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著的《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精)》由59个明治维新前后期的著名历史人物的小故事组成，通俗易懂，趣味性强。通过这些风云人物波澜壮阔的故事来看那个时期的日本历史，对于我国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面临同样的“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读懂了日本，也就读懂了中国。

    从1853年美国“黑船”叩响紧闭的国门，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日本用60年时间从一个落后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就了近代世界史上“大国崛起”的一个独特模式，也成为许多追赶型国家羡慕和模仿的对象。马国川著的《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精)》通过描写这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生动记录了60年间日本奋起追赶、建设现代国家的艰难历程，也分析了日本后来为什么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内在原因。对于追求“大国崛起”的国家而言，日本所走过的道路至今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都不会是一条没有曲折险阻的平坦大道。近代以来，好几代中国人都为建设现代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此书讲述的是明治时代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故事。其中既有克服历史障碍、快速提高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有落入陷阱甚至走入歧途的失败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了解我国近邻的这些经历，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把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中国之路走得更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解日本的昨天，有利于中国的明天。此书很值得一读。
    ——厦门大学退休教授易中天
    此书讲的是日本在100多年前一个关键发展阶段的历史往事。在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启现代化征程的国家。它的经验和教训l对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非常有价值。以比较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发展，既有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有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也是戊戌变法120周年。日本改革取得了成功，清王朝改革则不旋踵而天折，国运从此截然不同。虽然历史已经远去，但是读国川君的这本书，却发现我们仍然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因为自从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中日两国要完成同样的历史任务：走向世界，走向文明。这个历史任务一天不完成，那么我们一天就不能走出这段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
    如果要预测中国的未来，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假如要知道中国的近代，必须通晓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晚清的近代化，就是明治精神的产儿。马国川先生的这本书，以记者的敏锐加学者的思考，告诉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启蒙故事。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
    如果说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写的是近代日本的历史大脉络，那么这本《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则通过生动细致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带我们深入近代日本的历史肌理，近距离观察这个东瀛岛国通过60年奋斗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艰难历程。其间的成败得失，都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的难得镜鉴。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财经评论刊执行主编、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曾供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经济观察报社。多年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已出版《大碰撞》《我与八十年代》《没有皇帝的中国》《重启改革议程》（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合著）等作品。《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重启改革议程》荣获“第八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

序言：读日本，想中国
第一编 开 国
  “黑船”惊醒“太平梦”
  罗森：挤进大历史的小人物
  为什么给侵略者树碑立像？
  哈里斯：瓦解日本锁国体制的美国人
  新岛襄：日本第一个留学生的人生传奇
  咸临丸：日本精神的象征
  千岁丸：从中国带回来的教训
  日本的“爱国贼”
  伊藤博文：一个“爱国愤青”的醒悟之路
  如欲世界认可日本，请自遵守此法始
  井伊直弼：主张开放的政治家为什么以悲剧告终
  坂本龙马：日本改革的设计者
  佐久间象山：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
  德川庆喜：勇于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家
  没有宽容，改革就没有未来
  西乡隆盛：一个失败的英雄
  胜海舟的追问：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
第二编 维 新
  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
  福泽之问：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明治迁都：世界历史上的成功范例
  岩仓使团：求知识于世界
  头发革命：国民头上卷起大旋风
  米百俵精神：宁肯挨饿，也要搞教育
  明治时代的“国退民进”
  武士：一个统治阶层的消失
  大久保利通：真正的“东方俾斯麦”
  三岛通庸：威权主义体制下的能吏
  江藤新平：日本的商鞅
  板垣退助：“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涩泽荣一：宁做企业不做官
  岩崎弥太郎：他与胡雪岩不一样
  古河市兵卫：一位企业家的功与罪
  丰田佐吉：从小木匠到大发明家
  横井小楠：影响明治维新的改革思想家
  中村正直：引入西方清流，涤荡国民心智
  千叶卓三郎：一个为国家草拟宪法的小学教师
  田口卯吉：重新书写历史
  “爱国贼”耽搁了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机会
  1883 ：学习德国好榜?
  日本立宪：绝不重蹈“土耳其的覆辙”
第三编 暧昧“明治梦”
  皇太子遇刺：一个法官的勇气和担当
  民法之争：要法律，还是要传统？
  德育论战：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
  中江兆民：预言日本帝国兴衰的思想家
  内村鉴三：宁做与民众对立的“国贼”
  大隈重信：还有比政治更伟大的事业
  久米邦武：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学者
  田中正造：不应该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
  森有礼：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加藤弘之：思想的变节者
  福地源一郎：一个报人的复杂人生
  山县有朋：军国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
  德富苏峰：一生被野心驱使
  幸德秋水：“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
  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905 东京骚乱：大国崛起的梦游?
  明治宪法的致命“黑洞”
  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
后记：这个世界会好吗？

    读日本，想中国
    我将全部文章仔细修改一遍之后，决定暂时告别日本近代史。我把书架上和堆放在地板上的有关书籍全部装进纸箱子，却犹豫是否把它们“贬谪”到地下室去。这是一个冬日的上午。连续数日的雾霾之后，北京天气出奇的好，清亮的蓝天上竟然有片片白云，颐和园里的万寿山历历在目，玉泉山上的佛塔也清晰可见。温暖的阳光投射到地板上，光束中有无数的颗粒在飞舞。我心中既有轻松的喜悦，也有些许告别的惆怅。
    2016年8月1日，我来到东京，开始了四个月的访问学者生涯。我“挂单”在庆应大学，住处距离校园很近。当天傍晚，我走进这所闻名已久的大学，徘徊在创始人福泽谕吉的雕像前，思绪万千。这个人一生没有涉足官场，却以自己的思想引领日本走向近代文明。作为远东之东的岛国，日本从被迫打开国门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多少风云人物活跃在这段历史中，壮怀激烈、成败兴亡，难道不值得追寻吗？
    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决定寻找这个国家近代发展的轨迹。我阅读历史书，外出游览也有意去探寻斑斑史迹。每有兴会，就把那些可感之人、可述之事记录下来。我在“界面”网站开了一个专栏——“扶桑读史”，大致每周发表一篇。这些文章获得了读者的共鸣，既然吾道不孤，我也就更加努力。2016年11月底回国后，我继续写“扶桑读史”专栏，直到 2017年11月中旬，完成最后一篇《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才结束了一段奇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对于我来说，集中这么长时间阅读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这是第一次。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完成了 60 篇文章（收入本书时删去1篇）。这些文章的历史跨度，从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整整60年时间。这不是巧合，而是我有意为之。不过，这些文章绝不是按年度选择的，所写的人物或事件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想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反映日本告别旧体制、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
    一位不认识的朋友问道：“读你写的这些文章，为什么感觉就像在写中国呢？”我心中也常有类似的困惑。夜阑人静之际，我面对日本近代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追索其思想轨迹，
    审视其进退选择，也时常陷入迷惘，为什么他们和中国人这么像呢？比如，那位森有礼，当年是日本思想启蒙运动的健将，后来却成为极力维护专制体制的国家主义者。再如，日本开国之后的“爱国贼”，以爱国者自居，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卖国的本国人士横刀相向，肆意砍杀。
    其实，在 1853 年之前，日本和中国一样，与世隔绝，酣睡在太平梦中。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所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问题是，坚船利炮打破了停滞宁静的迷梦，东亚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面临同样的“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
    阅读历史就像站在万仞高岗，俯瞰大江东去。虽然已经知道了结局，但是深入历史的具体情境中，看那些活跃其中的人物的思考行动，我仍然常常为他们扼腕叹息。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的最终走向，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念在行动，就像大江中涌动的浪花，相互撞击，时起时落，最终汇成巨流，澎湃激荡，奔向汪洋。对于中日两国来说，从被推入现代化巨流的那一刻起，它们的命运是共同的，就是走向世界、走向文明。
    尽管中日两国在具体路径选择上迥乎不同，一个被动而顽固，一个主动而决绝，但是历史大脉络惊人的相似，因为它们要完成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活跃在历史中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做出回答，并据此决定个人的选择。因此，不同国度出现许多相似人物、相似事件，并非没有缘由。
    我在读日本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至今仍然面对着一百多年前的命题。1853—1912 年，日本在 60 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也浓缩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至今未完成）。由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反复，所以现在仍然可以在日本那60年里找到对应的问题。虽然历史不能提供答案，但是可以启发人们思考。
    比如，19世纪90 年代，追赶西方国家初见成效之后，日本社会就开始出现了宣扬日本“特色”、维护“国体”的保守主义舆论。再如，在20世纪初实现工业化之后，日本出现了“和平崛起”与“武力崛起”的争论。虽然国家不同、时代各异，但是我常常为中日两国的相似性而惊叹，恍惚有时空错乱之感。
    自从 19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走。追赶型国家里的知识分子，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断地提醒国家要走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思想启蒙的重要任务。因为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而错误的道路却有无数。多歧路，今安在？一个国家一旦踏上错误的道路，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像日本，在 20世纪30年代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思想启蒙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只要一天不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知识分子就一天不能松懈。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出现了沾沾自喜、自骄骄人的舆论氛围。一些人士忙于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不屑一顾。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句话对于中国来说，非常有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沉溺在已有的成就，不以比较分析的视野来衡量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得失进退，就难以清醒而深刻地认识现实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同样，以日本为鉴，可以知进退。
    在这个意义上，读懂了日本，也就读懂了中国。
    是为序。

    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和日本近代史都有兴趣。在这两个历史时点重合的时候写下这篇后记，让我产生很多感慨。
    我曾经对未来很乐观，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上文明、民主、法治的光明大道。可是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近年来我的心中却产生了迷惑。自从10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词语就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站在新旧交替的时点上瞻望未来，我的心中仍然充满了迷惘。“这个世界会好吗?”对于梁漱溟先生的疑问，我没有答案。
    顾准先生晚年选择历史研究，苦苦研读希腊城邦制度、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发展史，是因为他心中有巨大的疑惑。诚如他所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文集》，229页)。我没有顾准先生那样的胸怀，阅读日本近代史只是为了解决自己内心的困惑。现代化进程中的追赶型国家都面临许多相似的挑战，因此经常以先进者为学习对象。很少有人还记得，中国在“以俄为师”之前，曾经“以日为师”。康有为在上光绪帝书中就说：“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学习另外一个国家，但是由于历史的相似性，所以能够启迪后来的异国读史者。事实上，过去一年多的阅读历程，确实让我对错综复杂的世事多了一些理解。
    在阅读日本近代史的同时，我也在帮助吴敬琏先生编辑他近五年来的文章选集(书名为《改革大道行思录》)。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作为顾准先生的弟子，吴敬琏先生具有思想家的气质。他面对复杂多变的中国经济现象，提出“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路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命题，提醒那些忙于解释变幻不定的现实经济问题的学者冷静地想一想，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假如不解决基本问题，那么新现象、新症状仍然会层出不穷，所有的临时l生应对之策都无济于事。其实，吴敬琏先生提出的命题对于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所有学科都是适用的，因为中国社会现实复杂多变、往复曲折，如果不抓住基本问题，就容易跟着浪潮现象走，就事论事，乃至疲于应付，迷失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应该成为直面社会现实的思想者的共同追求。
    作为一个记者，我愿意做这个时代的记录者，也愿意思考一些基本问题。这本书记录了我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粗浅思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
    感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他推荐我到日本做访问学者，也给我很多指导。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The JapanFoundation)的邀请，使我在日本度过了4个月美好而充实的时光。感谢基金会的野口裕子女士、安富世里加女士和张启明先生的关照，感埘加茂具树(庆应大学教授)、李卿(庆应大学研究生)、伍晓鹰(一桥大学教授)、大平正嗣(日本驻华使馆)、马欣欣(一桥大学准教授)、津上俊哉(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兼和津次(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城山英巳(时事通信社外信部编集委员)、吉冈桂子(日本朝日新闻编集委员)、仲谷明洋(日本驻华使馆)，以及荣剑先生、陈浩武先生、孙云晓先生等师友给予的无私帮助。在日本期间我还认识了许多友人，他们的友谊让我铭记在心。 感谢《财经》杂志社给予我自由而宽松的工作环境。在目前的社会里，这样的环境难能可贵。本书的文章大部分在“界面”网站发表过，感谢界面联合创始人、cE0何力先生，他是一位卓越的媒体领导人，给予我很多支持和帮助。感谢界面新闻执行总编辑张衍阁、文化编辑刘溜和黄月的辛勤工作。感谢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乔卫兵、主编寇艺明，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此前我们有过多次合作，都非常愉快。 最后，还要感谢爱人方虹给予的支持。马浩宇同学已经是高中学生，他有时和我讨论日本近代史问题，一些观点对我很有启发。眼看着他健康长大，对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我的心中充满了幸福的阳光。我衷心希望他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和平、民主、繁荣、文明的世界里。  这个世界会好起来的。 马国川 2018年5月4日，五四运动99周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