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激战是一场大规模的较量，为争夺几平方千米满目苍夷的城市废墟，数十万军民丧生于此。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回顾历史时，这场战役都吸引了千百万人的注意力。
    约翰·埃里克森著的《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参考了过去从未见过或被忽略的资料，大量使用了一手文件，包括红军总参谋部、德国第6集团军和苏联第62集团军的官方记录，细述了一连串鲜为人知的激战。本书提供了新细节、新观点，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价，取代了过去关于此战的一切历史记述。

内容提要

  

    1941年6月22日，德军开始挥师东进。1941年6月—1942年11月，国界线交战、斯摩棱斯克战役、基辅战役、维亚济马战役、莫斯科战役、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蓝色”行动……斯大林格勒战役、“火星”行动，他们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
    约翰·埃里克森著的《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以苏军为主视角，同时兼顾德军视角，从战前苏军战备情况、内政外交到战时全局决策、各方动态，均有详细而严谨的描写，生动地刻画出了苏德战争的全景。书中以战争爆发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是每一名苏德战争爱好者不可错过的经典之作。

    独一无二，举足轻重的著作。
    ——历史学家A.J.P.泰勒
    勤于思考的士兵和军事历史学学生的必读之作。
    ——《英军评论》
    该书向我们展示了苏德战争的宏大图景，既有全景又不乏细节……也向我们展示了战争中男男女女的英雄主义与巨大成就，他们的忍耐与抗争在西方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米切尔·霍华德《英国泰晤士报》

上篇  紧张备战：1941年春季的军事与政治发展
  第一章  苏联军事机关：改革与修复（1940年—1941年）
  第二章  “不要惊慌，‘老板’一清二楚
下篇  阻击“闪电战”：1941年6月22日—1942年11月19日
  第三章  星期天的突袭：1941年6月22日
  第四章  边境上的灾难：1941年6月—7月
  第五章  滑向毁灭的边缘
  第六章  后方、大后方和德军战线背后
  第七章  莫斯科反攻：1941年11月—12月
  第八章  斯大林的首次战略攻势：1942年1月—2月12日
  第九章  盛夏与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
  第十章  斯大林格勒的逆转：“天王星”行动计划（1942年10月—11月）
附录  资料及出处

前言

  

    现今已经出版了约15000册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书（包括许多可追溯到战时的珍贵读物，尽管有时很难获得），材料并不短缺。此外，还有大量缴获德国军事文件，其中包括的整个“子档案”，有最初从俄罗斯缴获的条目，还有关于苏联军事表现的同时代材料——作战文件、情报评估、战俘审讯和关于红军的数据——以及整个苏联战争努力的情报。虽然这些德国收集的资料为苏联的研究提供了补充和修正，但让我赶紧补充一点，我与许多苏联作品的接触受到我与作者或研究团队（负责许多这类著作）联系或讨论的影响。再次重申，我不打算在这里专门讨论苏联资料的技术性细节，但我要强调下面这些人的专业精神：军事研究人员——举例来说，军事历史背后的队伍中有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或普罗埃克托尔这样的个别军官，这里要再次提到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萨姆索诺夫（A．M．Samsonov）教授这样的带头历史学家，教授本人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本重要著作的作者。尽管将萨姆索诺夫教授与我的任何发现（或观点）联系起来都是不尊敬也不得当的，但若不承认我对他给予的专业帮助，以及我使用一堆书时所获建议的感激之情，就太没有礼貌了。与苏联官方历史学家讨论苏联的发现也令我受益匪浅，他们展现出很强的专业能力，审慎对待原始材料（毫不掩饰地批评了那些未能这样做的人）的可靠性。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许多苏联著作远非露骨或简单化的“宣传”（尽管这种有点过时的爱国主义从未彻底消失），《军事历史》（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所享有的声誉证明了这一点，该杂志是职业军人和专业历史学家的载体。
    我试图在尽可能广阔的背景下展示这些材料，所以不是以单独注脚的形式，而是以苏联记述的比照与总结来组成各章的注释——这是一种反传统的手法，但我希望以此来让那些不熟悉俄语的读者能够深入了解这些苏联研究和回忆录的内容。最后，虽然注释采用了这样的形式，但我允许自己不标明素材以及某处或某段的出处，无论是人、地点，还是情况，都直接取自当事者的记述或当日文件；从任何戏剧性的文学再创作和双方所经历痛苦的意义上说，我都不会假装自己在写“战争书籍”方面有何技巧或特殊造诣。
    我要感谢的个人和以前的出版物有很多。在本作最后一卷的混合参考文献中，我希望清楚地表达自己对大量专著和文章的感恩之情，但在这里，我想感谢对这样一项工作而言必不可少的个人和私人协助。我1963年曾在莫斯科与已故的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一起工作，在记录下对他的感激时，我也要向他个人及其工作致敬；提到莫斯科，我就得向所有这些苏联军官表示感谢，其中一些级别很高，还有军事史学家，他们以自己的证言和从收藏中遴选的材料毫不吝惜地帮助我。博尔京（E．A．Boltin）少将热心地阅读、评论了前面几章；萨姆索诺夫教授努力让我跟上苏联著作的进展。至于苏联以外的内容，阿尔文·D．库克斯（Alvin D．Coox）教授慷慨地贡献了他在日本军务和苏日关系方面的丰富专业知识，我也非常依赖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教授和马修·加拉格尔（Matthew P．Gallagher）博士的著作和评论，必须提及我这两位苏联事务领域的美国同事。慕尼黑已故的加莱（N．Galai）是一个拥有宝贵经验和洞察力的人，他在弗拉索夫事件上给予我巨大帮助，这些来自德国的帮助以大量文件、日记和个人记述的形式被我收到。我也必须提及我对艾伯特·西顿上校和他就苏德战争进行的重要研究的依赖。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韦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出版社的安德鲁·惠特克罗夫特先生和苏珊·洛登夫人。在这所大学里，K．U．布朗和T．F．菲茨赫伯特小姐长久以来辛勤付出，为我做了不少工作。还要感谢我那些从不吝于伸出援助之手的同事们。从莫斯科到美国的所有这些伙伴都做出了积极有益、必不可少的贡献，至于瑕疵与缺陷，皆是我个人的责任。
    约翰·埃里克森
    爱丁堡大学
    1974年
    我在莫斯科构想、策划此书，并立即展开相关工作，到现在已过去整整三十个春秋。
    自那以后，我获得了更多俄国档案和出版物，这值得高兴，但并没有明显改变本书所述内容的要点，只是放大了恐怖，令1941年的“突然袭击”和斯大林行为更加扑朔迷离，更犀利地刻画了随后悲剧的细节，并证实了空前的人员伤亡规模。
    约翰·埃里克森
    爱丁堡大学
    199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