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精)》为了解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必读之作。这既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也是一本优秀的历史普及读物。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体会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军事合作关系变得如此错综复杂的原因所在。

内容提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及中美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不但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和西方强国形成实质性的政治军事合作关系，而且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四年中，帮助中国从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半殖民地国家跃升为世界四强之一。这个变化如何产生？其过程有怎样的特色？中美两国处理同盟关系的基本态度有哪些不同？二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对于同盟关系的效率产生何种影响？本书作者针对上述重要问题，以大量原始资料为依据，全面检验过去历史论著的客观性，进而提出与既有研究成果迥然不同的叙述、分析和诠释。

    齐锡生，芝加哥大学博士，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1967～1992年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1992～2002年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工作并任历史系主任，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内政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和军备战略问题，作品《中国的军阀政治》《剑拔弩张的盟友》影响甚巨。
    年轻时业余爱好包括做木工、修房子、修汽车、爬山、射击等，老来希望能够学会弹钢琴和说西班牙语，目前仍在做学生。

作者的话
写作凡例
前言  珍珠港事件前中国之缩影
  一中国外交处境
  二国内情况
  三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真相与幻象
第一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及中国的反应
  一日本袭击珍珠港消息传到中国
  二蒋介石早期对于建立同盟关系的乐观和努力
  三同盟关系的第一株毒草：对中国的排斥
  四中英摩擦不断升级
  五中国决心亲美
第二章  派一位美国将军到中国战场
  一蒋介石邀请美国派军官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
  二美国最初的反应：庄穆将军的遴选过程
  三中美对派华军官职务内涵的谈判
  四史迪威获得新任命
  五史迪威对中国的态度
  六史迪威赴华履新
第三章  第一次缅甸战役：1942年1～4月
  一第一次缅甸战役在中美同盟关系中的重要性
  二珍珠港事件前有关缅甸防务的计划
  三珍珠港事件后盟军在缅甸的合作
  四战役的初期：1942年1～2月
  五战役全面展开：1942年3月
  六1942年4月：战局大变
第四章  第一次缅甸战役：1942年5～6月
  一同盟国战线总崩溃：1942年5月
  二中美双方对缅甸战役最初评估的差异
  三中国愤怒的升级
  四中美两国对于缅甸战役不同的期望
  五缅甸战役对中国的影响
第五章  中美关系危机迭起：1942年6～7月
  一中国不断高涨的怨愤
  二中国对美国军火和飞机供应指望的落空
  三美国飞机的移防
  四“三项要求”：一个经过加工处理的“危机”
  五一个新危机：史迪威名目繁多的职权
第六章  居里的和解之旅：1942年7～8月
  一居里访华的背景
  二会谈初期的攻防战
  三中美关系冲突的重点
  四一个节外生枝的干扰：宋子文涉嫌扣留罗斯福电报
  五居里改变策略
  六居里让史迪威的职权问题变得复杂
  七居里访问的结束
  八蒋介石对居里的观感
第七章  计划第二次缅甸战役：1942年6月～1943年6月
  一早期作战计划
  二最初构想：英美承诺和中国立场
  三同盟国开始从承诺中退缩
  四同盟国在缅甸利益的对比
  五1943年初：原始作战计划开始缩水
  六1943年5月：一个不寻常的月份
第八章  虚幻的乐观与实质的冲突：1943年6月～1944年6月
  一缅甸作战计划重现曙光
  二宋子文的失势
  三在开罗讨价还价
  四德黑兰会议导致计划改变
  五美国对缅甸战役的新态度
  六美国开始翻脸
第九章  第二次缅甸战役：1943年冬～1944年秋
  一战役终于开打
  二第二次缅甸战役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三第二次缅甸战役事关美国切身利益
  四对第二次缅甸战役的另外一种评估
第十章  美国争取对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一念头的起源
  二史迪威对中国战区重新燃起的兴致和出奇制胜的手法
  三蒋介石的响应和提出的条件
  四美国加紧施压要蒋介石交出军权
  五蒋介石“辞职”的念头
  六中国转移指挥权的步骤
  七8月到9月中旬的谈判
  八谈判遇上波折
  九摊牌前夕的状况
第十一章  蒋介石与史迪威摊牌
  一史迪威撤职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二罗斯福9月19日信件的来历
  三罗斯福9月19日信件的内容和送达方式
  四蒋介石的反应
  五赫尔利逐渐撤回对史迪威的支持
  六史迪威的感受和对策
  七史迪威9月29日以后的局部让步
  八罗斯福再度介入
  九最后的挣扎
  十史迪威在美国所受的冷落
第十二章  魏德迈的新途径
  一魏德迈为人处事与史迪威不同之处
  二魏德迈如何处理他与蒋介石及马歇尔的关系
  三魏德迈改革的内容
  四魏德迈的成绩单
  五日本投降前夕的中国战区
结论
  一赢得战争
  二处理同盟关系
  三中美战时军事合作关系的总结
参考文献

前言

  

    本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的学生时代。我初到美国读研究生时，正值肯尼迪任总统。当时在美国中西部所见到的，真可以称得上是土地丰腴、国泰民安，学术界思想活泼。在经过了麦卡锡时代的惨痛后，美国学术界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劲。各种革命性理论和学说相继出现，那才是一种货真价实的百花齐放。它让年轻学生既有目不暇接的兴奋，又有追赶得喘不过气来的压力。
    我当时主修的学科是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导师正是新理论的倡导者，因此纵使我本人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晚辈，然而在导师的提携下，居然有幸和当时世界知名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提交自己的论文，聆听他们的指正。对于一个刚刚进入研究院的嫩学生而言，这种机会对我个人此后心智的发展有莫大影响。
    与此同时，我也首次有机会接触大量关于中国问题的英文著作。在我整个研究生生涯里，国际关系理论是我的正经课，而中国近代史著作则是我的课外读物。在那三四年内，我把当时美国官方出版的对华外交文献和学术界出版的相关专著看了许多。在这些课外读物中，最引发我兴趣的莫过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同盟关系。我当时认为这些英文书籍的内容不但史料新颖，而且分析入微。当时的我，是一个对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个人深感失望和满怀抵触情绪的年轻学生。在美国能够读到的作品，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让我茅塞顿开。我当时认为，有关这个课题的学术成果已经完全成熟，未来的学者大概不可能超越它们有新的建树。
    如果说在阅读这些英文著作过程中，有那么一丁点让我感到欠缺的话，那就是它们对中文资料的引用不足。比如说，许多学者在分析中美关系时经常谈到蒋介石的动机，但是又不注明史料的来源。然而他们那种言之凿凿的架势，与当时美国学术界似乎对中美关系历史已经形成高度“共识”的气候，又使我自然地相信他们观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只是内心总不免被疑问困扰，那就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这些学术成果是正确的。至于自己心中的疑问，其动机并非对现有的学术成果不满，而只是认为没有提供中文资料去论证它的观点是一个美中不足。因此，当我最初动念要从事一点有关中美同盟关系的研究时，目标非常有限，只是想在已有的学术框架下，针对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去研读一些中文资料，把一些在英文著作里没有交代清楚的事件，以中文史料作为补充或是旁证说清楚。出于这种心态，我在最初选择研究课题时都是比较琐碎的问题，着重历史叙述，既缺乏整体观，也不打算向已有的学术定论提出评判甚至推翻它们。
    意想不到的是，在逐渐深入研读中文原始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中文资料所呈现的史实与英文著作引述的史实不但时有矛盾，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这就让我以中文资料补充英文著作的设想完全落空了。并且愈是扩大对中文资料的研读范围，愈是看出中英文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上经常对不上号。
    面对这意想不到的困境，我最后只好采用一个虽笨拙但是应该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借镜自然科学家早已行之有效的实验方法。简单地说，科学家的发明或是发现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他们的实验可以由别人用重复的方式来检验它的可靠性。换言之，如果每次用同样的元素在同样的条件下实验，就应该得到同样的结果。诚然，历史学的科学性远不如自然科学，但是如果用同样的史料，至少也应该得到相近的结果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素介入使然，而这种现象本身也就值得加以重视了。
    基于这份好奇心的驱使，我开始试着重新去走一遍以前学者已经走过的老路，也就是尽量去阅读他们在英文学术著作中引用过的原始资料。即使这些资料多年来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纳，甚至重复引用，几乎已经成为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定论”，我也把原文再看一遍，不敢轻易放过。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求得一个安心，指望能够肯定地知道英文学术著作是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上建构完成，同时也希望借此找出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中英文著作之间的差距会如此之大。
    这种尝试一旦开始，才发现英文资料的阅读工作量远远超过原先的估计。其中一个原因是，学术界大量著作是根据英文资料写成，它们引用的资料来自各方面。另一个原因是，英文的重要资料的确比中文资料丰富。如果一位学者想要在这个领域取得发言权的话，当然应该充分了解过去学者著书立说的根据是什么。
    我在花了许多年时间阅读英文原始资料后的体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现有的英文学术著作的确引用了大量而又丰富的史料。许多学者治史态度的勤奋和认真，让他们能够把历史学研究的成绩不断向前推进。这种努力值得钦佩和借镜。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西方历史学家能够占据学术界的阵地，在世界史学界赢得主导地位。第二，某些学术著作对史实的叙述并不完全正确。它们不但经常错误地叙述中国史，也错误地叙述美国史。错误的叙述难免导致错误的分析和结论，两者都应该加以修正。第三，有价值的英文原始资料其实远比已有学术著作引用者更丰富。一部分原因是这些资料虽被广泛引用，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并未被学者所体察。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当有些资料的内容不符合学者预设的立场或是结论时，它们就可能被忽视或蓄意掩盖，乃至被扭曲。
    一旦有了这种体会，我就开始相信，中文和英文对史实的叙述之所以对不上号，与其说是它们一方肯定有错误或是偏差，还不如说是它们没有被学者充分地结合运用。因此，战时中美军事合作关系史绝非一门已经“盖棺论定”的学问，它反而是一块可以让学者去耕耘的肥沃土壤。通过查证旧的资料和发掘新的资料，学者可以有机会去重新思考历史问题，检验学术成果，进而开阔学术视野。
    本书所引用的资料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中文资料和英文资料。
    在研究经费方面，我1980年代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任教时曾得到教授研究费的资助。1990年代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时，曾多次得到慷慨的教授研究经费资助和研究假期，使我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续。2002～2003年度承蒙中研院欧美研究所的厚爱聘为特聘研究员一年，提供了非常优良的研究环境。2007年秋季又承胡佛研究所邀请，专程到该馆阅读蒋介石日记。以上这些学术研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经费资助善意关怀、专业协助都使我感激不尽。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受其他来源的资助，也没有循由其他途径取得任何不向一般学者开放的资料。
    多年来还有一大群家人、朋友和同行关心我的研究进展，并且给予各种程度的指教和协助，在此只能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在本书定稿之前，承蒙两位不具名的评审员对稿件给出坦诚的批评指正，使我得以及时改正错误和充实内容。他们的精神支持和具体协助都是本书得以问世的重要因素。但是，还有三位人士对于本书所做的贡献需要在此特别提出。
    一位是邹谠教授。我刚到芝加哥大学念书时，正值他的经典之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出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该书所达到的深度超过许多其他同期乃至后来的著作。他的治学态度和成就，在之后的岁月里给我提供了一个自我期许的楷模。虽然当时依照学校课程规定我只选修过邹先生的两门课，但是在此后数十年中，我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联系，也受过他和邹夫人卢懿庄博士无尽的关怀和提携。邹先生更令我景仰的是他的为人风范，纯真、无私、宽厚、谦虚、诚恳、助人等种种君子的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流露无遗。因此，无论在道德上或是文章上，邹先生是我一生中有幸认识的一位好老师，他的关照和鼓励令我怀念不已。本书写作的原始动机可以说来自邹先生的言教和身教。
    第二位是美国马歇尔将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玛莎·甘兹(Martha S．Gansz)女士。我在去该馆研读资料前与她并不相识，研究工作结束后也未曾保持联系。但是我在该馆进行研究时，她所展示的专业素养，尽心尽意的协助，主动的关切和人情的温暖，使我的阅读效率增加数倍。如果世上资料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待人接物的素养都能和甘兹女士一样的话，学术发展的速度将会突飞猛进。她是我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资料管理员和研究协助人。因此，我对她有一股难以自抑的感激，同时体会到自己是何等的幸运。
    第三位是我的朋友陈永发教授。他多年来不但一直鼓励和关心我的研究进度，而且在本书初稿完成后慷慨地答应进行审读。在此后一段长时间里，永发兄花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和精力，提出各种修改的建议。举凡在史证、推理、分析和立论等各方面，本书都得到了他无数的珍贵意见。作为一位同行和朋友，他对本书所提出的坦诚批评和给予的慷慨协助，实在是我最大的受益。
    当然，本书内容仍然存在的谬误，全部是我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