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作者开始讲授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研究这门课程，除了讲述国内外以往的研究，亦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成果。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历了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变迁，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文化的转型。文化机制作为社会转型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逻辑，深刻影响着社会转型的方式。
    本书是作者和其数十年悉心培养的学生共同完成的一部理解中国社会的文章合集，各篇文章的研究主题各异，但都立足于人类学的文化理解，提供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方位图景。

    周大鸣（1958.12-），湖南湘潭人，人类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荣休教授、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族群与区域文化、移民与都市人类学等研究，代表作有《凤凰村的变迁》《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等。主持国际、国家、部委、省委科研项目多项。曾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广东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广东省教学名师等多个奖项和荣誉称号。

前言  周大鸣
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社会
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研究  周大鸣
“底层”的空间生产——以广州兴丰垃圾场拾荒者为例  李翠玲
闲暇、阶级与生活方式：人类学视域下的休闲研究  王越平
媒介、个体与社会文化转型：国内虚拟社区研究  刘华芹  姜兆艺
人类学专题研究
金融人类学与中国证券投资  何绰越
互联网人类学：新时代人类学发展的新路径  姬广绪
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及实践  孙九霞
教育法律人类学刍议  孙平
饮食人类学与中国社会  曹雨
作为方法的流域：中国人类学的新视角  田阡
瑶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延续  陈敬胜
都市与乡村研究
中国乡村人类学百年——村落及村落之外  申玲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陈彪  秦红增
新时代中国都市人类学的新发展  杨小柳
后记

前言

  

    前言
    一　我们从历史走来：站在人类学先驱们的肩膀上
    20世纪早期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民族主义情结，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最先自觉地接受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意图“洋为中用”，改造中国社会，使之走上富强之路。以进化论作为先导的人类学理论思想就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进入中国社会的，并逐渐为国人了解和接受。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是西方人类学开始传入我国的时期。据考证，早在1902年人类学这个学科名称就已在我国出现，《清史稿》载湖南的一些知识分子组织学会从事研究，学科中就有人类学。至此，人类学译著陆续被介绍进入我国，例如，英国斯宾塞（H.Spencer）著、严复译的《群学肄言》（又名《社会学研究》）在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法国涂尔干（E.Durkheim）著、许德珩译的《社会学方法论》在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芬兰韦斯特马克(E.A.West-marck)著的《人类婚姻史》于五四运动期间在《北平晨报》连载达一年之久。
    这些译著为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使国人不但了解了能改造社会的人类学进化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一些知识分子自发地运用这些理论思想，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来审视中国的现实社会。基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学著作，像1903年刘师培著的《中国民族志》，1906年章太炎著的《俱分进化论》，1918年陈映璜著的《人类学》，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顾寿白著的《人类学大意》等，都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已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理论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在运用西方人类学知识分析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思考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和制度化，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如：1906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在文学科大学中可以设经学、理学、史学、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等，其中前三科的课程都应包括社会学，史学课程中还包括人类学；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文学门、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与此同时，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人类学系或确定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专门的人类学教职和教授，如：李济1923年受聘为南开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后转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讲师；厦门大学1922年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不久设立了历史社会学系，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曾在此任教，并有相当丰富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出版；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成立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社会科学门等，1917年，在国学门通科（一、二年级）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北京大学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近世歌谣的收集工作，把研究视点转向平民生活。
    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先后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专业。所以，可以说从20世纪初到1927年，中国的人类学知识逐步得到了机构性的制度化，并逐步从进化学科的困境与挑战
    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恢复和重建，已逾40年。虽然说已逾“不惑”之年，但是困惑甚多。我不由得想起乔健先生20多年前的演讲。
    1994年，乔健先生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演讲中，指出制约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三个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学术界对人类学学科的名称与内容没有达到共识，因为没有这种共识，人类学在官方无法获得明确的学科地位。第二个困境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政府，但也有来自民间的。在发达国家里，政府都在迫切地寻找一些对经济发展立即有用的知识。而人类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数学一样，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学科，它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的功用是根本的、广泛的、长期的，但不是立竿见影的。第三个困境是依靠现有人类学的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由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与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运用该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庞大悠久的复杂社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英国功能学派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他从研究原始社会总结出来的一套概念与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复杂社会。在他1935年来中国讲学之前，已经有他的学生用这套概念与方法去研究墨西哥、菲律宾及日本社会。他到中国后，在燕京大学发表题为《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的演讲，他认为中国农村是运用他研究出来的调查方法很理想的研究对象。在他的鼓励与启发下，不少中国学者用他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农村。
    乔健先生看到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也指出了美好的前景。首先，中国一直是世界人类学学者以及所有与研讨人类文化历史有关的学者都渴望来到的地方。现代人类学将在新的中国资料中受一次洗礼之后变得更有世界性，上升到更高的理论水平。这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前景。中国的文字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却是世界上最长久且连贯不断的，相关的历史文献也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从这悠久丰富的历史文献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二个前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三个前景建立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事实上。世界上多民族的国家很多，但像中国有这么多民族聚在一起共同经历了千年的岁月，最后终能共存共荣并实现大团结的却绝无仅有。对于这个格局，只有人类学学者可以提供全面的、客观的、系统的解释。这种解释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解释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其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特点；第二，解释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经贸、政治与文化关系；第三，分析形成这种共存共荣大团结格局的基本原因，而且作出结论，向全世界提供中国的经验。现代社会科学主要在西方社会中形成与发展，不免过分偏重反映西方文化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观。近年来，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社会科学家都意识到了这种偏差与缺陷，不少人在努力把非西方文化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观整合入现代社会科学中，务使后者能真正具有全球性与多元性。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主支，中国人类学学者应该充分利用人类学特别擅长的比较方法与结构分析方法深入中国文化资源，把其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观提炼出来以充实甚至更新现代人类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四个前景。
    时间过去了27年，乔健先生指出的困境并没有完全解决，学科定位依然不明确，人类学目前是社会学和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随着教育部淡化二级学科，本科按照一级学科招生，人类学的发展将更为艰难。长期以来，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关系模糊，其原因是学科重建后学者所具有的多重性。如费孝通、林耀华等，改革开放以来受命复办社会学，由于是人类学家受命复办社会学，因而复办的社会学具有人类学的印记。至于民族学，一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学相当于文化人类学。王建民先生在《中国民族学史》中指出，1949年之前民族学等于文化人类学、社会科学的民族学。1949年院校调整后，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分离，成为历史科学的民族学，重视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民族研究取代民族学。民族学学科恢复后，民族学与人类学“关系模糊”。随着民族学日益本土化，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式民族学。
    顾定国先生在《变迁之风》(Wind of Change)中用几种“风”概括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历史：西风——西方人类学引入，北风——苏联模式的引入，东风——革命的人类学，春风——改革开放之后学科的恢复。美国没有学科分级，大学里社会学与人类学并置，他这样的表述没有考虑到学科内部的分歧。
    郝时远先生对中国民族学进行了全盘思考和重新定义。民族学(ethnology):研究人类社会民族共同体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对象:中国各民族，中华民族，世界各民族(族别史志、国家—民族、移民、海外华人)。民族学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民族观(本土传统智慧)，近现代中国民族学理论，西方民族学理论流派(学术理论)，民族志方法论，等等。上述课程应是高等教育中民族学学科的公共课程。其他以民族学为母体的二级学科名目及其内含的专业或研究方向，可择其要点，划分为政治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社会民族学、文化民族学、影视民族学等。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上，文化(社会)人类学超越了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或者说包容了民族学所针对的“族类”群体并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更宽泛，民族学更专门。虽然它们在学科性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上具有渊源的同一性，但依然是“甲”和“乙”，两者相互兼容而不失个性、相互融通而各有所长，相得益彰，和而不同。中国需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人类学，也需要影响国际学术界的民族学。包括一些族别性的综合研究领域，如蒙古学、藏学等具有东方学、汉学(中国学)性质的专门学问，可以在民族学、人类学或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的框架内分解为专业性的研究议题。问题不在于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相当或等同与否，而主要在于人类学的学科分类。他最后的结论是：一方面民族学一直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也未能形成其基本理论和知识体系。他认为多数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是以“民族××学”而不是“××民族学”命名的，说明其分支多数依附于其他母体学科。民族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学科定位和学科内涵，这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骨架”。
    杨圣敏先生指出，杨成志、杨堃等在欧洲大陆留学，他们回国之后称这个学科为“民族学”。从美国和英国留学回来的人，如李济、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这些人，把这个学科叫“人类学”。于是本来是同一个学科，在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中国民族学的研究重点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其中，有几个方面的选题特别受其影响，这就是原始社会史研究、民族起源研究与民族发展史研究(研究的问题到1949年为止，都是1949年以前的)、经济文化类型研究、民族定义与民族识别的研究。
    他将目前学者的研究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继续以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特别是后现代人类学思想为验证目标的研究。这批人虽然也较以前更多地深入中国现实社会开展调查，但他们的目标是用这些案例来验证西方的理论或者与西方的学者对话。这可以称为西方理论导向的研究类型。这批人多自称是人类学家而不是民族学家。
    第二类：利用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理论工具，以解释并试图解决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问题特别是民族问题为目标。这类人的研究可称为问题导向的研究。
    第三类：也是以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问题特别是民族问题为目标，但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更多地探讨、寻找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也做问题导向的研究，但他们不仅希望解释并推动解决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也希望在这种努力中创建新的更适合于中国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提出了创建中国学派的目标。
    最后他提出创建民族学的中国学派并就此提出五点建议：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立场、观点);重点开展以问题导向为主的研究(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实践中总结新的理论;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献中汲取思想营养;坚持以实地调查为主的研究方法;坚持开放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
    张小军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学”，一方面与中国语言、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音乐学等学科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另一方面与民俗学类同，作为学科都是偏向中国特有的学科。鉴于民族学的本土化，“民族”现象在中国的客观存在是一个不容否认的显性事实，中国的民族学不宜再使用英文ethnology，因为该词本义就是“文化人类学”，可以使用minzuology来表达中国的民族学。
    何明先生指出中国民族学的危机包括学科内部认同危机、社会信任危机以及体制危机。那么如何破解民族研究的危机呢?首先，重构“民族”概念，寻回被拆迁的“家园”。其次，确立“求真务实”学风，探索与运用一切能够全面准确把握有关民族的社会事实并做出有效解释的研究方法。再次，厘清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重建民族研究者的学科认同。最后，吁求相关管理部门转变理念，进一步构建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体制机制。
    上述学者的看法是很有建设性的，也准确地把握了学科的脉络。笔者就民族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几点设想：
    第一，把民族学打造成中国特色学科，类似中文、哲学。
    第二，建立起中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包括理论、方法、对象等。
    第三，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学三科并立。
    三　面向未来：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本文集名为《人类学与中国社会》，毫无疑问，是本土研究。有人说：人类学是研究他者的学科，应该立足海外研究。其实，每个国家人类学的发展之路是不同的。英、法的人类学是从研究海外入手，再研究本土。美国则是先研究本土，尤其是印第安人，再走向海外。笔者以为，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是中国人类学发展之路。2019年，在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开班仪式上我曾经做过一个演讲：《作为强国的学科——人类学》。在演讲中，笔者将人类学概括为“三强之学”，即强国、强校、强人之学。
    作为“强国之学”的人类学有两层含义。其一，人类学乃世界强国之必需。历史上的欧美强国，没有不重视人类学的。其二，人类学是促进国家强盛之学。因为其研究的广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首屈一指，论独特视角和深度，人类学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佼佼者。
    作为“强校之学”的人类学同样有两层含义。其一，人类学乃强校必设之学科。目前，世界排名300名以内的综合性大学均设有人类学系。其二，人类学也是大学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美国，人类学事实上已成为一种迈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学科。在当代不少欧美国家中，人类学甚至已经是中小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必修内容。可以说，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学学科曾经而且仍在源源不断地为公众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人性塑造与理论素养培养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正因为人类学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这种巨大贡献，西方普遍将其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并称为五大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以有没有开设“人类学系”这一不成文的指标来衡量一所大学是否够得上“综合性”的大学。
    作为“强人之学”的人类学，主要是指人类学知识对于培养人的素养的重要性。其一，人类学帮助我们认识自己。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人类学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本土文化狭隘的文化偏见的束缚，最终达到苏格拉底那种“认识自己”的智慧。而这种文化相亲的原则，正是与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原则相吻合的。我们知道，大学通识教育的一个基本宗旨与目的，就是要大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增进社会关怀，培养个体之间合作与欣赏的个性，最大限度地启发学生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从而增进学生对于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责任感的认识——而这正是人类这个物种在这个地球上的重要使命之一。其二，人类学帮助我们认识人性、理解人性。人类学是一门理解人性的学科。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大学，毫无疑问首先必须将人文素质的养成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培养学生从文化角度认识人性的复杂性是人文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职能。通过长时期的科学研究，人类学在理解人类的观念和行为的复杂性方面，相比其他学科而言更易于提出众多合理的解释体系。而通过分享人类学的这些成果，大学生群体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上不同人类观念与行为的差异化表达，从而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消除任何具有种族倾向的偏见。“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重新回味这一大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可以发现儒学经典中有近似于人类学的情怀。教育的终极目标，一定要回归解决人类的自身问题，而这一点，也正是人类学这一学科的使命，为此《大英百科全书》将人类学定义为“达至对人类复杂本性的理解”的一门学科。人类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不断反思自己，改变自己，完善自己，并树立起敢于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作为一门使社会美好的学科，它传递的是一种自然、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人文情怀。
    走向世界，是中国人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人类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以一种反思的自我去认识世界，在世界之中认识自我，这些是人类学的真功夫，能够为国家处身世界提供恰到好处的视野、境界、真知。一国之人民想象世界的方式、对于人类前途的憧憬必须有一个不断养成与优化的机制，保证行在人类文明的正道，行在时代主流的潮头，都需要发挥人类学专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需要做基础的工作，就是支持人类学学者到世界各地进行扎实的第一手调查。不了解对象国的真实生活，不能够把个别地区放置在世界之中做整体思考，我们就不可能作出客观真实的判断。中国现在决心拥抱世界，走强国路，就要在学科建设上走人类学国际先行的路。这是一个现代国家建设必走的路子。
    其次，人类学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实地调查的人类学，就不可能有在国际上强盛的社会科学，也就没有支持国家在世界谋求优势地位的思想学术条件。以人类学作为指标观察、评估，中国的社会科学在“世界”意义上还很局促，因为我们长期都只是一个在国内进行实地调查的知识圈。数十万社会科学工作者守在国境线内做调查，关着门做学术，想由此使国家成为世界强国，恐怕不现实。“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要么是书呆子的自以为是，要么是做实事的人用反问语气对书呆子的嘲讽。
    再次，人类学是走向世界的基础设施。对于世界的运转来说，道路、电力系统、网络设备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银行、法律与执法机构、对话与谈判机制等是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生产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论、人种学和民族学的思想启蒙转化为一个具有学科体制的知识体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1928年中山大学以及后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这些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专业机构的设立，为推进人类学在中国的实际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做了人员准备工作，把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实践阶段。
    人类学早期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日本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早期的人类学理论与著作大多是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许多人类学的古典著作，特别是进化论方面的，首先被译为日文，然后才被译为中文，再由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介绍到中国。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还与一位著名学者的努力密切相关，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民族学之父”的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曾在1907年被派往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哲学、文学、心理学和民族学，回国后他开始倡导在“未开化”民族中探究当代文化惯例的起源。1926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说民族学》的文章，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探讨自己的民族学问题。蔡元培不仅将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带到中国，而且积极建立学术研究机构，推动学科发展。1928年，他在南京创立中央研究院，在其中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设立了一个民族学组，对促进中国的民族学田野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各类同宗教的人群能够互相了解、包容、合作的知识条件的人类学也是世界体系良性运转的基础设施。中国政府基于国家的发展，更加积极主动地谋求在世界中的位置，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在打造谋求自己在世界中的新地位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一个系统运行的先行条件、基础条件。我们全面检视这些项目的先行基础条件，检视这些项目所支持的强国战略的基础条件，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本该先行却滞后的条件缺失，这就是人类学的基础作用的缺失。
    最后，中国要深度介入世界，一定要有能够深入世界的人类学提供知识生成的基础条件。人类学学者以扎根社区的思想投入实地调查，能够娴熟使用当地人的语言，能够理解他们的宗教，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和他们同吃同住，也就最有机会真正理解他们，最后把真切的理解用民族志文本、民族志电影传递给自己的社会，使自己的社会在细致入微的意义上认识异族他乡。人类学有人类一家的情怀，擅长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调整不同人群之间的成见，培养人民之间“美人之美”的能力，最大可能地让世界强国成为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国家。如果我们有了具有这样一种功能的人类学，“一带一路”建设就可能有足够优秀的知识条件。
    走向未来，人类学海外发展是必由之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一直以理解不同文化为主要面向的人类学，是我国深入了解海外情势、正确制定海外政策、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随着海外民族志的拓展，也许我们下一本书的主题是“人类学与海外社会研究”。
    是以为序。
    周大鸣
    2021年3月14日专门化的研究机构得以设立，大范围的田野调查得以开展，许多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怀着对认识和改造国家的满腔热血，脚踏实地地追求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播下了燎原的“火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田野调查包括：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助理员杨成志等受派去云南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1928年8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黎光明到川边做民物学调查，同年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颜复礼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与地质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成广西科学调查团，前往广西对瑶族进行调查；1929年初，林惠祥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委派去台湾进行高山族调查；1929年4月末，民族学组的凌纯声和商承祖赴东北进行满—通古斯语民族的调查；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杨懋春的山东胶县（今胶州）台头村调查，李景汉的定县（今定州）调查，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浙闽畲族调查，刘咸、杨成志、伍锐麟、王兴瑞、江应樑等先后对海南岛黎族的调查。
    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著名的调查还有费孝通、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林耀华的黄村和义序调查，凌纯声、芮逸夫等对湘西苗族、瑶族的调查，陈礼颂对潮州地区村落社区和宗族的调查，陈达对闽粤社会和南洋华侨的调查，陈序经、伍锐麟、杨成志等对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疍民的调查，罗香林对广东北江等地客家文化的调查，以及有关机构对大小凉山彝族的调查等，不一而足。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从东南沿海转移到大西南，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南、西北一带，学者们仍坚持调查研究的学术风范，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边政研究。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在当时的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比较突出的调查有：1938年李安宅等人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的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费孝通、张之毅等在“云南三村”调查；1941年许烺光在云南大理调查，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在贵州调查；1938～1943年，杨成志及学生在云南澄江、粤北瑶山调查；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了以凌纯声任团长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川康民族文化；194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组的助理研究员张之毅到新疆调查社会经济；1943年林耀华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抗战期间，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等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对侗族、水族、傣族、纳西族、彝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了调查。
    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以资料收集的形式完成的。抗战胜利后，才系统地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著，如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凌纯声、芮逸夫在1941年的湘西调查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林耀华1944年写就的《凉山夷家》也在这年出版。另外，194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孝通等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三村”的调查成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1948年王兴瑞的海南岛黎族调查成果《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出版；1948年江应樑的云南调查成果结成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由珠海大学印行。
    所有这些调查涉及社会文化、体质、语言、历史、考古等各个方面，留下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这既是一个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人类学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这一时期的综述性著作中，以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1934年）的影响最大，他还写了《世界人种志》（1932年）、《民俗学》（1934年）、《中国民族史》（1936年）等；留学日本的岑家梧发表了《图腾艺术史》（1937年）、《史前艺术史》（1938年）、《西南民族文化论丛》（1949年）等。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人类学、民族学刊物，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编的《民族学研究集刊》、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编的《民俗》。此外，有关边疆研究的刊物（如《边政公论》）和有关学报共约四五十种，也经常刊载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文章。
    这一时期也是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研究机构普遍建立的时期，北方以中央研究院和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为中心，南方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大学为中心，有十几所高校开设了人类学或民族学课程。1946～1948年，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所大学先后成立人类学系，1949年台湾大学设立考古人类学系（后改称人类学系）。
    由于研究主题和理论方法不尽相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类学研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研究者们称为“南派”和“北派”。
    “南派”以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林惠祥等人类学家为代表。杨先生1928～1929年关于彝族的调查成果成为学术经典，他本人也以彝族的毕摩经文研究论文获得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杨先生注重实地调查，说人类学研究是靠脚量出来的。他和他的弟子们在南方，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做了大量调查。在理论上他主张并容兼收，认为无论是进化论、历史特殊论，还是功能论、结构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综合起来应用。林惠祥先生则是以台湾高山族研究为重点，将人类学与考古学、历史学结合，在东南沿海民族、考古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南派”学者在重视实地调查、理论综合的基础上，还注重与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地理学的结合，同时注重实物资料的收集。“南派”学者的研究为南方人类学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为首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为代表，他们讲理论，重应用，明确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吴文藻自1929年留美回国后，一直在探索将人类学、社会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他主张人类学研究应从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中国人类学应研究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他认为功能学派理论最适于研究中国国情，曾于1935年邀请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宣传功能学派的理论方法。“北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费孝通。费孝通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努力摸索一条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他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研究的典型。费孝通以江村作为微观研究的样本，透过江村说明中国农村各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社会科学应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林耀华是这一派的另一位重要成员，他的《金翼》对中国汉族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家族制度进行了人类学研究，从不同的个人的角度来处理中国农村许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一派的不足之处在于只讲功能、平衡，不讲矛盾、冲突，有一定的局限性。
    无论“南派”还是“北派”，以及其他人类学者，都在寻求人类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只是“南派”重历史研究，力图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并对国内各民族予以系统的分类，“北派”则重理论，提出一些比较系统的见解，更强调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50年代末这10年是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时期，从学理上来看，有三种学术现象可以体现出其特征。
    其一，组织机构的调整。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使命宣告终结（其中有小部分的机构和人员迁台，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大学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院系也面临“撤、停、并、转”的命运，其间贯穿着民族院校和与文化人类学类似的“民族学”专业的建立等“事件”。尔后形成的组织格局就是华东、华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机构被取消，华北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形式保留了研究队伍，并充实了一些南方学者。其他各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消失殆尽。
    其二，研究人员的分流与思想改造。机构不存在了，这些研究人员不得不分流到其他单位，除了一部分人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继续从事少数民族的研究以外，其余大多数人类学学者不得不转向历史学和考古学，并且从事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如此，为了能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彻底的决裂，这些从“旧世界”过来的，一直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在新政权的指导下，接受了一次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所以，20世纪50年代，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界，出现了大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如林耀华在1951年运用恩格斯的劳动观点，写出了《从猿到人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梁钊韬、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林惠祥等转向从事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并自己编写新教材《原始社会史》《人类学概论》《中国考古学通论》等。50年代末“反右运动”兴起后，这种思想改造运动发展延续为另一层次更为激烈的思想革命运动。
    其三，人类学研究思想“苏维埃化”的完成。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确立以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思想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这项工作首先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高等院校展开。1952～1953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学里进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部提出“苏联经验中国化”的口号，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依照苏联模式展开各项工作。于是，在各类学术刊物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学的著述，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也是按照苏联模式来改造的，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得以完全确立。这个研究取向具体贯彻于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思路之中。
    1953～1956年开展的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工作和从1956年开始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50年代末“反右运动”开始后一度中断，但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的目的是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在工作中的理论指导思想就是社会进化论，把民族访问所接触到的风俗、语言、制度、经济等现象归结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残余”。随着这两项工作的完成，参加这项工作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基本上完成了其思想的“洗礼”和转变，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理论取向也从多元归于单一，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阵线上来了，基本上完成了转型。
    二　我们走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