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内容提要
这部被视为科学史分水岭的名著,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它引发了一场认识论的大变革,掀起了世界性的阅读热潮,至今不衰。其影响不限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而且延伸到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学、宗教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在社会公众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中首倡的“范式转换”,如今已成为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的概念。
本书初版于1962年,本版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为庆祝该书问世五十周年而作,增加了加拿大哲学家伊恩·哈金(lan Hacking)教授所写的导读。青年翻译家张卜天教授精心翻译了新的中译本。
目录
导读 伊恩·哈金
序言
第一章 导言:历史的角色
第二章 常规科学之路
第三章 常规科学的本质
第四章 常规科学作为解谜题
第五章 范式的优先性
第六章 反常与科学发现的出现
第七章 危机与科学理论的出现
第八章 对危机的反应
第九章 科学革命的本质与必然性
第十章 革命作为世界观的改变
第十一章 革命无形
第十二章 革命的解决
第十三章 通过革命而进步
后记——1969
索引
译后记
前言
本书*是大约15年前构想的一项计划的第一份完整出版的报告。那时我还是读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生,即将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有幸参与了一项实验性的大学课程,为非理科生介绍物理学,从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令我完全始料未及的是,对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了解,彻底颠覆了我关于科学本质和科学之所以特别成功的理由的一些基本观念。
那些观念部分来自我以前所受的科学训练,部分来自长期以来我对科学哲学的业余兴趣。不知怎的,无论这些观念在教学上有何用处,在抽象层面似乎有多么合理,它们都与历史研究所呈现的科学事业完全不符。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对许多科学讨论都十分基本,因此它们的失真似乎值得彻底研究。结果,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剧变,从物理学转向了科学史,然后又从相对直接的历史问题逐渐转回到最初把我引向历史的更为哲学的问题。除几篇论文外,本书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以这些早期兴趣为主导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试图向自己和朋友们解释我当初是如何从科学转向科学史的。
哈佛大学学者会(Society of Fellows of Harvard University)提供的三年“青年研究员”(Junior Fellow)奖学金,使我第一次有机会深入探讨本书的某些观点。如果没有那段自由的时光,转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会困难得多,甚至可能失败。在那些年里,我把部分时间花在了科学史上。特别是,我继续研究了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的著作,并且初次接触到埃米尔·梅耶松(Emile Meyerson)、埃莱娜·梅斯热(Helene Metzger)和安内莉泽·迈尔(Anneliese Maier)的著作。[1]他们比大多数其他现代学者更清楚地表明,在一个科学思想准则与今天流行的准则大不相同的时期,科学思考是什么样子。虽然我对他们某些特定的历史诠释逐渐产生了质疑,但他们的著作连同拉夫乔伊(A.O.Lovejoy)的《存在的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对于形成我的科学思想史观所起的作用仅次于原始资料。
然而那些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探索其他领域,这些领域与科学史并无明显关联,但研究它们所揭示的问题却类似于科学史让我注意到的问题。一个偶然看到的脚注使我注意到了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实验,通过这些实验,皮亚杰阐明了正在成长的儿童的各种世界,以及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变过程。[2]一位同事让我去读知觉心理学的论文,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著作;另一位同事向我介绍了沃尔夫(B.L.Whorf)关于语言影响世界观的各种推测;蒯因(W.V.O.Quine)则使我理解了分析-综合区分这个哲学难题。[3]这种自由的探索正是哈佛大学学者会所允许的,也只有通过这种探索,我才会碰上卢德维科·弗莱克(Ludwik Fleck)那部几乎不为人知的论著——《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Entstehung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Basel,1935),它预见到了我本人的许多思想。弗莱克的工作连同另一位年轻学者弗朗西斯·萨顿(Francis X.Sutton)的评论使我认识到,那些思想也许需要在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中才能确立。虽然接下来我很少会引用这些著作和交谈,但它们对我的帮助超出了我现在所能重构或评价的程度。
……
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柯南特最早引领我进入科学史,从而使我对科学进展本质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自那以后,他一直慷慨地提供自己的思想、批评和时间,包括阅读我的初稿,以及提出重要的修改建议。柯南特博士开设的那门历史取向课程,莱纳德·纳什(Leonard K.Nash)和我一起讲授了5年。在我的想法刚开始成形的那些年里,他是我更为积极的合作伙伴,在发展那些想法的后期阶段,我非常怀念他。不过幸好,我离开坎布里奇之后,纳什所扮演的知音等角色被我在伯克利的同事斯坦利·卡维尔所接替。卡维尔是一位主要关注伦理学和美学的哲学家。他所得出的结论居然与我的结论非常一致,这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此外,只有同他交流时,我才能用不完整的句子探索自己的想法。这种交流方式证明他非常理解我的想法,因此在我准备初稿时,能够指引我突破或绕过一些主要障碍。
初稿完成后,还有许多朋友帮我作了润色。如果这里只列出贡献最深远、最具决定性的四个人,我想其他朋友会原谅我的。他们是伯克利的保罗·费耶阿本德、哥伦比亚大学的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劳伦斯辐射实验室的皮埃尔·诺伊斯(H.Pierre Noyes),以及我的学生约翰·海尔布伦(John L.Heilbron)。在我准备最后的定稿时,海尔布伦常常协助我工作。我发现,他们所有的保留意见和建议都极有帮助,但我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或上面提到的其他人会完全赞同最后的定稿。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们,这当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谢。我可能最后一个认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对我的工作贡献了思想要素。但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做了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让我继续做研究,甚至鼓励我为之全力以赴。任何曾与这样的计划苦斗的人都会认识到,完成它会让亲人付出多大代价。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他们。
托马斯·库恩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196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