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托兰著的《阿登之战（希特勒最后的赌博）》是美国历史学家托兰代表作之一。本书描写当时宏大的背景，十五年潜心写作，十万英里行程，千余次采访战争亲历者，1944年二战西线战场上的最大阵地反击战，盟军击溃德军10余万人。终结希特勒野心与纳粹命运的冰点铁血大战，全方位视角记录“二战”欧洲西线战场最大规模的攻防战役，再现第三帝国走向毁灭前的“困兽之斗”。

    约翰·托兰著的《阿登之战（希特勒最后的赌博）》讲述了1944年12月16日，希特勒在冰雪覆盖的阿登森林高地，发动了一场“豪赌式”战略反攻。他的目标是将德军推进至安特卫普以此撕裂盟军战线，逼迫英军和加拿大军撤退。他的部下质疑这场战役能否取胜，年轻的党卫军官们似乎已经绝望地看到苏联红军从东线挺进自己的家园。另外一部分忠诚于希特勒的狂热分子，则寄希望于绝地反击。卷入阿登反击战的双方兵力达100万，它成了二战西线战场最大规模的战役。
    遭到突袭的盟军深陷德军2个集团军群的围攻。担心被德军报复的比利时平民匆忙逃离家园，甚至连巴黎都感受到了恐慌。驻守在阿登冰雪高地的美军中也有人投降，但是更多的普通士兵英勇地抵抗着德军，最终击溃了希特勒的绝地反击。

    约翰·托兰这一位战争历史学家，他将参战者的真实经历记录下来，描绘出一幅宏观的二战全景图。
    ——《泰晤士报》
    本书讲述了阿登战役的危险与疯狂：战局混乱不堪，连参战各方也无力把控。所幸，战役成为了一段独一无二的历史；至于人们在其中经历了何种悲欢离合，则由约翰．托兰为我们娓娓道来。
    ——《纽约时报》
    在二战文学层出不穷的今天，本书首开先河，讲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在这片惨烈的阿登战场，美国人经历了何等残酷、孤独而顽强的战斗。情节扣人心弦，一经开卷。再难释手。
    ——《旧金山纪事报》
    托兰敏锐地把握住了战争的各个方：小型冲突、英勇事迹、人性的善恶、官方的对话谈判、决策者的举棋不定、纳粹的狡诈，以及盟国的混乱。这些事件相对分散，看似毫无关联，而托兰却将其串联成了完整的“阿登战役”。
    ——《科克斯书评》

    约翰·托兰（John Toland），美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1912年生于威斯康辛，参加过“二战”。托兰年轻时曾梦想成为一名剧作家。战后，他写了很多剧本和小说，但从未有机会发表。在朋友的建议下，托兰转向历史写作，并一举成功，从此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
    托兰的历史写作摈弃了传统史学著作的生涩与枯燥，代之以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对话，使读者身临其境。他的著作见解独特，富有文学性和感染力，并注重史料的搜集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也因为这样，托兰每有新作问世，必能引起轰动，往往会占据销售排行榜首位。
    其主要著作有：《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占领日本》和《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等。

第一部分  “圣诞玫瑰行动”
  1  “幽灵前线”
  2  “守卫莱茵河”
  3  攻袭
  4  突破
  5  惨败
  6  克莱沃陷落
第二部分  “放手一搏”
  1  刺穿比利时
  2  刺穿卢森堡
  3  投降
  4  呼唤蒙哥马利
  5  迷雾战
  6  战争成形
  7  小镇之死
第三部分  黑色圣诞节
  1  鹅蛋要塞
  2  “扯淡”
  3  俄罗斯高压
  4  决策之日
  5  “在你漆黑的街头”
  6  “我们无法强渡默兹河”
第四部分  众神的曙光
  1  战场上的王后
  2  直面死神
  3  “勇敢的步兵们……”
  4  拿不准的战斗
  5  乌法利兹会合
  6  “全完了！”
后记
索引

    这本书记录下了美利坚合众国曾打过的最伟大的一场战役，是美军唯一于深冬之时进行的一场战役。从规模上来讲，这场战役堪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超过100万士兵和数千名平民都积极参与其中。与二战其他战役不同的是，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由阿道夫·希特勒策划的战役，是他最后一次的大反攻，是他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
    本书中所有的对话都不是虚拟臆造出来的。这些谈话都是我亲耳听战争的亲历者，或者从听过亲历者倾述的人士口中得知的。例如，麦考利夫在巴斯托涅对德军来劝降时斩钉截铁的回答，就是五个当时在场的人亲口对我说的，不过仍有许多人怀疑，这一转述是否删略了某些不雅之词。
    两年多，我都在追寻“阿登之役”的足迹，这将我带向了十多个国家、一千多名被访者。为了熟识散乱广阔的战场，我在阿登地区步行考察了好多地方。我曾在散兵坑和地下室里过夜。在平民目击者的陪伴下，我也曾重走过许多以往的战场和屠杀地。常常说着说着，这些卢森堡人和比利时人就突然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起许多年前这里发生的场景，场面令人动容。
    如果没有美国陆军部和空军部配合支持的话，这本书是不可能成书的。他们打开档案，帮我搜寻“阿登之役”亲历者的所在，且没有向我提出任何要求，或是做出任何约束。他们只有一个请求，就是我要讲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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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希特勒在阿登输了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博，成千上万的英国和美国战士才免于丢掉性命。如果希特勒没有坚持“干大事”，如果他躲在齐格菲防线内，那么盟军将不得不对敌军守卫严密的堡垒进行强攻。而这些堡垒的守卫部队正是在阿登才被打得七零八落。
    如果以挽救的生命数为标准计量，“阿登之战”显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这场战役的胜利靠的不是运气，不是人员数量占优，也不是压倒性的空中力量。它的胜利靠的是美国士兵，靠的是他们身上那些难以形容的特质。独立、自大、爱享乐这些特质虽不能让他成为一个好的戍卒，但却最终使他变成了一名致命的战士。
    “阿登之战”不是一场中规中矩的战斗。战线要么不存在，要么流动不定。这场战役由一系列孤立的行动组成，彼此仅靠进攻方向才联系了起来。美军被包围了，而在几英里之外，被包围的却是德军。各个部队之间的沟通联系也变得不可靠。部队以师、团、营、连，甚至有时以一个或两个人为单位进行独立战斗，但却极大地影响了战局。在这样的战斗中，美国士兵表现优异。独立这一经常让他们在军营中惹上麻烦的特质，却在“阿登之战”中起到了作用。
    他们爱享乐，这使得他们刚进入战场时表现低劣。然而在“阿登之战”中，他们很快就明白，只有一种方法才能让自己活下来：他们必须战斗。他们战斗不是为了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美国兵进人战场，有一个简单的处世哲学——出力越少越好。他们表现怎样，全凭形势所迫。在“阿登之战”中，他们不得不特别优秀。但他们却总是那么复杂，甚至今天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美国兵是个笨手笨脚的敌人。德国人仍然坚信，他们当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敌军压倒性的炸弹和炮弹数量，以及大量的机械和物资。许多德国人仍然愤愤不平地认为，那种作战方式马虎没效率，是懦弱者的做法，且耗费巨大。但美国兵却不在乎什么战场上的骑士精神。他们只想获胜，然后回家。
    尽管有这么多明显的缺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军队仍然是一支强大而民主的军队。它从零开始被迅速组建起来，并且安然承受住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愚蠢糊涂、平民的自满、官僚主义、国会的插手、无数的错误、政治操作以及成长之苦等等等等。它的许多军官都笨手笨脚，能力不足，但战争这所学校很快就摧毁了或者筛除了这些人中的大半部分。这支军队赢得了“阿登之战”，驰骋于德国。它不仅勇猛而且坚毅，且为勇猛、坚毅之人所组成。要是逼不得已的话，它还可以更勇猛些，更坚毅些。 很多人都写到美军情报参谋处官员的失败：他们没有能够预见这场战役。当时相当原始、天真的美国情报系统不应该承担过错，毕竟它大多还是以美国内战中的平克顿侦探系统为基础；复杂精密的英国情报系统也同样对此无知无觉。甚至连霍奇斯、布雷德利和艾森豪威尔，以及战略的设计师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不应该受到指责。盟国所有的成员应该共同承担责任。1944年12月15日的夜晚，盟国世界里散发着自满、过分乐观以及自欺欺人的气息。 当初许多孤立的事实都指向了“守卫莱茵河”，但它们却构不成一张有意义的图景。因为这张图景所包含的最基本的假设，即德国有能力发起大规模进攻，在任何位高权重的人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把盟军带到灾难边缘的原因更多不在于情报工作的失败，而在于想象力的失败。 2 在这场战役的许多盟军参与者的声名在后来都越发显著。艾森豪威尔成了美国总统；蒙哥马利主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布鲁斯．克拉克担任驻西德第7集团军司令；麦克斯韦·泰勒升任为美国陆军参谋长；詹姆斯·加文则成为了美国陆军的公众良心。 许多人后来留在军中服务，如圣维特的唐·波伊尔，那两个兄弟村的米尔德伦和毛罗，F连的克莱顿，玛库里的霍根以及小艾伦·琼斯。许多人如今在参与公司的管理工作，如柯林斯、霍格和麦考利夫。其他人则在教育行业：特洛伊·米德尔顿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校长；列兵约翰·肖在海勒姆大学担任英文教授；“公鸭嗓”厄尼·哈蒙少将成了诺威治大学的校长，这让他战时的同事们惊诧不已。 率特遣队最先抵达乌法利兹的迈克尔·格林，如今是美国陆军正规军中的一名中校。他的助手“大个子吉恩”爱伦森现在是迈阿密大学足球队的边裁。莱纳斯·霍本还在德国监狱里面的时候，就已重新当选法官，现在他仍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从事旧业。贝勒海耶路障的奥林·布鲁斯特少校如今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坦普尔市。他没有受到军事审判，这是因为理查森（他现在回到了驻扎在德国的第3装甲师）和希基（于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克里斯琴退休）一直拒绝给罗斯将军提出的指控签字。而罗斯自己则在“阿登之战”之后不久，就和他的坦克兵在前线阵亡了。 布雷德利在出任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之后，住在华盛顿特区。第106师的师长琼斯也住在华盛顿，他的心脏病在那里才最终得以康复。还有其他数百人也住在华盛顿，包括约翰·海因斯、比德尔·史密斯、罗伯特·哈斯布鲁克和罗伯特·格罗。 …… 装甲师：第2师（R．F．Perry上校），第4师（Anthony J．Pas-sanante），第6师（Edward Reed），第7师（Johnnie Walker），第10师（J．Edwin Grace），第11师（Kenneth W．Hanlon）。 空降师：第17师（W．A．Roncone，Charles Worrilow），第82师（A．R．Pattullo），第101师（George B．Woldt，Colonel Leo Conner）。 因为收集的材料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用上了，我想对那些被采访过但他们的故事却未出现在书中的人表达感谢。Sid Salins（第99师），Ted Black（第3装甲师），Steve Prazenka，Embert Fossum和Paul Gaynor（第28师），Al Blumberg和James McCrorey（第6装甲师），Robert Bowen（第101空降师），以及James Peale，Jr．（第26师）等人花了数小时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El述，实际上构成了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 我没有办法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都列出来。下面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Victor Walker少校，他让我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美国陆军情报办公室的Harry P．Storke少将、Chester Clifton准将、James Chesnutt上校和John Chesebro中校；James Haslam少校，他帮我安排了欧洲的大部分会面，并在他休假时开车带我在阿登到处跑；美国空军书刊杂志部的James Sunderman少校；美国空军大学的Laurence Macauley上校和Albert Simpson博士；慕尼黑的Karola Gillich；维尔茨堡的Elisabeth Philipp；维尔茨的Maggie Dieschbourg和Eugene Weber；迪基希的J oseph Geiben；巴斯托涅的Marcelle Koeune；维尔萨姆的Maurice Delaval博士；特鲁瓦蓬的Jacques C1esse博士；乌法利兹的M．T．Urbain-Choffray；斯塔沃洛的Henri Demoulin；华盛顿特区的Herbert Trattner少校及其夫人、Barbara Gore，Jacob Wice法官和Hugh Cole博士。 最后我想感谢Fred Stocking教授、John Jamieson和Gerald Simons对我一直的支持与鼓励；感谢Rogers Terrill和Robert Loomis对我这本书四部分的全部手稿进行了编辑。 4 “突出部”地区有许多“阿登之战”的纪念碑：埃特尔布鲁克的巴顿纪念碑；包格涅兹为纪念被屠杀之人的圣祠；巴斯托涅的那座美丽的纪念碑。我最喜欢的纪念地在梅耶罗德村村外几英里的一条幽僻的小径上。这里，在一片浓密的树林之间，有一个呈十字架形的被青苔覆盖的土丘：小埃里克．伍德中尉就是在这里死去的。在小径对面，是一座梅耶罗德村村民建起来的小纪念碑。他们用英文在上面刻道（弄错了他的军衔）：“1945年1月，美国陆军上尉埃里克·费希尔·伍德在与德军进攻部队的英勇战斗中，于此处牺牲。” 每天都会有某位村民走到这座纪念碑前，在一个玻璃瓶里放上一些鲜花。 阿登也有许多其他的纪念碑：那成千上万的散兵坑，如同开口的坟墓一样点缀着田野。这些散兵坑还在述说着那场战役的故事。人们在它们里面可以发现腐烂的补给罐头、防毒面具、步枪弹夹、迷彩服的小片材料、靴子，甚至有时还能发现一具被遗忘多年的可怜残骸。这些散兵坑是对美国兵最合活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