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被推上世界政治舞台，在冲突博弈之中，天朝上国为何残景凄凉？风雨飘摇之中，帝国巨舰沉没。
    本书深入挖掘西方报刊杂志的记录，寻找重要历史情境的不同侧面，探查诸多群体对同一事件的迥然反应，重塑更立体更丰富的晚清史。

    从清朝开始，中国频繁地与西方国家接触碰撞。始自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西方国家通过商贸公司、传教士、外交人员等渠道，收集了大量关于清朝政治经济社会的情报，并将之运用在后来的军事冲突中（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等），以实现侵略目的。作者以西方媒体百年间的珍贵报道为基础，结合《清实录》《钦定大清会典》等原始中文史料，讲述了清朝与西方列强交往中逐步落于下风、衰落直至溃败的图景。

    易强，历史作家、自由撰稿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致力于中西方历史研究，著有《蒙古帝国》等作品。

第一章  风雨欲来
  无形的鸿沟
  双城记
  东印度公司
  情报网络
第二章  事出粤海
  海王星事件
  肆虐的海盗
  澳门危机
第三章  情报战争
  广州体制
  商人的苦恼
  禁烟纪事
  林则徐致信英女王
  英伦战争动员
  信息不对称
  大不列颠的荣誉
第四章  暗流涌动
  共识
  顾盛的遗产
  密谕外泄
  三合会与天地会
  天京：最伟大的奇观
第五章  祸入北京
  可悲的君臣
  换约冲突
  顺从的国人
  圆明园之劫
  贫困的北京
  西方人得到的经验
第六章  太平天国
  李秀成的困惑
  通商口岸的利益
  弃儿天国
第七章  中兴纪事
  借夷剿贼
  魔鬼战士
  卫三畏的预见
  “李鸿章不懂海军”
第八章  东亚新局
  失策的朝鲜战略
  被放弃的台湾
  顺势者
  军力比较
  海权领域的好学生
  谎报军情
  在美中日侨民的迥然反应
  东亚新秩序
第九章  皇室观察
  忙碌的祭司
  幻想的酒宴
  外交难题
  同治大婚
  觐见皇帝
  慈禧传说
第十章  王朝末日
  瓜分中国
  变法
  康有为的逃亡
  海外维新
  南国反满
  媒体的宠儿孙中山
  袁世凯印象
  破旧而疯狂的巨舰沉没
后记
再版后记
参考书目
出版后记

    晚清，无论是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还是《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皆指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清朝灭亡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即1840年至1911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有历史学家则认为，这段历史的起点还要往前推，应该从天主教耶稣会士被迫撤离中国（1700年前后）开始算起。这个分歧无疑十分有趣，它说明历史学家都试图用自己的标准去解读历史。印第安纳大学之所以看重耶稣会士撤离中国这一史实，可能与这所大学脱胎于神学院有关。
    本书并无明确的晚清概念。如果非要划定一个时间范围，那么，本书讲述的大致是1793年前后至1911年前后的一段历史。之所以从1793年前后讲起，是因为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在这一年访问了中国；无论是访问过程本身，还是这件事反映出的制度或文化差异，都非常有意思。但历史本身是无缝的，前后相承的，因此，讲述这段历史时，对之前的历史也偶有回溯。
    当然，本书只能提取晚清历史上的一些重要而有趣的片段。挂一漏万、不见森林在所难免。但我相信这些片段是有意义的，如同生物切片之于生物实验的意义——它并非事物全体，却能反映本质，甚至能让人发现重要的基因。
    本书引用的中文史料主要是《清实录》，辅之以《清史稿》《钦定大清会典》《筹办夷务始末》，以及清人的笔记与著作。其中，《清实录》《钦定大清会典》《筹办夷务始末》都是官修史料。在这些史料中，又以引用“上谕”为主。通过原汁原味的谕旨，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当政者当时的心情。本书引用的最早一道上谕，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农历七月下发的，内容是康熙与大臣探讨开海禁一事；最晚一道上谕是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九月下发的，是一道“罪己诏”。
    本书引用的外文史料以同期（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媒体的报道为主，辅之以同时代西方人的笔记与著作。在少数情形下，引用了当代外文著作。
    西方媒体的报道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且具有时代气息的历史素材。至于这些报道的真实性，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中文史料，加上逻辑分析与常识判断等途径加以确定。总的来说，报道的真实性与开放的程度呈正相关。
    中西方史料的对比，可以使我们确定中文外文史料的可信度。我们发现，中国皇帝几乎一直在被臣下愚弄。作为最应该及时得知真相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往往直到最后才明白真相。
    本书初步考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传递机制。
    在西方制度下，因为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商人（公司）与国家决策者利益大体一致，他们之间形成了利益分享型或共享型关系，而且信息提供者彼此处于竞争状态，信息得到真实而有效率的传达的可能性比较高。
    而在古代中国，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官员）的利益直接取决于上级对他的评价，最终取决于最高决策者（皇帝或摄政者）的评价，而这种上下级属于利益赏赐型或输送型关系，况且信息提供者彼此处于互保合作型关系，因此，自下而上呈送的信息往往都经过层层修饰，最终可能面目全非。正是在这种制度之下，在强敌环伺、大厦将倾之时，最高统治者还以为天下太平、四海宾服。
    在“蒙蔽圣听”这一点上，即便是对国情和“夷情”都十分了解的林则徐都不例外，尽管他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将他和邓廷桢、怡良联名写给英国女王的一封书信上呈道光，其中不乏“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之语，让皇帝继续沉迷于“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的迷梦之中。
    西方人对中国这套信息传递机制十分了解，并为之头疼。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英法联军之所以要杀入北京，摧毁圆明园，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想让被臣下蒙蔽的皇帝知道“英国随时能够攻打中国”。
    西方媒体和书籍对这段历史的记录，可以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即相对于当时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要更清晰。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英国杂志《旁观者》（The Spectator）便准确预言了林则徐将被降职。甲午战争开始三个月后，西方人已预见到中国政府将求和。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在中国的信息网络。其信息网络的效率之高，甚至让他们可以获得皇帝下发给地方要员的“密谕”。通过这些“密谕”，他们了解了皇帝的“帝王之术”以及大臣的“为官之道”，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其中一个例子是，1856年底，基于两广总督叶名琛所呈有关广州局势的奏折，尤其基于“夷胆已寒”“美法两夷及西洋诸国俱知该夷无理，其势尚孤”的断言，咸丰对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督抚下发了几道密谕，通告诸省：英夷势单力孤，若其沿海而上，断不可被其气势压倒，完全可以“据理折服”，使其“无隙可乘，废然思返”。密谕百般叮嘱诸省见机行事，切勿轻易激起沿海战事，因为“中原未靖（指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未平），岂可沿海再起风波？”。
    不料密谕很快被英国驻宁波副领事密迪乐（Thomas Meadows）掌握。密迪乐立即致信港督包令（John Bowring）。通过共享机制，包令又将密谕传给美法两国驻华公使。美国驻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在写给包令的回信中惊叹道：“在这个伟大帝国的官员中，一个像叶名琛钦差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竟能堕落如斯，以致误导君主，使国家卷入最严重的民族灾难之中。”随后，包令给伯驾及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M.de Bourboulon）回信说：“这份文件是……条约国之间应精诚合作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几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英国人卷土重来，与法国人组成联军，一起人侵大清，彻底摧毁后者薄弱的防线。
    海外华人及其他国家国民对发生在中国的重要事件的反应，也是西方媒体的关注焦点。这些报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例如，甲午战争期间，美国华侨与日侨对战争的不同态度，足以让人反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悖论。对重要历史人物（例如孙中山）的采访，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些历史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铜镜，那么，这些报道就是镜头。时至今日，西方汉学家在讲述这段历史时，仍在引用同期西方媒体的报道。他们试图透过这个镜头寻找历史的焦点。我们也可以透过镜头看看自己的改变与未变，或者透过镜头中的焦点，反向探寻西方人的“审美标准”。这是我重视西方媒体报道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的价值在于提供人类进步与幸福的经验。无论铜镜中或镜头下的身影到底是从容还是狼狈，都需要今人理智而诚实地面对，1793年至1911年的这段历史尤为如此，因为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至少在十一二年前，当时我尚未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就已经萌生了通过分析和整理一两百年前的新闻报道来梳理历史的想法。当时打动我的是在图书馆查阅新闻史资料时看到的一些老照片，它们是一百多年前西方记者的作品，记录的是晚清时期的历史，其中不乏血淋淋的行刑场面。那本书的书名我已经忘记，但没有忘记的是那些照片带给我的冲击。
    通常一个想法出现之后，要是不立即实施，它可能很快就会潜伏到记忆深处，乃至被完全遗忘，就好像它从未出现。对于像我这样疏懒成性的人来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沉睡多年的想法若被唤醒，一般都是因为发生了一件或几件偶然并且力量大到足以让沉睡者无法继续沉睡的事情。
    两年多前（2008年），在为写作《蒙古帝国》一书而查阅英文资料的过程中，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即是唤醒撰写此书想法的偶然性事件。这篇文章出自19世纪英国著名记者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笔下，内容是关于清朝皇室的趣闻（见本书第九篇）。自那时起，写作本书所用的外文报道资料就开始陆续查阅并整理。
    但真正有序的整理，始自一年多以前，《蒙古帝国》书稿基本结束之后。因为在资料核实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大量外文原始资料被舍弃。这些被舍弃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试图搭建的结构。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将它们充实到书稿之中。
    我给本书稿确定的书名是《晚清残录：西媒视界中的王朝末日》。“晚清”“王朝末日”二词限定了本书时空范围。“西媒视界”一词限定了书稿资料的主要来源。作为对时代的实时记录，新闻报道可能是最为鲜活的史料。“残录”一词说明，本书重点在于还原一些历史片段，而非完整而系统地解读历史，同时借“残”字传达帝国末日的凄凉感。 之所以在这里对原书名予以特别交代，是因为我不能确定书稿出版时的书名。在一般情况下，书稿交与出版方之后，出版方大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重新定义书名。于出版方而言，重新定义书名或有助于挖掘图书的市场价值，拉近读者与图书之间的距离；于作者而言，原书名则是全面展示其想法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此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