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列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
    曹禺著的《雷雨(精)》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的四大剧作在舞台和人间反复上演。
    每部剧作都是他对那个时代热烈的的爱与恨，都是一首燃烧生命的诗。
    教育部新课标推荐中小学必读。
    全国专有授权。

内容提要

  

    生命始于夏，曹禺著的《雷雨(精)》出于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通过两个在伦理血缘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剖析了社会和历史的深重罪孽。
    从1929年开始酝酿人物、构思剧本，到1933年最终完成，次年发表。前后用了五年时间。虽然它是曹禺的首部话剧，但一炮打响，震动文坛，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

    曹禺，1910年9月24日出生于天津。出生三天后母亲病逝。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曹禺笔名的来源是因为本姓“万”，繁体万字为草字头下一个禺。于是他将万字上下拆为“草禺”，又因“草”不像个姓，故取谐音字个“曹”，两者组合而得曹禺。
    1922年秋，曹禺考入南开中学为二年级插班生。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各种戏剧活动，且加入南开新剧团。1929年，由南开大学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在清华潜心钻研戏剧。1936年6月，与鲁迅、巴金等77人共同签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与老舍一同赴美讲学。1949年由香港乘船到烟台解放区。195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宣告成立，任院长一职。
    自1933年开始创作《雷雨》至1996年病逝期间，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等作品，这些剧作不仅成为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也是世界剧坛的财富。他的戏剧把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
    1996年12月13日，因长期疾病，曹禺在北京医院辞世。

正文

前言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切迫，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
    我很钦佩，有许多人肯费了时间和精力，使用了说不尽的语言来替我的剧本下注脚；在国内这些次公演之后更时常地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袭了Euripides的Hippo1ytus或Racine的Phedre灵感。认真讲，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们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在过去的十几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也许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织好了自己丑陋的衣服，而否认这些褪了色（因为到了我的手里）的金丝也还是主人家的。其实偷人家一点故事，几段穿插，并不寒碜。同一件传述，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演为种种诗歌，戏剧，小说，传奇也很有些显著的先例。然而如若我能绷起脸，冷生生地分析自己的作品（固然作者的偏爱总不容他这样做），我会再说，我想不出执笔的时候我是追念着哪些作品而写下《雷雨》，虽然明明晓得能描摹出来这几位大师的遒劲和瑰丽，哪怕是一抹，一点或一钩呢，会是我无上的光彩。
    我是一个不能冷静的人，谈自己的作品恐怕也不会例外。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融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青蛙那样的欣悦。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灵感，给予我若何的兴奋。我不会如心理学者立在一旁，静观小儿的举止，也不能如试验室的生物学家，运用理智的刀来支解分析青蛙的生命，这些事应该交与批评《雷雨》的人们。他们知道怎样解剖论断：哪样就契合了戏剧的原则，哪样就是背谬的。我对《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亲抚慰自己的婴儿那样单纯的喜悦，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我没有批评的冷静头脑，诚实也不容许我使用诡巧的言辞狡黠地袒护自己的作品；所以在这里，一个天赐的表白的机会，我知道我不会说出什么。这一年来批评《雷雨》的文章确实吓住了我，它们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识，令我深切地感触自己的低能。我突地发现它们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比我自己要明切得多。他们能一针一线地寻出个缘由，指出究竟，而我只有普遍地觉得不满不成熟。每次公演《雷雨》或者提到《雷雨》，我不由自己地感觉到一种局促，一种不自在，仿佛是个拙笨的工徒，只图好歹做成了器皿，躲到壁落里，再也怕听得顾主们恶生生地挑剔器皿上面花纹的丑恶。
    ……
    《雷雨》有许多令人疑惑的地方，但最显明的莫如首尾的“序幕”与“尾声”。聪明的批评者多置之不提，这样便省略了多少引不到归结的争执。因为一切戏剧的设施须经过观众的筛漏；透过时间的洗涤，那好的会留存，粗恶的自然要滤走。所以我不在这里讨论“序幕”和“尾声”能否存留，能与不能总要看有否一位了解的导演精巧地搬到台上。这是个冒险的尝试，需要导演的聪明来帮忙。实际上的闲难和取巧的地方一定也很多，我愿意将来有个机会来实验。在此地我只想提出“序幕”和“尾声”的用意，简单地说，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荡漾在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水似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像一场噩梦，死亡，惨痛如一只钳子似的夹住人的心灵，喘不出一口气来。《雷雨》诚如有一位朋友说，有些太紧张（这并不是句恭维的话），而我想以第四幕为最。我不愿这样戛然而止，我要流荡在人们中间还有诗样的情怀。“序幕”与“尾声”在这种用意下，仿佛有希腊悲剧chorus一部分的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雷雨》在东京出演时，他们曾经为着“序幕”“尾声”费些斟酌，问到我，我写一封私人的信（那封信被披露了出来是我当时料想不到的事），提到我把《雷雨》做一篇诗看，一部故事读，用“序幕”和“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时间上非常辽远的处所。因为事理变动太吓人，里面那些隐秘不可知的东西对于现在一般聪明的观众情感上也仿佛不易明了，我乃罩上一层纱。那“序幕”和“尾声”的纱幕便给了所谓的“欣赏的距离”。这样，看戏的人们可以处在适中的地位来看戏，而不至于使情感或者理解受了惊吓。不过演出“序幕”和“尾声”实际上有个最大的困难，那便是《雷雨》的繁长。《雷雨》确实用时间太多，删了首尾，还要演上四小时余，如若再加上这两件“累赘”，不知又要观众厌倦多少时刻。我曾经为着演m“序幕”和“尾声”想在那四幕里删一下，然而思索许久，毫无头绪，终于废然地搁下笔。这个问题需要一位好的导演用番功大来解决，也许有一天《雷雨》会有个新面目，经过一次合宦的删改。然而目前我将期待着好的机会，叫我能依我自己的情趣来删节《雷雨》，把它认真地搬到舞台上。
    不过这个本头已和原来的不同，许多小地方郜有些改动，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和我的友人巴金（谢谢他的友情，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孝曾，靳以，他们督催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的模样。在日本的，我应该谢谢秋田雨雀先生，影山三郎君和邢振铎君，为了他们的热诚和努力，《雷雨》的日译本才能出现，展开一片新天地。
    末了，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原裁《雷雨》，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