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代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其实早已认识到，经济增长并非如向往的那样稳定且连续。经济增长速度有快有慢，亦有起伏，作为最大经济体的美国自然也不例外。罗伯特·戈登著钱颖一主编张林山、刘现伟、孙凤仪译的《美国增长的起落(精)/比较译丛》中罗伯特·戈登回顾美国经济增长史，把1870年至1970年这一百年称为“特殊世纪”。内燃机、电力、电灯、室内管道、汽车、电话、飞机、空调等革命性技术，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甚至也包括电梯，因为它使人们可以上下自由移动，让高楼大厦成为可能，继而推动了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现代美国社会由此形成。他的依据，既是GDP等数据趋势，也来源于对家庭日常生活和工作细节的考察。

    在1870年至1970年的一个世纪里，一场经济变革席卷美国，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内燃机、电力、电灯、室内管道、汽车、电话、飞机、空调、电视等一系列伟大发明和后续的增量式创新不仅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户外体力劳动被空调环境中的室内劳动替代，烦琐的家务劳动越来越多地由电器设备承担，光明驱走了黑暗，取代隔离的不仅是旅游还有将世界带入客厅的电视。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生儿预期将活到72岁而不是45岁。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能重续这一“特殊世纪”的辉煌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能带来同样的经济改革吗？
    罗伯特·戈登著钱颖一主编张林山、刘现伟、孙凤仪译的《美国增长的起落(精)/比较译丛》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既有对历史的生动叙述，也有对经济现象的深入分析，既从普通民众视角考察家庭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细节，又以经济学家视角在经济增长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解释这些细节，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特殊世纪”的全景图。通过这样的分析，作者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是：1870年至1970年的颠覆式经济变革及其创造的辉煌不可再现。在他看来，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已经开始放缓，不平等加剧、教育停滞、人口老龄化、大学生债务和联邦政府债务不断增加，都将进一步阻碍生产率增长。走出困境必须找到新的办法。
    此书既是对过去一个世纪的彻底变革的致敬，也是对未来更艰难时代的预言。在当前关于经济增长前景的争论中，此书所做的分析不容忽视。

    有关我们生活水平的故事是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本迷人的著作引人入胜地讲述了这些故事，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细节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资料，说明我们的生活方式曾经如何变化。戈登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后是否会过得愉快。他的回答令人惊讶，挑战了关于经济增长前景的传统假设。本书是一个里程碑，无可比拟。
    ——罗伯特·索洛，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此书是一部意义重大的杰作。每一页上的事实记述与深刻见解，都会令读者耳目一新，兴趣盎然。一部意义深远又文采斐然的著作。
    ——乔治·阿克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凯恩斯摒弃了对经济趋势的担忧，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戈登反过来提醒我们，我们继承了别人的长远发展。如果你关心我们留给后人的遗产，请阅读戈登关于美国令人惊叹的世纪增长的详细描述。
    ——保罗·罗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罗伯特·戈登撰写了一本关于财富的著作，关于美国人民过去如何创造和享受财富。如果我们打算在未来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是争论如何分割一个日渐萎缩的馅饼，我们就必须阅读和理解这本书。
    ——彼得·蒂尔，PayPal创始人、《从0到1》作者

    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
    美国西北大学社会科学教授，是世界上主要的研究通货膨胀、失业和生产率增长的专家之一。他最近的研究包括新经济的兴衰，美国生产率的增长复苏，以及欧洲的生产率增长停滞。著作颇丰，包括《生产率增长、通货膨胀与失业》（Productivity Growth,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和《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比较译丛”序
前言
  01 引言：经济增长的加速与放缓
第一篇 1870—1940年，伟大发明成就了家庭内外革命
  02 起点：1870年的生活与工作
  03 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以及从何处购买
  04 美国人的家园：从昏暗隔离走向明亮通达
  05 汽车替代马匹、铁路：发明和持续不断的改进
  06 从电报到有声电影：信息、通信与娱乐
  07 肮脏、残忍和短命：疾病与早逝
  08 在职场和在家的工作环境
  09 承担和降低风险：消费信贷、保险和政府
  间奏曲 世纪中叶从革命向演化的转变
第二篇 1940—2015年，黄金时代和增速放缓的早期预警
  10 快餐、合成纤维及错层式住宅：食品、服装及住房的缓慢变化
  11 从雪佛兰车里或高空飞机上看美国
  12 娱乐与通信：从“米尔顿大叔”到苹果智能手机
  13 计算机和互联网：从大型计算机到脸书
  14 抗生素、CT扫描以及医药卫生的变革
  15 在家和在职场的工作、青年和退休
  间奏曲 理解增长的趋缓
第三篇 增长加速和放缓的根源
  16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大跨越：哪些奇迹缔造了它
  17 创新：未来能够媲美过去的伟大发明吗？
  18 不平等及其他阻力：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缓慢前行
后记 美国经济增长成就和未来之路
致谢
数据附录
注释
参考文献
译校者的话

    这是一本关于内战之后美国经济增长起落的书。人们早已意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稳定且连续的。从罗马帝国衰落到中世纪这长达8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都没有增长。历史研究已经证明，在1300年到1700年的4个世纪里英国人均实际产出仅增加了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人均实际产出在20世纪每隔32年就增加1倍。从半个世纪前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1920年之前美国经济稳定增长但相对缓慢，1920年起才开始腾飞。数十年来，学者们都在努力寻找导致生产率增长在1970年后显著下降的因素。然而，对于为什么生产率增长在1920年到1970年之间非常迅速而后非常缓慢，并没有全面一致的解释。本书将有助于解决这个关于美国经济史的最根本问题。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经济增长经历了系统性的变化，在20世纪中期达到高峰，随后开始下降。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对“稳态增长”模型的背离，该模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主导着关于增长过程的思考。我对20世纪中期增长高峰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1965年从事的暑期工作，当时我24岁，刚结束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学习。我们的一个项目是研究公司“税负转嫁”问题，即企业是否通过向消费者收取更高价格来转嫁税负，从而降低公司所得税税负。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将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价格和利润进行比较。其中，20年代的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而50年代的税率已经大幅提高。已有文献支持以更高价格转嫁税负的观点，依据是50年代单位资本的税前利润率明显高于20年代，但商品销售利润率并没有相应增加。这个反差是由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销售额对公司资本比率的大幅上涨所致的。
    那个夏天，对经济增长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正开始消化约翰·肯德里克于1961年出版的权威著作《美国的生产率变化趋势》（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该书首次提供了一套关于1889年以来产出与投入的年度连续数据。肯德里克的数据表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产出相对于资本的大幅增长不仅是公司部门的特征，也是整个经济的特征。这似乎与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课堂里学习的增长模型相冲突，那些模型的典型特征是产出资本比长期不变。意识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这一潜在矛盾， 1965年8月26日，我写信给身为经济学家的父母：“我对此十分着迷，因为产出资本比的上升必定存在技术和结构性的（实际）原因。”
    我在暑期对税负转嫁的研究最后形成了一篇学期论文，并被《美国经济评论》接受发表。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产出资本比猛增这一难题，并与20世纪中期生产率剧增相对应，而后者形成了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尽管博士论文的大部分内容对于寻求解决方案贡献甚少，但是其中最重要的章节发现：“二战”期间与战后形成产出的资本投入的很大一部分都没有对应的数据，因为“二战”期间通用汽车、福特等私有企业用于生产坦克、飞机和武器的所有工厂和设备都是由政府支付的，没有计入私有资本投入数据。
    20世纪90年代末，我撰写了一篇会议论文，再次回到对20世纪经济增长史的研究。这次会议在荷兰格罗宁根举行，旨在纪念经济增长统计学的著名开创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这篇论文于2000年刊出，标题是“解释美国长期生产率增长中的‘一个大波浪’”，它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中期美国经济增长高峰的关注。同时，有证据表明1972年后美国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衰退已经结束，至少暂时看是这样，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急剧上升。但是，对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计算机时代的发明是否同19世纪晚期电力、内燃机和其他伟大发明一样重要，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这种怀疑促使我撰写了同样发表于2000年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新经济’是否能媲美过去的伟大发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将19世纪晚期许多方面的发明汇总在一起，并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进行系统比较。这部分内容生成了本书的第一篇，它分析了伟大发明如何改变日常生活。本书的整个主题代表着对两篇论文的合并，其中第一篇分析“大波浪”，第二篇分析“伟大发明”。
    本书分别与两个不同的研究分支相关。其一是有悠久传统的经济史，旨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加速与减速。其二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最近的成果，他们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史无前例地将美国经济带入生产率增长历史性加速的顶峰。第17章透视了技术乐观主义，指出数字化对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好处体现在1996—2004年生产率增长的短暂复苏中。第18章则指向了不同方向，它在不平等、教育、人口和财政等阻力中发现了增长放缓的其他原因，这些阻力正使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远远滞后于生产率增长。
    本书写作开始于2011年暑假。对于第一篇的章节，我了解得相对较少，因而必须从头开始，并且得到了一些本科生研究助理的帮助。在2007年构思本书写作计划时，我就立刻聘用了第一位研究助理，到2015年暑假对图表做最后更新时，西北大学一共有15位本科生研究助理参与了这一项目的工作。本书最后专门对他们和其他帮助者致以谢忱。
    本书第一篇分析1870—1940年的章节，参考资料主要来自馆藏图书，这些书在西北大学办公室和我家里的书桌上堆积成山。其中，最有意思的书不是由经济学家而是由历史学家和非学院派作者撰写的。我最喜爱的经济史著作是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此书1991年刚出版时我就看完了。撰写前面章节时对我参考价值最大的两本书，分别是托马斯·施勒雷特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日常生活中的转变，1876—1913》（Victorian America: Transformations in Everyday Life, 1876-1913），以及安·格林的《马在工作：工业化美国的驱动力》（Horses at Work: Harnessing Power in Industrial America）。
    本书第二篇关于1940年后章节的写作任务相对简单。此时我较少依靠图书，因为相应的文章十分丰富。这也是我的专长领域，因为我先前已经写过许多与战后生活水平提高有关的文章。目前我承担的课程之一是新生研讨课《经济学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吗？》，这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为我广泛阅读有关“二战”期间大后方经济学资料提供了机会。这一背景帮助我得出了第16章的结论，即大萧条和“二战”共同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的主要解释变量。
    当写到关于服装、住房、家用电器、电视机、汽车等物品的战后质量提升时，我重新回到了先前作为价格指数传统测度方法的批评者的角色。在第10—12章中，许多对质量变化的估计都来自我1990年出版的著作《对耐用品价格的衡量》（The Measurement of Durable Goods Prices）。第17章与第18章的核心观点最早出现在2012年的一篇关于增长终结的工作论文中，并在2014年的后续论文、无数的演讲以及同技术乐观主义者的争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本书终稿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将经济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本书与大部分经济史研究的差异在于，它仔细考察了家庭内外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小细节。不同于许多关于家庭生活或工作条件演变的历史记录，本书在经济增长分析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解释了这些细节。其中有120多幅图表对数据重新进行转换和安排。该分析有助于对20世纪中期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1970年起持续至今的增长放缓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
    本书采用了不影响阅读的倒叙手法，追溯到这样一个时期：生活和工作不仅枯燥乏味，而且充满风险和危险；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因为那时不仅没有空调，也没有集体供暖系统。本书不仅仅涉及数字、趋势以及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且包括个人的泪水和汗水、自来水和洗衣机出现之前洗衣服这样的苦差事。在那个时代，搓衣板和户外晾衣绳是洗衣服的仅有工具。本书旨在刻画革命性世纪的戏剧性变迁，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借助于一系列奇迹般的发明和经济增长的加速，现代社会得以形成。在此之后，未来发明对日常生活产生类似影响的潜力将下降。这可能对未来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最为深远的影响。

    本书题为“美国增长的起落”，字面上好像是说失败之后是成功，但这绝非题中之意。美国经济增长经历的引人瞩目之处不是增长正在放缓，而是增长如此之快如此之持久，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生产率一直保持对西欧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诚然，必须承认，前进的步伐时快时慢，增长也难免有涨有落。在1770年前的上千年间，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在1870年之前的过渡世纪中缓慢增长，而对美国来说，在1870—1970年的革命性百年期间，经济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增长，之后增长的速度又慢了下来。1970年之后美国增长之所以减速，原因并不在于发明者失去了灵感，缺少了新创意，而是因为现代生活水平的诸多基本要素在当时已一应具备，从许多维度来看，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娱乐、通信、健康、工作环境，都是如此。
    1870—1970年的百年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发明都是一次性的，有些发明达到了自然界限。从人工打水、倒脏水向管道给排水的转变就属于一次性的发明，就像妇女甩掉搓衣板、晾衣绳而使用自动洗衣机、烘干机一样。1970年以来，娱乐、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发明喷薄而出：电视转向多功能，包括彩色、有线、高清、平板、流媒体，大型计算机伴生了个人电脑、互联网、万维网、搜索引擎、电子商务、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1970年前后创新流的节奏是美国增长起落的基本原因。近年来，来自四个方面的阻力对增长率产生了向下的压力，正在缓慢地抑制美国增长的动力。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将导致收人增长转向l％的顶层收入阶层，只给99％，的底层收入阶层留下很少一部分。受教育程度不再像20世纪大部分时间那样提升得很快，从而减缓了生产率提高。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人均工时也在减少。退休人员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预期寿命延长，都将在2020年后共同推动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迈向不可持续的上行轨道。这四大阻力非常强大，足以在今后25年间给实际人均可支配收人增长不留任何空间。展望美国经济表现
    美国崛起于“二战”，成为史无前例的经济和政治霸主，从1948年到1973年，收入分配“大压缩”带来了从上至下实际工资的迅速增长，世界上第一个大众消费社会诞生了：普通居民最终都能买得起汽车、电视、家用电器、城郊住宅，产业能够稳定地供给。开明的政府提供了免费大学教育，为退伍军人提供低成本抵押贷款，推动了一系列立法，包括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1965年的《选举权利法案》，还在1965年为年老居民建立了Medicare制度，为贫困居民建立了Medicaid制度。女性进人劳动力市场，接受较高的教育，进入较好的职业，到2010年获得学士学位的有58％是女性。
    在1870—1970年，美国的工业领先地位有升有降。尽管制造业就业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稳步下降，但美国的发明确立了一个新的主导阶段。尽管美国生产的计算机和智能装备不多，但现代数字时代几乎所有的软件和组织创造力都起源于美国。全球最有价值的10家公司，8家坐落在美国。美国发明家持续的创新流得到积极进取而复杂的风险资本产业的资金支持。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美国国防部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的作用都对此做出了贡献。 对发明家、企业家而言，除狂热而活跃的市场之外，当代美国还有许多其他健康的特征。研发占GDP的比例一直较高，医药产业的新药开发也由美国企业主导。页岩油、页岩气的开采与生产方面的发明使美国的进口依赖持续下降，下降之快超过几年前才预测的结果。美国顶尖的私立和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全球前30家高教组织中占据几乎垄断地位。最后，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不像西欧或日本那么快，这一是因为生育率较高，二是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有这些有利方面都是美国经济体系强大力量的源泉，而且在我们预测的今后25年的时间跨度里可能持续下去。短期而言，美国的失业率从2009年末的10％下降到几乎5％．而欧洲则为11％。新增就业岗位每年达250万个。假定缓慢的通胀持续下去，那么在人口缓慢增长、人均工时下降产生约束之前，失业下降、就业上升就依然有空间。提高生产率、克服阻力的政策变化潜力 一些基本问题的性质从根本上制约了支持增长的政策发挥其潜在效应。政府政策干预并非加速创新的理想手段，因为美国的创新机器自我运转得非常健康。鼓励投资的政策也没有多大空间，因为多年来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和高利润提供的投资资金比企业想用的还要多。与此相应的是，教育问题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最有成效的政策方向。而且，需要消除的各种教育阻力不仅仅事关生产率增长。一个更好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对成长期儿童而言，还能消除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减轻在贫困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面临的问题。 税收改革。公平和税收的一大好处通过采取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长期主张的限制“税收支出”(指所得税体系中的多种减免)可以实现。所有减免，不同于税收抵扣，将使税金节约额随收入而增长，所以取消税收减免可以提升税收体系的公平性。费尔德斯坦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计划，说明不用终结慷慨的税收减免，联邦税收每年都能增收1440亿美元。” 受到广泛支持、被视为控制碳排放最直接手段的碳税，可以解决财政阻力。来自碳税的收入可以避免提高工资税和减少退休福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20美元税收，一年就能增加收入1150亿美元。卸 财政总清算。财政阻力来源于预期寿命延长和退休人员对在职人员比率的上升。财政解决方案可以来自三个方面：如上文建议的加大对顶层收入的征税，取消或大幅限制税收减免的税制改革，以及碳税。所有这些收人都有助于稳定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为最重要的政策改革——向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专门辅导和强化项目，提供统一的学前教育——筹集资金。只要新征税收来自对顶层收入加税，来自主要影响收入分配顶层的税制改革，就能为制止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提供财政收入，而不用降低中等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最后的设想 表P．1总结了10类政策干预建议，每一类都与相关的阻力有关。另外，其中7类中都有生产率增长，表明该类政策有可能通过提高劳动技能和人力资本，加快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些政策包括推行更慷慨的劳动所得税抵免，改善贫困儿童的学习环境，实施释放囚犯、缩短刑期的政策，改革各层次教育，取消累退性规制，移民政策转向基本上自动接纳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较高的人群。 生产率缓慢增长、不平等加剧、人均工时下降，都有难以克服的深层原因。这里并不是说一旦实施了上述政策建议，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比没有这些政策变化时高出几十个百分点。不过，无论对经济增长影响结果如何，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再加上新的税收来源能够解决财政阻力，就可以为政府的新重点项目，特别是学前教育提供资金，从而创造一个更平等、能受到更好教育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