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暴力的衰落(战争与和平现代欧洲的转型)(精)》讲述了自1900年以来，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社会、政治等大事件，尤其关注了普通大众对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转变，继而分析欧美对待伊拉克战争等的不同态度。看完这本书，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个世纪中欧洲人民对暴力的看法是如何决定欧洲格局的，他们又是怎么和美国人民越走越远的。
    平实讲述历史大事件，包括普鲁士崛起，希特勒夺权，美苏英争斗，还谈及人们如何低估了武器的威力以及军事供应的难度，他们如何在战争中消耗了无数子弹、纸张、图章等，大事件和小细节，大人物和小民众，都在历史大师的笔下立体鲜明。
    美国历史学会前主席、知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恩，专注于德国研究多年，德国作为欧洲重要国家之一，在很多战争和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有很深的纠葛，尤其是书中所说的“一战”和“二战”。希恩对史实的把握和分析，是关注欧洲发展的读者不可错过的。

    《暴力的衰落(战争与和平现代欧洲的转型)(精)》作者詹姆斯·希恩给我们描述了欧洲历史上最为重大的转变：从一个伤痕累累的战场变成了和平繁荣的社会。
    几个世纪以来，战争一直是欧洲的代名词，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二战”之后，欧洲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定位，反对日益膨胀的军费预算，转而追求物质生活富足、社会安定团结、经济持续发展的生活状态。知名历史学家希恩为我们揭示了这一转变的深层原因，以及对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
    作者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和准确清晰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过去的100年中欧洲社会主要的人文和政治事件，从20世纪初的和平主义和军事主义运动、两次世界大战到柏林墙的倒塌，再到颇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作者震撼人心的讲述和深入骨髓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暴力的衰落是如何改变欧洲大陆，使其旧貌换新颜，重现勃勃生机的。
    这部作品全面展示了动荡的20世纪欧洲，让我们有机会深入感受那个我们自己也身处其中的时代断层。

    希恩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信息量却异常丰富，不仅展示了百年来欧洲发生的主要思想和政治事件……而且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独到见解……虽然旁征博引、言必有据，却没有多少学究气，很多地方的文字都是口语化的，可以说是一部公共史学的佳作。
    ——高毅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0世纪的欧洲显著的变化，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变成和平繁荣的家园。国家功能的转变和暴力主张的衰落，是实现这一历史变迁的深层原因。詹姆斯·希恩以惊人的洞察力，讲述20世纪欧洲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揭示暴力主张在欧洲衰落的原因。视角独特，分析精辟，令人耳目一新。
    ——许平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这本书以宏大叙事和生动语言回忆20世纪欧洲的战争文化，并深度解释1945年欧洲暴力衰亡后“平民国家”诞生的原因。希恩教授以丰富史实，瓦解了欧洲历史上“没有战争，就没有国家”的传统思维，视角新颖，是他在欧洲史研究方面的又一部力作，也为时人思考欧洲的未来提供了有益启示。
    ——徐健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只有非常伟大的历史学者才可以在如此有限的篇幅里，用精彩绝伦又极具说服力的语言展现出旧欧洲在1945年跌入低谷时的痛苦，以及致力于建设和平安定繁荣富强的平民国家的新欧洲的过程……刻画人类历史的伟大成就，也是普通民众和莘莘学子不容错过的宝贵财富。
    ——弗里茨·施特恩 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詹姆斯·希恩写下了一部罕见的历史著作，不负其权威之名。没有刻意的舞文弄墨，没有矫揉造作的卖弄学识，希恩以明快清晰的笔触，向世人展示了欧洲是如何逃离英勇与恐怖并存的全面战争，从而进入了康德笔下那个安全和谐的“永久和平”社会的。
    ——尼尔·弗格森 知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如果你希望理解欧洲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如果你还没有领会诺曼·安吉尔近一个世纪前关于“传统战争将迅速被现代社会淘汰”的教诲，那就不要错过《暴力的衰落》。
    ——大卫·M. 肯尼迪 普利策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
    这是一场横跨20世纪的经典之旅……任何想要理解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和战略隔阂的人必读。
    ——约瑟夫·乔菲 斯坦福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佛研究院国际问题观察家

    詹姆斯·希恩，美国斯坦福大学迪卡森人文学教授、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前主席。专注于德国和现代欧洲史。著有多部关于德国历史、现代欧洲的作品。

序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卷一 在和平中备战（1900—1914）
  第1章 “没有战争，就没有国家”
  第2章 和平主义与军事主义
  第3章 暴力世界中的欧洲人
卷二 战争铸就的世界（1914—1945）
  第4章 战争与革命
  第5章 休战20年
  第6章 最后的欧战
卷三 没有战争的国家
  第7章 战后世界的基础
  第8章 平民国家的诞生
  第9章 为什么欧洲不会成为超级霸权
后记 平民国家的未来
致谢
注释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2003年2月15日这个周六，欧洲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即将到来的伊拉克战争。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上挤满了抗议民众，人数约百万之众，从泰晤士河河堤到欧斯顿火车站的路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巴塞罗那和罗马的游行人数也达百万；马德里约60万人参加游行。50万人不畏严寒，聚集在柏林的提尔公园坚持抗议，相当于夏日参加“爱情大游行”的人数。各地的抗议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很少有人被捕，也没有暴力行为。游行群众身份各异：身着皮衣、表情严峻的青少年，围着巴勒斯坦式头巾或身穿无政府主义标志性黑衣的年轻人，但绝大多数人都是身穿大衣、脚蹬舒适鞋子的体面市民——领退休金的老人、中年学者、工会成员、高中生和大学生。许多家庭都全家出动，包括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没再游行过的父母和祖父母，第一次参与政治游行、既兴奋又不安的孩子。一家德国报纸称这次游行为“一次普通人的起义”。
    许多示威者举着横幅和标语，一些是由活动组织者提供的，剩下的都是人们在家自己做的，这些横幅和标语的内容表明了他们上街游行的各种动机：“还巴勒斯坦自由”“不要用鲜血换石油”“停下吧疯牛仔”“美国，真正的流氓国家”“要喝茶，不要战争”，还有（我个人最喜欢的）“别再有这种事儿了”。与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不同，这次没人对被攻打的一方表示同情，没人举着伊拉克国旗或是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对大多数人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战争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英国埃塞克斯郡巴西尔登区一名73岁的退休律师托马斯·埃利奥特解释了自己参加这次政治游行的理由，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游行。他告诉记者：“我记得曾经的战争，记得伦敦大轰炸后的样子。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发动战争。”14岁的朱迪思·罗德和里卡多·林德纳是就读于柏林当地高中的同班同学，他们很吃惊人们会问他们参与这次游行的原因。他们说：“战争无法解决问题。”
    77岁的老兵希尔德·韦彻克对于参加游行的原因做了补充： “解放柏林时我们尝够了战争的滋味，希望战争不要再来了，绝不再要战争。”无论在哪一个城市，在人山人海的游行队伍中最常见到的标语往往单写一个 “不”字。
    一些观察家认为2003年2月15日这一天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之一。法国前财政部长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认为，在这一天，一个新的“欧洲国家”诞生了。几个月后，在一篇最初名为“2月15日：是什么使欧洲人民团结一致”的文章中，两位欧洲知名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呼吁欧洲国家“在国际社会层面和联合国内与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抗衡”。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与卡恩的观点一致，都认为欧洲对于“美式军国主义”的抵制可以为欧洲塑造新的身份，一个将反战视作国策之本的新身份。
    2月5日，就是大规模游行发生前10天，罗伯特·卡根的著作《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问世。卡根曾在里根政府短暂任职，早期便倡导用美国的力量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他是最早呼吁攻打伊拉克的那批人之一。这本书迅速赢得大众青睐。这本书是在一篇名为“实力和弱点”的论文的基础上扩展开的，该文于前一年春天发表在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杂志《政策评论》上。卡根试图借用一本当时新近出版的关于性别差异的图书书名，来总结欧美间的差异，他称，“在重大战略和国际问题上，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欧美的分歧并不仅仅因为欧洲人民反对美国某一举措或是不认同某一届美国政府政策。卡根在书中写道：“别再自欺欺人了，欧洲人民和美国人民的世界观根本不同，他们本就不在一个世界。”欧洲人民不再重视权力，只想生活在后历史的天堂中；而美国人民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权力和军事力量依然必不可少。“欧美间的分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有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卡根的分析以及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于塑造新的欧洲身份的呼吁，无不反映出欧美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会回到对这些争论的探究上。但现在，依照卡根、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三人对欧美间差异的分析，我们足以认识到核心差异所在：21世纪初，认为暴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必要手段的美国人要比欧洲人多得多。2003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询问人们是否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战争是维护正义的必要手段，55%的美国人对此表示认同；在法国和德国，持相同观点的人仅有12%。
    21世纪初的欧洲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并不想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欧洲各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实力反映在经济、文化和法制层面，展示出它们处理欧洲各国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时所遵循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与之相比，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更注重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与众多国家结为同盟、签订军事协议，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权力不可小觑。美国已经成为提摩西·加顿·阿什口中的“最后一个真正的欧洲单一民族主权国家”。过去，发动战争的能力和意愿是主权国家的传统必备要素，如今这一传统有所改变。本书将主要探讨这一改变过程，至少是在欧洲范围内的改变过程。
    早在伊拉克问题揭示欧美关系破裂前，一些学者就指出战争的效力已经远不如前了，不仅是在欧洲，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勒在其著作《逃避世界末日》中指出，与国内冲突和有组织犯罪不同，如今大规模战争已经过时了。米勒称，人们一度认为战争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和设想如今正在瓦解，人们不再相信战争是有效的政治手段，也不相信“胜利”真的值得用惨痛的代价去换取。因此，战争并不是人们生活固有的组成部分，相反，它最终会像其他表面上无法根除的陈规陋习一样渐渐消失，比如决斗和奴隶制。1989年米勒第一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时，一些评论家尤其是研究军事与战争的学者，比如迈克尔·霍华德和约翰·基根对此提出质疑，都不相信自己作为专家穷尽一生所研究的内容将慢慢被历史遗忘。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基根和霍华德以及其他许多见多识广的观察家都开始质疑，质疑战争与国家之间长久以来的联系可能确实要走向终结。
    本书的中心论点有两个：其一，战争的终结并非国际现象，而是欧洲根据自身独特的20世纪的历史情况所做的选择；其二，1945年后，战争的消失既在欧洲范围内催生了新的国际体制，也使新型欧洲国家得以诞生。
    我们将看到，导致欧洲现代战争破坏性如此强大的历史进程,也正是最终将国际暴力从欧洲社会中驱除的原因，这也是欧洲漫长的血腥历史中第一次产生对暴力的抵制。例如，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使得欧洲政府有能力调集人力资源，组成规模空前的军队，大大提高了战争规模和强度。但同时民主化也让人们意识到，那些一直以来承担着战争负担的普通人，有权选择国家何时作战或是否应该作战；同时人们还坚信如果让他们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他们的答案一定是后者。再比如，工业生产的发展使人们有能力创造并应用具有惊人破坏力的武器；但同时工业化也拓展了国与国、人与人的联系，组成相互依存的关系网，要求并支持持续的和平交流。许多人意识到，大规模战争会损害或者毁灭这些依存关系，为欧洲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不可想象的创伤。
    1900年，欧洲各国领导人对欧洲战争的潜在威胁心知肚明。为了防止发生战争，政治家们煞费苦心地创建了一套精良的体制来维护和平，或者说，即使不能维护和平，至少也可以控制国际暴力。然而我们无须对“欧洲协调”遏制暴力的结果期待过高。因为欧洲外部依然战事频发，而欧洲内部也没有完全摆脱战争的威胁。体制的制定一直以欧洲自身利益为重，正如所有国际体系一样，通常情况下会牺牲弱者以使强者获益。尽管如此，20世纪初形成的国际秩序似乎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与18世纪和血腥的20世纪相比，19世纪战死沙场的欧洲人的人数显著下降。1648—1789年，欧洲国家共发动战争48场，其中有些战争，比如18世纪中期的英法七年战争，持续多年并波及世界其他地区。1815—1914年，欧洲仅发生了5场战争，涉及2个强国，这5场战争的持续时间都不长，作战范围也有限，其中只有1场战争的参与国超过了2个。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一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各国一直和平共处。这是欧洲历史上最长的一段无战事时期，直到20世纪末，这一记录才被打破。
    我们可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和平时期中，挖掘到平民政策和平民体制的历史根源，这些平民政策和体制最终将主导欧洲人的公共生活。这些政策和体制具有内部指向性；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商业发展，为人民提供新型服务。正如1945年以来那样，这些发展离不开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19世纪下半叶，欧洲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发展迅猛。尽管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人均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均有所上涨。虽然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利益分配不均，但是到1900年，欧洲逐渐变得更加有序、和平和繁荣了。
    尽管20世纪初的欧洲人民拥有和平的生存环境，但他们仍有被卷入战争的可能。1879年，德意志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对一位俄国外交官说道：“当代的强国就像一群旅行者，彼此不了解，经命运安排坐进了同一辆马车。他们看着彼此，其中一位把手伸进了衣服口袋，坐在他旁边的人见状迅速掏出自己的手枪，想要先发制人。”但凡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就不会放松警惕，将目光从对手的身上移开，因为他永远也无法保证不会有人有意无意地掏出武器。为战争做好准备是政治家最重要的责任，虽然还有其他职责，但备战的任务最为紧要。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商业活力和完善社会福利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因为它们有助于增强国家实力和国家稳定性，但是一旦国家安全成为问题，那么以上目标皆为空谈。国家安全意味着建设并维持能够参与且赢得现代战争的军队。正如19世纪末一位德国政治家所说的：“若是被哥萨克人攻打，国家都不保了，最有效的社会改革又有什么用呢？”
    1914年夏，各强国领导人认为他们除了参战别无选择。部分领导人可能对欧洲战争早就有所期待，但是战争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欧洲各国拼尽全力动用人力、物力，却只落得个自相残杀，拼得个你死我活。这就是“一战”。
    “一战”是一场全民战争，它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同时它也是一场工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和破坏成了经济生产的首要目标。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人都很年轻，这些都是白白浪费了。这场战争瓦解了旧体制，扰乱了新创建的经济体系，打破了自1815年来为控制强权而精心谋划的布局。
    战争结束后，看着废墟瓦砾，许多人都认识到确实应该杜绝大规模战争，欧洲注定无法再承受第二次这样的战争了。但也有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和平来得太快，人们还没有获得胜利，敌人还没有被消灭，社会中的毒素还没有被完全清除。对这些人来说，战争就是英雄主义、纪律和友谊的终极体现，也是新的政治秩序的来源。20世纪20—30年代，欧洲出现了许多对立阵营，如民主与独裁、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右翼与左翼，但最重要的分歧就是支持还是反对国内外政治暴力。最终，支持暴力的人占了上风，他们将欧洲拖入了第二次更为残暴、规模更大的战争，这就是“二战”。“二战”中，大众和工业的主要任务依旧是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相信战争的无用性，而且这样广泛的共识足以保证和平的话，那么只需一次世界大战就可以让人们认清事实。但是战争与奴隶制或决斗不一样，后两者会随着其文化根源的消逝而消失，而前者不会，因为只要有一个国家有实力并愿意开战，战争就会到来。在俾斯麦的比喻中，马车上的所有人都必须确保同车的其余旅行者不会掏出武器。安全是整体的，具有不可分割性，无法单独存活。
    1945年后，美苏冷战为欧洲带来了新秩序，将欧洲分为两大阵营，构成了一个十分稳定和平的体系。于是，尽管可能性如此之小，和平的种子还是在欧洲生根发芽了。在这种稳定的体系中，西欧国家逐渐开始转变。它们变成了平民国家，变成了有能力发动战争却对战争毫无兴趣的国家。转变的结果便是暴力的衰落：暴力的重要性逐渐减退，而且暴力经常会被其他东西所代替，比如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社会福利以及保障公民安全的需求。暴力的衰落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一场缓慢而悄无声息的革命，发生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然而其重要性堪比欧洲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重大革命。想要了解这一革命的特点和重要性，我们必须先回到过去，回到那个欧洲国家仍将战争视为生活重心的时代。

    平民国家的未来
    这“越来越不合逻辑了”，法国战略专家巴斯卡尔·博尼法斯于2000年在谈到欧盟时说，“一个经济强大、贸易发达、科技领先的组织……战略上却很赢弱，这有悖于历史经验”。他设想经济与法律一体化会自然地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类似单一民族国家的存在，即有着联邦体制、统一的外交政策、独立的军事力量。许多感叹欧洲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不匹配的人都十分认同这一设想。此外，其他一切都不合逻辑或者说不协调。因此，欧洲的空前繁荣与稳定一直脱离不了这样一个阴影：欧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完整的、承诺没有兑现、历史任务也没有彻底完成。
    但是，为什么经济一体化就应该走向政治一体化？在19世纪的德国就没有发生：建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并非“自然地”由德意志关税同盟演化而来，而是在两场战争中诞生，一场对战奥地利，最终在中欧建立了普鲁士霸权；一场对战法国，加快了建国步伐。一场反抗英国的独立战争、一场确立北方地位的内战，还有极大提升联邦政府权力的两次世界大战，也为美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这个联邦国家也经常被视为未来欧洲的典范。至于欧盟，重申本书前三章的中心论点，它不是战争的产物，而是和平的产物。
    而且，当代欧洲强劲的经济实力和并不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共存，完全谈不上不合逻辑或是不协调。两者恰恰相辅相成。欧洲经济的繁荣和一体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促成了我所说的平民国家的诞生。这些国家所折射出的力量，无论代表本国还是作为欧盟的一部分，都强调商业、法律和文化的重要性。换言之，各国都把重心放在了体现其平民国家身份的活动和价值观上。要改变欧洲在世界大舞台上的角色，需要的不仅仅是体制革新，还有新的政治身份认同，只关注体制革新是欧洲立宪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新的政治身份认同必定要根植于另一种平民文化之中，用另一种国家形式展现。
    欧洲各国改变其平民属性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它们有什么理由做出改变呢？曾经软硬兼施的政策能够动员各国民众为国家而战甚至牺牲，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被其他欧洲国家侵略的威胁同样不复存在了：俾斯麦车厢里的乘客再也无须全副武装了。欧洲已经成为“非战争共同体”，这就意味着欧洲人民生活在爱德华·鲁特瓦克所说的“后英雄主义时期”，人人志存高远、雄心勃勃。21世纪初，保家卫国不再是每个人的责任；而是拿着军饷的职业军人的工作职责，参军就意味着要担起这份风险与责任。同警察和消防员一样，职业军人要在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些军人是必不可少又可亲可敬，但是没有人会将他们视为理想市民的代表，或者认为提供如此应急服务的工作岗位是“国家的学校”。保卫平民国家成为一份丁作，与其他职业无本质区别。 回顾过去百年欧洲史，大多数欧洲人不愿意为英雄主义付出代价，不愿意拿自己辛勤建设的家园冒险，不愿意牺牲个人的成就，这令人惊讶吗？与大多数美国人相比，欧洲人更加深知战争真实的模样。尽管直接经历过世界大战的士兵越来越少，但是关于战争惨痛的集体记忆却历历在目，伦敦大轰炸、法国沦陷、柏林之战，以及华沙起义、东线战场的苦难让人难以忘怀。以这些记忆为背景，或是以欧洲历史的任何时期为背景，我们会发现平民国家的创立似乎更是值得珍惜、庆祝和维系的事情。 平民国家离不开和平与秩序。因此，这些国家的未来取决于盘踞在欧洲史上许久的政治暴力会不会卷土重来：目前似乎很难想象各国会揭竿而起、相互为敌。事实证明，即便没有冷战时期酝酿出的环境，和平一体化进程的势头也已经足够强劲，蔚然成风。如果欧洲再次爆发暴力事件，那么这股暴力之风也绝非源自欧洲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来自欧洲人的平民化生活离不开的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 一直以来都有人希望暴力的衰落能从欧洲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欧洲一体化的早期研究者厄恩斯特·哈斯早在1958年就称欧洲为“活的实验室”，人们在这里可以观察经济一体化、政治合作和各国间相互理解的必要联系。如今，许多人仍然坚信欧洲一体化是一个示范性项目。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表示：“欧洲成为新的‘山上之城’。跨国管理的全新实验令全世界瞩目，各国都期待它能指明全球化大背景下人类应该何去何从。”这番言论在美国国内引发不满，这种情况反而让这个与众不同的声音更加响亮。 正如我们所见，欧洲的确为许多处在欧洲边缘的国家树立了榜样。欧洲价值观、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对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带来强烈的示范效应。深受欧洲成就吸引的还有苏联西部边境地区，尤其是在苏联最终衰败的时期。同样重要的还有，欧盟东扩时吸纳了大多数原东欧共产主义国家，这有利于巩固民主体制，提升平民价值观。我们不应该忽视欧洲“软实力”。的和平扩张，它为在欧洲大陆创造繁荣稳定的环境做出了极大贡献。 然而冷战结束之后，我们也意识到传播欧洲平民价值观和体制面临着阻碍。在某些地区，国际和同内暴力仍旧是当地政治的核心，或者说至少有这样的可能性，平民国家没有立足之地。例如，政治边界不明、敌对双方依旧为此对峙的地区就是如此，内战不断的国家情形更突出也更惨烈。在黎巴嫩和伊拉克、克什米尔和加沙地带、西苏丹和刚果共和国这些地方，安全高于一切，因为战争如今仍是当地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奥利·韦弗尔所说的“非安全化”并没有发生，平民价值观和体制仍然排在为安全和求生进行的斗争之后。主权还是这些国家要保卫或争取的珍贵目标，而绝不是可以放弃或共享的。开放的边界、跨国的法律机构以及类似的政治探索意义都不大。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所写的，“如今，欧洲地区最为恼人的问题就是西欧和平地带和欧亚冲突地带的边界在哪里”。至于到底谁站错了队，答案显而易见：从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国家，如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由外籍军队维持着脆弱的和平；俄罗斯高加索山脉一带的无秩序地区，如印古什、车臣、达吉斯坦的政治前景还不明朗，各方还在激烈争夺中；还有亚美尼亚飞地——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自治州，在阿塞拜疆艰难求生。许多其他国家面临冲突与和平两种可能性。斯洛文尼亚无疑是平民国家，但是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呢？波罗的海诸国看上去都是平民国家，但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又或者说，俄罗斯自身呢？ 也许当代欧洲面临的最为严峻、也最具挑战性的边界问题就源于当下正急于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土耳其问题很难解决，不是因为它是伊斯兰国家，而是因为显然它并非平民国家。众所周知，现代土耳其诞生于暴力，其缔造者、首任总统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名人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他也是军事胜利的策划者。军队在共和国的整个历史中都扮演着十分强有力的政治角色，有时被称为“深层国家”。土耳其军队屡次插手政治事务，以捍卫凯末尔的地位，他们自认为是凯末尔的真正守护者。军队最近一次干政是在1997年。不同于欧盟成员国(希腊除外)，土耳其有大规模征兵制军队和几乎全民参与的兵役制度。除此之外，连续不断的政治暴力也是土耳其近代史的一部分。据估计，近3万名土耳其民众死于持续的内战，其中大多为库尔德人。土耳其是北约颇具价值的盟友，也是十分重要的成员。土耳其能给欧盟带来很多利益，但是欧洲绝对平民化的政治和文化若要吸纳这样一个国家却绝非易事。 当下，欧洲并没有面临来自外围的直接军事威胁。但是，欧洲却在其他形式的问题当中遭受威胁：环境污染、疾病和犯罪都能轻易越过欧盟松散的边界。2004年3月，西班牙马德里发生爆炸事件；2005年7月，同样的惨剧在伦敦再次上演，这让欧洲人意识到他们还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如果不能整合欧洲越发复杂的人口构成，不仅会给欧洲的内部生活带来暴力隐患，也会使内部异端和国际恐怖分子之间建立起不稳定却颇具危害性的联系。 毫无疑问，欧洲当然不能同外界断绝联系，因为它们的商品需要市场，机器需要进口燃油，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也迫使欧洲需要引进劳动力。另外，人道主义共享精神，以己之财富、之权力帮助邻国更好发展的责任也让欧洲同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欧洲也许是一片和平而富足的土地，但是就像诗人所说的，无论在地理层面、经济层面、还是道德层面，她都并不完整，因为欧洲只是整个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21世纪初，摆在欧洲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个险象环生、暴力四伏的世界里生存。尽管昕起来很有诱惑力，但是欧洲不能逃避，也无法成为提摩西·加顿·阿什所说的“大门紧闭，被穷苦的邻居和悲惨的贫民窟环绕的富人区”。上一章的最后，我已经描述了欧洲人要建立一支强大到足以让欧洲独立登上世界舞台的军队有多困难。所以．欧洲可能还要继续依靠某些大西洋伙伴关系，也不得不接受随之而来的各种紧张局势和冲突。确实，平民价值观和体制使欧洲依附美国成为必然，然而正是这些价值观和体制又让这种依附关系很难把控。尽管和美国共处可能困难重重，若没有了美国，困难只会更多。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享受着史无前例的和平与繁荣。许许多多欧洲人的生活幸福安康，极少数人死于政治暴力，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诞生于启蒙时代，在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几十年里艰难存留下来的永久和平之梦，如今似乎终于实现了。当然，推动人类和平事业是无法停歇的，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要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为了维持欧洲的显赫成就，欧洲人不得不面对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等各个方面的众多挑战。这些挑战大多直接或间接来自连接欧洲及其邻国的漫长而模糊的边界。沿着这条边界，贫穷与富有、法律与暴力、和平与战争不断地迎面相撞，在艰难中共生。沿着这条边界，欧洲平民国家的未来即将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