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只活在书上，还存在于地图上，辛德勇老师通过《辛德勇说中国历史地理（湮没的过往）》一书为您讲述秦汉的空间历史。
    中国秦汉以前的地理考证由于史料的缺乏，年代的久远，各方学者学说多有出入，辛德勇老师经几十年研究，从常规史料入手，结合实地田野调查，还原一个个鲜活的秦汉故事。
    本书米白云宣纸彩印，精装塑封。

    《辛德勇说中国历史地理（湮没的过往）》是著名学者辛德勇关于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点的考证作品。全书共分八部分：第一部分考证了郢都在楚国内的地位，以及迁都的历史；第二部分是越王迁都琅邪之事的举证；第三部分考证了著名的垓下之战具体的发生地点；第四部分为巨鹿之战的发生过程和各阶段战役的发生地点；第五部分为秦国吞并楚国主要战役的发生地点；第六部分为项羽出师救赵，所停安阳究竟在何处；第七部分为汉武帝迁关发生在何处；以及最后一部分，考证了隋代将领史万岁出征路线。
    秦汉时期的地理由于年代久远，史书记载不详，另有五胡乱华之际各种资料被毁，所以考证起来非常难，辛德勇教授经过大量史籍的查找，实地走访，发现了很多前人未曾发现的线索，也纠正了很多前人的历史错误，本书也可以看成是关于秦汉地理的一次集大成考证。

    本书中的文章，主要是从初学者的兴趣角度考量，重点选择了一些历史政治地理和历史军事地理方面的论文；同时也从这一角度出发，兼顾了比较引人注目的对最新出土文献的解读。
    我希望这部文集的选编出版，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我的学术追求，同时也能帮助一些朋友认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辛德勇

    辛德勇，男，1959年8月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中国地理学史、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旧史舆地文录》《石室滕言》《旧史舆地文编》《制造汉武帝》《祭微食赋》《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史记〉新本校勘》《发现燕然山铭》《学人书影（初集）》《海昏侯新论》《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读书随笔集》等。

自序
《楚居》与楚都
  由楚灵王沿夏入鄢之议看郢都的地位
  由吴师入郢之役看昭王时期的郢都
  郢都的国都地位与其他各地的别都性质
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
  勾践徙都于琅邪
  迁都琅邪的政治地理背景
  越都北移时间
  琅邪位置祛疑
  赣榆“秦始皇碑”与秦“东门阙”之本来面目
  越人的航海能力与勾践迁都路线
  苏北海岸的自然环境与秦始皇因航海北上而颠簸致死的真相
  简短的余论
云梦睡虎地秦人简牍与李信、王翦南灭荆楚的地理进程
  秦灭楚战役发动的时间和当时的基本形势
  有关灭楚之役的一段记载
  学术界对昌平君反秦时间、地点的认识以及与之对应的空间关系
  《史记·六国年表》的体例与秦灭韩年份
  辨析郢、鄢郢与所谓郢陈
  秦统一战争的正式展开
  嬴秦之威吓索求与山东各国的应对举措
  秦军灭楚的地理进程
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
  从战前形势论所谓“垓下”之不在灵璧
  从战役进程论所谓“垓下”本应为“陈下”
  辩“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为两次战役说
巨鹿之战地理新解
  战前形势述略
  围城秦军的来路与定陶战役胜负的根本原因
  项羽北上救赵路线
  战役进程
  补论王离所部内调的路线和时间
补证项羽北上救赵所经停之安阳
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史万岁南征路线重析

    摆在大家眼前的，是我的一本历史地理学论文“选集”。和过去自然累积成册的论文集有所不同，这些论文，以前曾被编入过其他文集出版。
    文集的编纂，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以适应不同的需要。过去写得少，累积成册已属不易，自然没有别的选择。当然，我对自己，从来也没有成为“大家”的期望，所以也没有想过只选编那些存得下、放得住的文章。我清楚，自己的文章，现在就没多少人喜欢，说不定一篇文章也不会传人传世，何必想那些想不着的事。这样，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几乎把所有像样儿、不像样儿的文章都编选入集了。
    不过我做研究很任性，写的东西，比较庞杂，即使是在某一个具体领域，也是如此；更不用说我还横及自己专业以外许多领域的问题，这就愈显纷乱。这样，文集出得多了，也给读者带来很大困惑；这就是乍看起来，头绪繁多，不知从哪里着眼是好；尤其是初涉学海的年轻朋友，甚至会有目乱神迷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某一特定的专题，重新选择一部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文纂集成册，或许会给这部分读者提供一定的便利。这部文集，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编录出版的。
    我走入专业学术研究领域时所接触的第一个具体学科，是历史地理学；更确切地说，是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读硕士学位，读博士学位，直到后来被组织认可来当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首先也都是这个学科。因而，中国历史地理学可以说是我真正的“专业”，其他所有研究，都只能算是“业余爱好”。
    看我近年写的东西，读者或许能够注意到，历史地理的文章，比重并不很大。这很大程度上与我来到北京大学以后的教学工作有关。2004年秋天，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转调到北大历史系工作。当时历史系的本科历史地理课程，另有其他老师开设，我就只能给研究生适当讲一些历史地理课程，主要的精力是给本科生讲授一些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知识，同时给研究生讲授古籍版本学和历史文献目录学。这些都是自己过去不太熟悉、甚至根本不了解的内容。
    为此，不得不现学现卖，努力边学习、边授课。由于天资愚钝，我做事比较仔细，甚至过于较真儿，认死理儿。在备课过程中，自然会对一些既有成说，或是不甚清楚的问题，思索一番，结果发现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于是，就陆续写出一批方方面面的文章。例如，我写《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是为给本科生讲天文历法知识而备课学习的副产品；写《北齐乐陵王暨王妃斛律氏墓志与百年太子命案本末》《〈马天祥造像记〉与北齐武平九年纪年》《北齐〈大安乐寺碑〉与长生久视之命名习惯》等石刻文献的研究文章，是缘于给本科生讲碑刻学知识；写《雒杨武库钟铭文辨伪》，是为了向本科生更好地说明中国古代的纪年形式问题；出版《制造汉武帝》，其缘起，首先是为了在“目录学概论”课上向研究生清楚说明《通鉴》各个部分的史料价值；出版《中国印刷史研究》，缘于给研究生讲授“版本学概论”过程中对相关基础问题的反复思索。
    总之，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教学工作，不得已而为之。尽管有极个别自视为某一学科“大专家”的人，很看不惯我这一类旁涉于彼的研究，并公开撰文，对我厉声训斥，但我想，作为一名大学教员，上课教书是自己最基本的本分，要想努力上好课，对学生负责，就不能不积极对相关问题进行探索，不管那些专家者流是不是看得惯（况且就其人“列举”的具体问题而言，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妥），这样的研究，我还是要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在2012年的天津历史地理学年会上，我主动辞去了此前担任的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职务。在这之后，就没有再参与过任何历史地理学专业的学术活动。没有为参会而赶写论文的推动力，也影响到历史地理论文的数量相对不是很多。
    尽管如此，近年也有一些论著发表。除了《旧史舆地文录》《旧史舆地文编》两部文集之外，诸如前年发表的《秦汉象郡别议》，也是我花费心力较大的历史地理学论文。
    几年前，我在北大历史系已经开始给本科生讲授“历史地理学概论”课程，随着教学的进展，对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基础性问题或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又逐渐产生了新的看法。我一直坚信，包括历史地理在内的所有历史学研究，其学术贡献和创造，在于切实的论证结果，而不是什么“超人”的“聪明”想法。论证的过程是艰辛的但天若假以时日，我将争取把这些初步的看法写成比较完善的论文发表出来，争取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再多做出几分实实在在的贡献。
    这次汇集在这本书中的文章，主要是从初学者的兴趣角度考量，重点选择了一些历史政治地理和历史军事地理方面的论文；同时也从这一角度出发，兼顾了比较引人注目的对最新出土文献的解读。
    书中选录的这些文章，如果说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我想，就我自身的主观追求而言，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注意在活的、具体的历史活动进程中来解析历史地理问题。古代文献对历史地理内容的记载，大致可以划分成直接的静态记载和间接的动态记载这两大类别。相比较而言，前者更容易获得，其中一部分内容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误，而且往往还会被后出的文献转相因袭，长期误传下去。因此，我在研究历史地理问题时，一直注意在动态的过程中去求取真相，注重相关事项之间的动态联系，尽力摆脱孤立的地名和地理事项的束缚。
    我想，这样的努力，大概在《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巨鹿之战地理新解》这两篇文章对所谓“垓下”决战战场和项羽驻军的“安阳”这两个地点的考证中，体现得最为清楚，而实际上这部文集中选录的每一篇论文，都充斥着这样的关照。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充分关注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重要的历史地理问题。
    其实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讲，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更有价值，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历史地理事项的空间形成和展开过程。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是这样，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也应该如此。例如，在中国古代各项制度史的研究方面，各项制度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活动之间的动态关系，就比静态的制度设置更为重要。人是活的，同样的制度设置，在不同的时期因不同的人参与实际的运作，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甚至会截然相反。
    其次，是注重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细致地剖析具体的历史地理问题。我的历史学基础很薄弱，没有能力来把握和解决宏观问题，只能研究一些具体的历史地理问题，只是在解析这些具体问题时，一直注意不要仅仅俯视局部而忽略其整体背景，或者说是放眼于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的总体格局来察看具体的历史地理事项。
    我体会，这样的研究视野，不仅能够帮助我更加准确地揭示事物的真相，同时也能更加充分地阐释每一具体问题所蕴含的更大、更深的历史意义。关于这一点，我想在《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云梦睡虎地秦人简牍与李信、王翦南灭荆楚的地理进程》、《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以及《史万岁南征路线重析》这几篇文章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最后，是注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来揭示新发现、新出土文献资料的价值。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史料，历史地理学研究当然也不能漠视不理，但我一直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史料的价值大小，不在于新旧，而在于所研究的问题。只有在对问题的深入认识过程中，才能充分认识和利用新史料的价值。这本文集中《〈楚居〉与楚都》和《补证项羽北上救赵所经停之安阳》这两篇文章，对这一点都有比较清楚的反映。
    我希望这部文集的选编出版，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我的学术追求，同时也能帮助一些朋友认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我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的缺陷和局限，都是十分明显的，读者也很容易看到。
    2017年5月16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