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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

  • 定价: ¥39.8
  • ISBN:9787513903813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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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
  • 页数:270页
  • 作者:胡舒立
  • 立即节省:
  • 2015-03-01 第1版
  • 2015-03-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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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新常态,2015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法制开局,经济变轨,房价走势,医改方向……方方面面的领域,都面临着重大变革。只有看清新常态,掌握中国政治经济大趋势,才能抢占制高点,顺风而飞。
    中国国家智库吴敬琏、厉以宁、皮凯蒂、林毅夫、许小年、周其仁、张维迎、陈有西……首次解读新常态,助你读懂主流话语背后的真实含义。抓住机遇,抢占先机,获得新时期的发展红利。
    胡舒立担任《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的主编,选取国内最顶级的学者,最权威的政经趋势预测,观点犀利,一针见血,帮你了解官方话语所阐述信息的本质内涵。

内容提要

    2015年是中国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再次经历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身处巨大变革中的我们,唯有充分认清这一新时代的特点,才能站在“风口”,顺风而飞。基于此种情况,各行业最为优秀的学者、企业家,从各自所从事的领域出发,给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观点,汇编为《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一书,为我们抢占新时期的制高点提供了宝贵助力。本书由胡舒立主编。

目录

第一篇:经济新常态
  吴敬琏:旧模式难以为继,新常态下要记住这几点
  厉以宁: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杨伟民:新常态大逻辑
  许小年:持续性衰退刚开始
  周其仁: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问题与挑战
  陆挺:2015中国经济降中趋稳改革提速
  沈建光:经济新常态需要新心态
  周其仁: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
第二篇:依法治国
  陈有西:依法治国的阶段目标和长远目标
  季卫东:中国司法改革困境
  任剑涛:释放社会是社会善治的前提
  张建伟:年轻司法官为何人心浮动
第三篇:改革建言
  李稻葵:哪些经济改革值得期待?
  刘胜军:四中全会《决定》:破局现代治理
  彭森:关于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几点看法
  皮凯蒂:现在进入了拼爹时代
  林毅夫:中国的腐败、收入不均和环境问题
  管清友:中国经济的“托、拖、脱、妥”
  华生:东亚奇迹对实现中国复兴的启示
  梁建章:创新、创业与人才、人口
第四篇:民生热点
  郑永年:反腐败与中国第二次政治革命
  曹健:公立医院为何越控越大
  祝华新:全面深化改革年代的互联网
  于卿婵ZachFriedman:美国的治霾经验与“大气十条”
第五篇:社会聚焦
  陆磊:存款保险制度:构筑国家金融稳定基石
  李海辉:高房价还能维持多久
  张明:短期资本流动与中国货币政策
  郭宇航:让P2P当一回救世主又何妨
  刘剑文耿颖:财税法治体系:理财治国之重器
  韦森:从“税收法定”走向“预算法定”
  马蔚华:互联网金融和银行没有根本对立
第六篇:企业家视野
  王石:我的底线与荣誉
  雷军:极致就是把自己逼疯
  马云:我们在改变中国
  周鸿祎:卖情怀这事我不懂
  俞敏洪:在改变的时代改变自己

前言

    新常态  新一年
    过往的一年,是积极拓进和充满期待的一年,我们为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就而欣慰,也对若干领域和环节的改革进展不畅而担忧。2014年下半年以来,“新常态”成为财经领域的高频词,其内涵之一,就是改革深水区的“拉锯战”。在新的一年里,观察中国现实仍可聚焦于“新常态”,继续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两个决定的相关任务会成为最重要的看点,全面改革方案落地的步骤会加快,力度会加大,而道路仍将充满曲折。
    2014年的中国经济,已经从改革进展中获得红利。中央政府力推简政放权、混合所有制、户籍等改革。金融领域的利率市场化等项改革快于市场预期。特别是工商登记便利化和营改增改革已初见成效,这是经济增长“减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根本原因。不过,比起未来更为重大、更具突破性的改革,今年仍只是牛刀小试。经过一年多的准备酝酿,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条件也更加成熟。倘若新一年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将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社会公平。
    新常态是新改革的引领目标,也会为进一步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而新改革是新常态的发动机和推进器,是达到新常态的唯一途径。2014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做出了权威的界定,并强调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等新旧转换特征。不难看出,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超越经济领域,当今中国的新常态特征还表现在:强烈的改革诉求和巨大的利益集团阻力并存;民间不可压抑的活力和顽固的桎梏并存;百姓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现实的阻碍并存。在这一阶段,新旧因素交织缠绕,旧观念、旧体制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欲除旧布新,平稳抵达理想彼岸,唯有全面深化改革。
    我们不应忘记,改革蓝图是何等来之不易。中共十八大前后,多种思潮曾激烈碰撞交锋,而现有的顶层设计,正是可涵盖“社会最大公约数”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方案所定的目标、范围、深度乃是今后改革应坚持的底线,在土地、国有企业、司法等分歧较多的领域不容动摇,更不应后退。对改革蓝图最好的珍惜,便是义无反顾地将其变为现实。
    目前,中国改革进入了顶层设计制定后的紧张施工期,是“攻坚期中的攻坚期”“深水区中的深水区”。在此阶段,改革方案落地,一方面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一方面难度却不断增大。“大有大的难处”。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社会利益格局空前复杂,形成改革共识不易,将改革决策付诸实施则更为不易。为了让改革方案“穿透”旧体制、旧观念盘踞的堡垒,使改革取得突破,需要有清晰的战略。在这里,首先,应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导向,围绕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实施顺序并非要机械遵循顶层设计,但是,相机抉择不能成为畏难避险的借口。其次,要坚持实践导向。制定改革方案,需在对现实情况有准确把握、清楚认识的基础之上,要摒弃那种高坐机关大院却轻率决定千千万万人命运的政策倾向。再次,还要坚持效果导向。改革的目标要让公众知晓,改革的举措要让公众评判,改革的成果要让公众享有。如此,改革方可言落地。
    对改革策略的把握,也要适时做出调整。过往30多年,“试点先行、全面推广”“摸着石头过河”曾是中国的宝贵经验。如今,这样的策略仍然有意义,但也要警惕“试而不推”“摸而不过”,更多增加对改革问责的制度性安排,注重改革举措的标志性、关联性作用。决策层提出改革立法先行,无疑有助于促进顶层设计和底层的实践和经验的结合。改革落地,还须抓住关键“节点”。比如,上海自贸区因立意高远、涉及面广而备受关注,及时将其经验扩大到天津和深圳等地,当有助于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
    2014年“反腐风暴”持续推进,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落马,表明了决策层切除腐败毒瘤的决心。但高层腐败分子曝光,也使现存体制的痼疾更加突显,铲除腐败土壤的需求更为迫切。2015年的改革必然伴随着反腐的深化,这势必要求执政党切实推进法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的源头。反腐为改革清路,而反腐成果也需改革来巩固,这正是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酝酿之年。未来六年的征程必然艰辛而壮美,2015年由此而显得格外关键。对2015年的改革攻坚,我们满怀期待。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旧模式难以为继,新常态下要记住这几点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谓旧常态,就是用高投资支撑高速度。这种旧常态,中国已经维持了30多年。显然,这种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开始逐步下行,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曾经维持过三个季度以上的增长,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在2010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10%以下,到今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7.3%,其间虽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对于支持GDP的回升来说,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从今年(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但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仅提高了0.1个百分点,接着又下来了。10月又开始了一轮投资上的扩张,但这次收效更微。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增长的速度下降了,是许多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到中速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理论框架就是“三驾马车”,用它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从方法论上来说,我们就错了。
    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应该用经济学上所谓的“生态函数”来讨论,也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总量以及增长的趋势。哪些因素呢?不外乎劳动力、资本、效率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过去很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一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中国有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支撑了过去这30年的高速增长,新增的劳动力、新生的劳动力,还有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都很强劲。
    第二个因素是投资,投资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个因素是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撑了经济的增长。
    但是,从21世纪以来,这些基本因素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它们不再能支持很高的增长速度。
    具体来说,首先是新增劳动力。早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防教授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人口红利逐步缩减,以致消失。
    其次是投资。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是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分析,单纯地依靠投资,增长是不能持续的。最初做出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方式,认为这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产能增加,而消费率下降使得最终需求不足,这就造成了所谓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长期靠投资来拉动增长,使得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严重问题。所以,继续靠大量投资来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再次是生产率。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后的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资源、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
    第二个原因是开放。开放以前,中国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中国可以通过引进外国设备、技术,很快地提高技术水平,所以效率提高很快。
    这个原因到21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术之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和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中国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新——来引领生产技术,这样才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然而,在原有的体制下,用创新来引领生产技术是有很大困难的。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21世纪初开始,生产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逐步减少了。
    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力道都已经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出现了: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
    所以,中国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说得简单一点,这个动力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如果缺乏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增速继续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