历史学家就是祭司。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远古的史官，正是上观天文、下察人事的卜师，也是沟通神与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先知。史官如实地记录人事，虔诚地上达神明，谦虚地倾听天声，忠实地下达人间，如此得到神意，作为行动指南。不真实的记录，不忠实的传达，无异于欺骗神明，必将遭受灾难惩罚。历史学家的秉笔直书，植根于正确预测未来的期待，来源于人类对于神明的敬畏。 多少年来，耳边都是无神论，喧嚣着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人是自然的主人，如今看来都是虚妄之心、狂放之言，颠倒了主客、倒置了本末。花草一季，树木百年，千万年的河山，永恒的星空，人何以堪？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渺小如同蝼蚁蟪蛄，短暂如同雪花飘落。 也并非天人合一，而是天主人客。人与自然，不是对等，而是主客。自然是永恒的主人，人类是短暂的过客。人来做客要感恩，人来做客要知足，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去，保持清洁的环境，留给后来的新客。自然是超越人类的存在，不管是在时间的永恒，还是在空间的无限；自然是君临人类的神明，不管是在未知的无限，还是在力量的无穷。自然是人类应当感恩的主，自然是人类应当敬畏的神。 我读《圣经》，了解人类的原罪。我读佛经，知晓人欲的虚妄。我读《周易》，明了福祸天降。我读《老子》，体会万物自然。我读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心领神会，铸为心中的模范丰碑，奉为史家的最高境界。 中国自殷周革命以来，天取代鬼神成了心灵的皈依和精神的敬畏。天是自然化的神明，天是规律化的主宰，天是历史理性化的本源。运行的天道，主宰着宇宙万物，主宰着历史和人类、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历史学家游走在星空和大地之间，在天道和人道之间求索，观望星宿的移动，推演大地的分野，观察天道的变化，预测人世的变迁。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文化中历史意识的觉醒，也在殷周之际。殷灭夏，正是周灭商的镜鉴。以水为镜，可以知容颜；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自己看不见自己，需要借助于镜子；当代不能认识当代，需要借助于历史。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已经参透了今借助于古，当代借助于历史以自我认识的奥妙。 司马迁生于后战国时代，列国并立，诸子百家的流风遗韵尚存，他继承家风遗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观望历史变迁，体察兴盛衰亡，成就一家之言。他是孔子的继承者，他引孔子之言自述心志：“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著《史记》，是延续孔子整理《周易》、《春秋》、《诗》、《书》、《礼》、《乐》的传统，寓义理于历史，五百年后自成一家。 两千年来，《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峰巅，其叙事之良美有据，思想之微露深藏，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诸子之别家。司马迁的人格风格，特立独行而坚韧高洁，起伏曲折而独领风骚。他体察生死有不同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相信生的价值要到死后才能确定：“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伟大的司马迁，他将生命注人历史，在著述立言中求得永生，历史是他的宗教，他是历史的祭司。 2009年8月，我送父亲的骨灰到青城后山墓地与母亲合葬。祭祀之余，环视群山，仰望云天，空谷绝响中，再次听到父亲的训诫：“人生无常，万物有主，慎之敬之，留名于世。”小子须臾不敢忘。古圣先贤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小子无德无功，唯立言以不辱先人。 叔本华说，立言者的天空，有流星、行星和恒星。流星闪烁，转瞬即逝；行星借光，与时并行；唯有恒星，矢志不渝地放射自身的光芒，因其高远，需要多年才能抵达地球人间。 承先父遗训，有幸学史的我，已将立言的价值交由时间审量。怅望无垠的星空，能留下几丝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