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继《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之后，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回归明清命题，以“腐败与反腐败”为切入点，带来一部全新的、关于明清史的另类解读。
    独特视角剖析明清败局之根源，探究“陋规”背后明清两朝的权力黑洞和财政危机。
    透彻分析封建王朝共通的腐败症结与反腐阻碍，以史为鉴，看清真相，一部明清纪检监察报告、反腐启示录。
    明清官场群像，满足读者对官场生态的想象。

内容提要

  

    历史是连续的，在从明至清的王朝更迭中，权力结构的基本盘，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腐败，正是分析这个权力结构的入口。
    本书聚焦明清，以清晰的逻辑和鲜活的细节完整讲述了朱元璋、弘历等人的反腐始末，通过对其背景、历程、结局及影响的阐述，集中探讨了明清两朝深陷腐败泥潭的种种困境。并以“陋规”这一贯穿明清两朝的腐败现象为切入点，再现当时的帝国制度结构以及官场生态，深探明清衰败的根本原因，提出跨越时代的反思。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给曾国藩算算账》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孔子》《楚国八百年》《戊戌变法》总撰稿。
    已出版作品目录：《千年悖论》、《坐天下》（第一版名为《坐天下很累》）、《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第一版名为《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给曾国藩算算账》（京官时期）、《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张宏杰讲乾隆成败》。

绪论  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第一章  朱元璋：注定失败的铁血反腐
  第一节  最痛恨贪官的皇帝
  第二节  严密的监管体系
  第三节  严酷的反腐运动
  第四节  思维混乱的反腐条规：《大诰》
  第五节  激进反腐的高潮与落幕
第二章  海瑞：一个清官的孤独抗争
  第一节  “笔架先生”的另类精神
  第二节  理想与现实的夹攻
  第三节  逆势而行，革除“常例”
  第四节  一边受排挤，一边升迁
  第五节  千载留名“骂皇帝疏”
  第六节  全面施展政治理想
  第七节  痛苦的赋闲
  第八节  异端，还是“神”？
第三章  康熙：千古明君亲手定下畸形制度
  第一节  天性善良的皇帝
  第二节  康熙反腐的两个错误
  第三节  黄宗羲定律
第四章  雍正：古代反腐的成功案例
  第一节  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第二节  洞悉下情的天子
  第三节  养廉银改革
第五章  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
  第一节  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
  第二节  明君老去，贪腐急速蔓延
  第三节  王朝兴衰系皇帝一念
  第四节  皇帝带头腐败
  第五节  享乐：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
  第六节  “议罪银”之罪
  第七节  不断升级的腐败段位
  第八节  极具弹性的贪污罪名
  第九节  一场自欺欺人的亏空盘查风波
第六章  嘉庆：反腐的下滑曲线
  第一节  一百分的接班人
  第二节  诛和珅初显身手
  第三节  面对腐败该何去何从
  第四节  改革当口举起保守大旗
  第五节  全面守成
  第六节  从伟大到尴尬
第七章  和珅：清代第一贪官
  第一节  怀才误此身
  第二节  大理财家
  第三节  一个巨贪的诞生
第八章  官场：晚清官员的妥协与坚守
  第一节  “不妄取一钱”的林则徐
  第二节  “不要钱”的统帅曾国藩
第三节 不为钱所“累”的李鸿章  
  第四节  “不以一钱自污”的左宗棠
  第五节  “赤贫”刘光第和“巨富”那桐

前言

  

    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一
    细数中国历代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我个人认为，传统社会里的“权力决定一切”，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
    自秦朝至清末，从政治层面讲，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黄宗羲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黑格尔则认为传统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朱友贞说：“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
    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全体臣民都为皇帝而奔走，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在黄宗羲看来，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比如农业，刘泽华说：“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过程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都体现着一种精神，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的独立的自己的生产，一切都要纳入符合封建国家需要的轨道。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
    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访中，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开恩，“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
    第二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强化。每一次集权强化，就意味着国家权力不断延伸，造成官僚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
    君主专制制度强化表现出两个方向：
    一是皇权不断向下延伸，比如朱元璋强化“里甲制度”。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民间组织、民间自治不断被打压，所有事务都要由官僚体系来把持，所以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扩张。
    二是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官员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张。比如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不断增设机构、分化事权，“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而到了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互不隶属。州县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而现在得应付四个顶头上司和其相对应的衙门。
    历代裁减官吏数量的努力之所以失败，也与官权是皇权的代表这一因素有关。皇帝裁撤官吏数量，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官僚权力受到约束之后，皇权也会相应萎缩。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最终导致“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百姓遭受搜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它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使“陋规”这一腐败产物长期无法铲除。革除“陋规”涉及根本性、大规模的财政改革，要把各种办公经费全部列入政府预算，政府也相应地提高税率。但是清代皇帝，以康熙为代表，都迷恋“轻赋薄税”的美名，把“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作为自己的政绩，不肯下功夫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理性分析和合理设计。只有雍正皇帝能做一定程度的突破，进行了“养廉银”改革。其实清代的绝大多数“陋规”，都可以用正式的税收来取代，让这些收费晒在阳光下，一方面可以解决政府实际支出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压榨。但统治者拒绝做出必要的调整，其结果只能是富了官吏，穷了百姓，祸害了地方，也败坏了王朝的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