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时期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的列宁主义学说，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这个重要因素最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所处的形势紧密联系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历史性拯救的力量。列宁主义的党的组织理论和实践是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坚实核心。
    本书旨在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的学说框架及其内部的政治关系方面，考察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历史。

　　本书独辟蹊径，从相关的学术框架和内部的政治关系方面考察了一个特定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重要人物的历史。作者以一个西方人独特的思维视角，引用了大量的史实以及各个方面的相关资料，洞悉与把握中国共产主义发展的规律与脉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本书是国外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共产主义发展的一部优秀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

    本杰明·I·史华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兼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历史协会会员，亚洲研究会会员。《中国季刊》和《哈佛亚洲研究会杂志》编委会成员。1999年逝世。早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51-1956年任哈佛大学中国经济政治研究计划委员会委员。1960年任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直至逝世。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54）《毛泽东主义的“传说”的传说》（1960）、《共产主义与中国：思想和变革》（1968）、《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中国研究》（1990）等。

中文版代序：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英文第三版序
导言
第一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第三章  国共合作的序幕
第四章  国共合作
第五章  主要趋向的评价
第六章  新的路线
第七章  瞿秋白的领导
第八章  路线上的新转变
第九章  李立三的领导
第十章  长沙与“李立三路线”
第十一章  王明的领导
第十二章  毛泽东的胜利
第十三章  毛泽东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
附录一  德性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
附录二  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
    林同奇
    史华慈教授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他的去世曾广泛引起西方汉学界的沉痛哀悼。去年四月《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还开辟专栏，刊载他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美国亚洲学会也有专题讨论。但在中国，至今还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反应。记得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集会上，史华慈曾富有感情地说：“有的人喜爱中国，有的人厌恨中国。我尊敬她。”《世界汉学》今天郑重推出这期专辑，在他毕生研究并由衷尊敬的中国，纪念、介绍这位汉学界的一代宗师，的确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应该的。
    但是，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是无情的，它终将吞噬一批又一批勤学有成的学者或思想家的名字，乃至他们的有价值的成就也往往被人遗忘。今天史华慈的不少著作虽然被公认为汉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但随着时代的推移，视野的转变，资料的积累，加上当今中外学界著书立说的惊人速度或加速度，有可能不要二三十年，汉学界中有兴趣研读他著作者已经无多。不过，这种结局对史华慈而言，大约并非意外。
    史华慈曾说过，文化（指非物质层面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围绕着一些无法确解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s）所展开的持续的会话或辩论的过程。尽管这些“问题意识”具有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普世性，可是针对它们所提出的答案却必然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因为人们的关注视角乃至表达方式都必然千差万别，不断变化。思想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对这个漫长而往往是众声喧哗的对话与辩论过程所做出的历时性分析。因此，史华慈很清楚自己所能扮演的角色，深知自己的著作只是这个无止境的对话过程中的一瞬即逝的“一个微弱的声音”。他曾把整个非物质层面的文化比喻成一座储存人类经验与思想的“图书馆”。他说：
    写书的人多半热切希望把自己的书放在图书馆未必就意味着从此他的思想就将死去。诚然，绝大部分的卷册可能再也无人问津，可是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书就此长眠不语。
    史华慈一向对人（首先包括他自己）的局限性和可堕失性（fallibility）有深刻的理解和体认。而且，他是一位非常淡泊名利的学者。他的学生曾说“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人比他对权力的种种炫饰更加兴趣索然的了”。显然，史华慈不仅无意青史留名，他甚至根本不会去掂掂自己的学术遗产有多么重。我仿佛隐约地听到一个声音叮嘱我：“如果一定要说我还有什么学术遗产，它只是人类思想的长廊里‘一个片面的、可能失误的微弱的声音’。”但是，和其他声音一样，它可能有朝一日忽然引起另一个声音的共振，因为发出和接受这些声音的心灵毕竟是相通的。
    把学术遗产仅仅理解为几本专著，似乎是近代西方学术思想极度专业化带来的偏见。史华慈所尊敬的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没有自己撰写的学术著作。史华慈通过言传身教，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广泛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汉学专家，无形之中影响了一批遍布全球的曾经来美求学的学者。传道、授业、解惑是他的志业和乐趣，也是他的学术遗产中颇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另写专文予以介绍。他的内容充实、富有卓识洞见的专著正被译成中文。本文目的只是向国内学人介绍他的史学思想及人文精神。因为我感到正是他的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使他的著作具有经典性，并赋予他作为人师所独具的那种风范和魅力。
    史华慈并无有关史学思想的专著或专文，但是经常随文点拔，很难归纳。他的人文精神更是渗透在他的众多著作之中，史华慈在自选的一本论文集中曾说：
    我无意为我的这些文章所表述的每条意见或提法进行辩护，也不想按照事后的认识来改写它们。我的主要目的是借此来重新考虑并重新申述作为这些意见与提法之依据的那些预设与关切。当时我写下这些意见和提法时并不是为了去证实任何一种已经明言的、预先建立的“方法论”。可是，当我重新检视这些意见和提法时，我察觉存在着一些渗透其中的，并未明言的关切与预设，对这些关切与预设我则大体上仍然准备为之辩护。
    可以说，史华慈并没有一套固定的系统的“方法论”。他的方法就是由这些“关切与预设”所组成。他的人文精神也大半体现其中。但这些关切与预设之间都有某种可寻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一个相当连贯、统一的治学导向。较之“史学方法”，统称之为“史学思想”可能更加妥帖。据此，本文的做法不是全面系统地描述一个完整的方法论，而是经由史华慈的著作（他具体的“意见和提法”）去阐述他的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他的“关切与预设”）。这种阐述必然带有综合成分。实际上是一种诠释，难免带有主观成分而且有些凌乱。再则，史华慈的一些具体意见与提法已引起一些争议。我个人无意（且不说无能，），为他的每条意见和提法申辩。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即史华慈的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将比他的具体的意见和结论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史华慈诸多史学思想内容中，关于他的运思方式本专辑中已有描绘，本文不再详谈。
    ……
    如果说这种“整体”在孔子是天（或仁），在老子是道，在苏格拉底是“至善”，那么在作为犹太教诚信者的史华慈应当是《旧约》的上帝。如上文所言，史华慈不赞成在后笛卡尔西方出现的那股截断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信仰，人与神之间的一切联系的看法。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不但不足取，而且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他指出：“认为真知（不管对这种‘知’如何理解）必然会导致价值的实现（不管这些价值的内容会如何随着文化不同而大异其趣）——这种思想在印度、西方和在中国一样都可以找到。”但是，在史华慈看来如果没有对终极“整体”的追求，则经验性的学习难以导向“价值的实现”。例如，史华慈说：“（孔子）似乎有一种热切的信念，即积累性的、经验性的‘学’，如果按照正确的精神进行下去。就会在人们心中产生某种整体的景象。同时孔子还使人感到如果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这种信念，没有对整体的哪怕是最起码的某种预期的直觉，则整个追求都必然不得要领。”他还从正面指出：“孔子的圣人和君子由于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天的观点在‘永恒的相下’去看待世界从而具有某些天的气象。”“在永恒的相下”此处是采取斯宾诺莎的说法，指的是从无限的角度来观察每件具体的事物，从而加深对上帝这个整体的理解。史华慈非常注意中国思想传统中“有为”和“无为”的争论。“有为”指的是人有意识的活动，“无为”指的是进入类似“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境、化境。史华慈也许不会完全同意孔子、老子肯定人能完全进入这种化境。但是，他似乎和孔子一样深信只要通过不断的、点滴的学与思，通过决心与笃行，并且把这一切努力和贯穿其中的某种超越的真实（无论是天、仁、道、至善或上帝）相关联，人就可以架起天人或神人之间的桥梁，逐步逼近这个超越的真实，从中汲取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增进人的智能和勇气，来面对由痛苦与欢愉，罪恶与善良，伟大与可悲交织而成的人生奇景和困局。这也许就是史华慈式的人文主义给当今世界带来的核心信息。

    首先感谢萧延中先生邀请我来翻译史华慈教授的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这是对我的信任和学业上的推动。作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经典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终于有了第一个中译本，这是译者最感欣慰的事情。为使读者更为深入地理解史华慈教授的整体学术理路，主编决定收录美国哈佛大学林同奇教授的纪念文章，作为全书的导引。这无疑将会大大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也为这部译著大加精彩。为此，我们向林同奇教授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的专业并非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在翻译上也非行家里手。我能有机会翻译这样一部名著，的确是一种荣幸。但是我却不敢自信地说，这种荣幸就能自然演绎出一个最好的译本。19世纪末叶，严畿道关于“信”、“达”、“雅”之翻译训辞，一直沿用至今。现代翻译家也认为，在译者技术性翻译的背后，面对的是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世界。两种说法其实道出的是一个道理：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的转换，其中更渗透着一种不同文化内涵之间“互动”和“理解”。“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合原文。”因而，翻译中的问题是殊难避免的。
    史华慈教授的这部著作虽然并不晦涩难懂，但是它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人物的政治主张，从西方著名思想家的学说到共产国际内部的重要文献，所有这些如何以准确贴切的语言予以再现，着实令我费了一番工夫。除了参阅大量相关史料书和著述外，还得到了专家的指教。在完成了初译后，我又用了更长的时间四校其稿，其间经历了多少推敲和揣摩，经历了多少愁苦和欢乐自不待言。但对我个人来说，这倒的确应验了王国维先生的那句老话：“衣带渐宽终不悔，……” 在学术事业发展的进程中，中外文化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知识源泉。如果这部译著对于时下的学术研究有所助益的话，那么自然应该归功于史华慈先生独具匠心的开拓性研究：而如果这部译著有什么缺憾的话，那么则是译者的水平和能力的局限所致，在此我谨表示歉意，望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使读者对史华慈教授的学术思想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经林毓生教授推荐，该书中附录了史华慈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其中《德性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由萧延中先生翻译，《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由谈火生先生翻译。对于他们对于本书的贡献，谨表谢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专家对本书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文献，作了详细的逐一核对，并完善了注释。其中吴志军先生校注了第1—5章；王国荣先生校注了第6～9章：毛胜先生校注了第10～13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秦文明先生翻译了全书索引。对于他们的帮助和贡献，我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值此译著完成之际，我还要向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在我翻译的过程中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向为本书出版而辛勤工作的编辑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陈玮 2005年10月于天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