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现，关于绘画，关于自然！
    《大自然的艺术（精）》由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朱迪丝·马吉，还原17—20世纪人类探索世界的传奇历程，讲述世界博物学300年！
    60余位博物学画家的传奇创作经历，200余幅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珍藏精美博物画作的历史价值，一场惊奇的视觉盛宴，一次深入的博物学探索！

    朱迪丝·马吉编著的《大自然的艺术（精）》以人类对地球各个大洲的探索为线索，精彩呈现历史中的探险与发现，描绘出博物学的发展轨迹。本书汇集了300年间世界上伟大的博物学画家梅里安、巴特拉姆、埃雷特、鲍尔兄弟、奥杜邦、古尔德、雷杜德等人的杰作。这些画作均藏于国际上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仅有博物馆工作人员、研究学者能有幸细致观察、欣赏这些画作。现在，这些引人入胜的精美画作都汇集到《大自然的艺术（精）》一书中，呈现在我们面前。

    大自然，特别是其中的生灵，在漫长的时间里演化出极为复杂、精致的结构，仿生学、建筑学、工程设计总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不要忘记，正是经由无数博物学家的细致观察和精彩描述、绘画，人们才真正“发现”了大自然的精彩。
    本书全方位展示了近300年问西方博物学史上美轮美奂的博物艺术，阅读本书可令我们更好地理解演化的神奇，更好地欣赏大自然，从而更加尊重生命、爱护地球“盖娅”。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研究者
    中国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名列前茅的国家，居北半球第一位！但中国的独特自然世界却是被研究、记录和描绘得最少的。愿这本描绘博物学的权威著作，可以呼唤出一批中国极端匮乏的、年轻有为的博物学画家。
    ——徐健  野生动物摄影师
    美轮美奂的画作……
    精准翔实的信息……
    了解博物学及其画家的历史沿革……
    ——美国《出版商周刊》
    来自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野生动物精美画作，是构成21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恩·托夫特  资深记者和摄影师

    朱迪丝·马吉，任职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艺术品收藏馆。著有《威廉·巴特拉姆的艺术与科学》一书，曾参与《植物发现：植物学家探索之旅》和《伟大的博物学家》等多部著作的撰写。

第一章  美洲
  发现、记录新大陆
第二章  大洋洲
  梦幻洲，流放地
第三章  亚洲
  商业与帝国之印度篇
  商业与帝国之中国篇
第四章  非洲
  从启蒙运动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探索
第五章  欧洲
  欧洲人眼里的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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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界的美景
    在所有科学门类中，博物学是最适合凭借视觉媒介呈现自身的一门学科。同样是记录大自然，文字可能较为深奥、抽象、模糊不清，容易被误解或曲解，而一幅精美准确的图像则相对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甚至可以说，图像传达给我们的事实图景足以让文字沦为附庸。英国博物学家乔治·爱德华兹在1758年说道：“准确的图像能省却诸多言语无法描述之苦。”
    尽管博物学画家们依照标本作画时，已经尽可能将它们还原为活着时真实的样子，他们的创作还是具有选择性的。无论是为了满足设计美感需要而改变作画对象的比例或造型，将其绘制于并无联系的动植物之中，抑或是将自身对于当地动植物群、自然景象以及人种的先入之见映射于作品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博物画作品。
    早期文明中，人们通过描绘动植物以便了解和记录其潜在价值，如经济价值、药用性能等。从1世纪最早有关药用植物的图谱——狄奥斯科里的《药物志》到14世纪晚期的作品，动植物图谱的风格都没有发生太多变化。数百年来，各类动植物的指导手册及植物标本集中的插图几乎都是一遍又一遍地从木刻版画中复制而来，这些插图越来越不清晰、准确，以至于变成了非写实的装饰品。随着铜版雕刻的盛行，传统的木版雕刻技法逐渐衰落，有关动植物的描绘变得准确清晰起来。随后，随着画家阿尔布雷克特·丢勒、莱昂纳多·达·芬奇，博物学家奥托·布朗菲尔斯，植物学家伦哈德·富克斯，以及动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尤利西斯·阿德罗万迪等人的出现，自然界才开始被描绘得更加贴近现实。他们一旦观察到鲜活的动植物，就会把它们的形象记录在纸张上。
    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使人们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探索未知世界。人们纷纷参与冒险、迎接未知的挑战，前往崭新而遥远的大陆，寻获各种奇形怪状却又异彩纷呈的动植物，并将它们带回家园。这群探险者成为历史上第一批倾其所能描绘记录大自然的艺禾家。通过这些艺术家绘制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欧洲人初次邂逅来自异域的生物、试图认知它们时是怎样一番情景。他们竭力通过绘画作品来向广大公众介绍那些非同寻常而又引人注目的生物，而非仅仅局限于学者、内科医生和药剂师等小众群体。
    航海探险为欧洲打开了通往世界新奇角落的大门，不久之后，荷兰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建立起环球商贸体系。越洋商贸航线取代了传统的陆上线路，运输时间迅速缩短，运输量大大提升。商贸活动的扩张势在必争，随之而来的还有工业时代的开端和现代帝国的崛起。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都处在剧变的前夕，与此同时理性主义也取代了迷信和神学。欧洲人在全球各个角落的扩张激发了人们对于那些不为人知的国度所具有的自然之物的好奇心，而科学探险在这场扩张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商贸公司及政府的利益往往与科学家、博物学家们的利益不谋而合。海洋是欧洲诸国的强大力量，他们依靠木材造船，并将探险中发现的具有药用价值和农业价值的植物运回欧洲种植。一枚标本或一幅图画往往成为识别这些植物的关键要素，所以博物画不仅可以协助科学家进行生物分类，还为商务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信息。第一支前往美洲、印度和非洲发现异域植物的探险队，主要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派出。他们的使命就是寻找那些存在潜在药用价值的植物，记录它们的生长地点，并从当地居民那里收集尽可能多的、他们认为是植物优点的信息资料。在印度工作的加西亚·德奥尔塔以及在墨西哥工作的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是这批欧洲人的代表，他们首次对当地的动植物群进行了准确的描述，而陪同这些科学家前去的就是那些描绘动植物的画家们。
    绘制博物画的热潮兴起于17世纪晚期，其中有代表性的画家是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18世纪时，在知名的植物画师格奥尔格·狄奥尼修斯·埃雷特、弗朗兹·鲍尔、费迪南德·鲍尔以及诸多探险旅途上英勇无畏的旅行画家们的共同推动下，这股热潮得以再度兴盛。19世纪中叶，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有约翰·詹姆斯·奥杜邦、沃尔特·胡德·菲奇和约翰·古尔德，他们都拥有高超的画技和优良的制作成品的工艺。随着博物画对科学的意义日渐增长，准确描绘其细节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随后，博物画绘制指南和第一本色彩术语手册相继问世。
    对大部分选择旅行的人而言，踏上征程意味着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他们旅行的故事就是“打造梦想的基石”（威廉·莎士比亚《暴风雨》）。这些旅途故事涵盖了传奇故事应具有的全部元素：冒险、阴谋、痴迷、狂热、惊险、灾难、刺激、喜悦和失望。这些实地工作的博物学家们都是卓越的观察者，同时也是优秀的画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那些致力于标本分类学，埋头苦干、煞费苦心的专业学者不屑一顾。比如美国鸟类学者亚历山大·威尔逊就不愿花时间去做一个“象牙塔里的博物学家”，他声称自己无数次从“无价值、腐朽的记录”中欢欣鼓舞地解脱出来，转身去拥抱“广袤无垠的森林和田野”。这些旅行中的博物学家和画家成了公众眼中的英雄，18、19世纪公众对自然科学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旅程构建的。
    究竟是什么引诱着这些画家、收藏者和旅行家，愿意冒生命危险、搭上自己的前途命运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原因各异：一些人希望成为知名的科学家或画家，一些人出于经济利益原因，至少以后能以他们喜欢的工作来谋生。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能够将他们的自然理念传递给更多人。美国博物学家威廉·巴特拉姆曾经去往北美洲东南部旅行，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完成了他的父亲多年来想去看“万物始祖”密西西比河的夙愿。无论是源自何种动机，很少有人反对亚历山大·冯·洪堡的说法，他称自己“对遥远未知的世界有一种莫名的渴望，那里的一切总是能激发他无尽的幻想：危机四伏的海洋，探险的欲望，逃离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走向奇妙多姿的世界”。邱园园长约瑟夫·胡克前往印度和喜马拉雅山旅行，因为那是一片“对旅行者和博物学家同样充满诱惑的神秘土地”。而那些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去旅行的科学家、画家、哲学家和梦想家们，几乎都怀揣着自己的作品出版问世的梦想。
    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资金帮助，大部分画家根本不可能实现其旅行计划，不管这种支持来自公职收入、赞助商、佣金或仅仅是对旅行的赞助费，还是来自个人、组织和机构。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尽管西班牙政府和法国政府在探险方面投入的资金比英国政府来得慷慨，但是只有少数博物学家和画家得到的资金支持直接来自自己的国家。政府资助的画家们随同路易斯·德布甘维尔环球旅行，并且跟随尼古拉斯·鲍定的探险队前往澳大利亚，跟随西班牙的探险队前往南美洲和墨西哥。而在英国，政府组织的航行与探险活动则主要仰仗其他地方的资金帮助，以便支持画家们的开销。18世纪末，有影响力的人物或富有的赞助者，比如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等权威机构，说服英国政府将博物学作为探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这部分的费用需要由他们承担。在詹姆斯·库克船长的第二次航行中，英国海军部认为随船带上画家和博物学家有利于探险航行。但这种现象并不常见，甚至在那些著名的航程中，如“第一舰队”全部的11艘舰船上没有任何官方委派的博物学家或画家。
    因此，一些画家只有通过与政府或英国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等机构建立十分密切的关系，才能获得资助，从而在探险考察中获得一席之地。皇家地理学会在19世纪曾资助了许多画家和博物学家，比如罗伯特·赫尔曼·尚伯克和托马斯·贝恩斯。而另外一些人则通过受雇于商贸机构（如荷兰或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获取报酬，以便支持各自在植物学、动物学方面的绘画兴趣，如威廉·巴特拉姆就是依靠一位富豪的赞助。剩下的其他人则各显神通，有的像亚历山大·冯·洪堡一样本身拥有充足的资金来实现自己的探险愿望；有的人则像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一样，靠收集、售卖标本支持自己的旅行；还有的人，比如亚历山大·威尔逊则是依赖销售出版的画作来支持旅行。  博物画作品时至今日仍是物种分类的重要依据。它为科学家们的识别鉴定工作提供重要帮助，使得他们可以对这些画作中的物种进行描述、归类和命名。一旦得到归类，人们就可以对画作进行研究，一眼就能识别出相应的动植物，而无须浪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其文字描述。这对于从事医疗职业的人来说显得格外有用，尤其是他们在海外旅行时，能否有效识别和正确选择具有治愈作用的植物，往往直接关系着自己和他人的生死。
    植物图谱能够展示一株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花蕾期、盛花期和果实成熟期的特点。这种图谱还绘有植物的解剖图，用较大的放大倍率来展示其内部结构。这种绘画模式受到卡尔·林奈在18世纪中期工作成果的直接影响，他通过引入基于植物双名制的分类体系奠定了自己在自然科学界的无上权威。
    描绘动物则是一门更具挑战性的艺术。为对科学家们起到实际作用，动物图谱需要表现动物的真实形态以及精准的内部解剖结构。对于那些在不同生长阶段形态发生显著变化的物种，整个生命周期都需要描绘。而留在欧洲大陆的画家们所能参考的只有残缺不全的动物标本，所以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描绘动物。
    随着自然世界的复杂理论不断发展、变化，博物画的角色也随之而变。19世纪中叶，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自然选择学说几乎不可能通过图像解释说明。而其他一些新理念则都有说明性图解辅助理解。亚历山大·冯·洪堡非常擅长运用图表来描绘和解释他的植物地理学知识体系。技术进步同样为我们观察事物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数百年来，科学仪器帮助我们看到许多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图像，罗伯特·胡克描绘的蚂蚁、弗朗兹·鲍尔创作的花粉与种子发芽的画作都是借助显微镜完成的。到19世纪后半期，厄恩斯特·黑克尔等画家借助显微镜描绘美丽的海洋生物结构。
    很多重要的18、19世纪博物画藏品，现在都被存放在遍布欧洲的知名学术和文化机构中，这些机构由富有的个人、有权势的商贸公司、各类机构或政府职能机关组建。这些艺术藏品展示了地球各个角落的博物学风貌，也因与博物学史上最有意义、最重大的事件相关联而显得格外重要。这些作品涉及了一些著名的航行及发现之旅，也蕴含着个人勇气与坚持不懈的壮举，以及有关万物起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不同理念。
    本书主要以大洲为线索介绍与博物学相关的画作。每一幅画作都反映了收藏者和画家们各自独特的经历，这些经历能够折射出殖民地、外来殖民者或访客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作品通常也与不了解这些遥远、未知国度的欧洲人所持有的一些观点相匹配。他们对于这些崭新地域的未来怀着怎样的期望？这里以后将会怎样被人们描述并了解？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到过这些地方的画家和博物学家们所做出的解释及产生的印象中有所体现。基于这些原因，这些画作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欧洲人的思想，描绘博物学的同时也表现着欧洲的文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