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德华·赛登施蒂克在《东京百年史（从江户到昭和1867-1989上下）》这本书中凭借对东京历史及日本文化的渊博知识和深厚理解，追溯了东京城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及其所经历的沧桑巨变，述其如何从幕府末年的将军驻地，经明治维新、1923年关东大地震、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城市之一。作者在书中广征博引，所据资料涵盖了当时的各种指南，日报周刊，日本小说家如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的文学作品，以及各类日本文化研究著作，敏锐地洞察了东京城市精神的发展及其所代表的日本近现代文明的变迁。

    不管哪种语言里，都很难找到一本书像日本研究专家、翻译家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George Seidensticker，1921-2007）对东京历史的经典叙述那样，不仅充满了一个城市及其国民的精神，而且渗透着作者的智慧。在《东京百年史（从江户到昭和1867-1989上下）》这部不朽的名著中，作者凭借其对日本文化的渊博知识和深厚理解，以引人入胜的独特视角追溯了东京是如何从幕府将军的古老都市，历经明治、大正时代的沧桑巨变，转变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在带领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地穿梭于百年东京的街头巷尾，感受它的各个街区如银座、日本桥等地兴衰沉浮的同时，通过各种令人惊叹的细节、详实的史料以及对日本文化的敏锐洞察力，揭示了近代日本为何能在积极吸收西方文化，成为世界强国之后，仍能将古老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奥秘。

    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George Seidensticker，1921-2007），著名日本研究专家、翻译家。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长年居于日本，先后执教于东京上智大学、斯坦福大学（1962-1966）、密歇根大学（1966-1977）、哥伦比亚大学（1977-1985）。曾因日本文化研究及日本文学译介方面的杰出贡献，获旭日章（1975）、菊池宽奖（1977）、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奖（1984）。所译英文版《源氏物语》家喻户晓，被认为是该作品的最佳英译本。其对川端康成作品的杰出译介，最终促成川端康成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日本研究方面，其最著名代表作是关于东京历史文化的两本书：《下町，山之手：东京从江户时代到大地震》（Low City, High City: 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东京崛起：大地震之后的东京》（Tokyo Rising: The City Since the Great Earthquake），此次将这两本书合并为《东京百年史》，首次引入中国。

引言
前言
（上部）下町，山之手
  地图（1892年东京、1914年东京）
  作者自序
  第一章  终结与开端
  第二章  文明开化
  第三章  双重生活
  第四章  颓废文化的衰亡
  第五章  下町，山之手
  第六章  大正风貌
（下部）东京崛起
  地图（1927年东京、1932—1947年东京区部、1947年以来的东京都）
  作者自序
  第七章  震后的日子
  第八章  快乐重建
  第九章  黑暗降临
  第十章  棒鳕和芋头
  第十一章  奥运时代
  第十二章  昭和余韵
  作者注释
  索引
  中译本后记

    世上很少有城市像东京这样，生存、搏动和呼吸都和地形息息相关；也很少有城市像它那样随着空间的褶皱发生变化。对于一个街区没有多少特色，地势平坦之处几乎被建筑群所掩盖的城市来说，这尤其具有讽刺意味。但它并不总是这样，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东京史写法更好的呢：通过叙述一些街区的兴衰沉浮，另一些更雄心勃勃的街区如何攀登社会-空间阶梯，反映地理变迁。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的这两本书正是这样写的，在包括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和出版商在内的许多人的努力下，它们被首度合并到一张封面之下。
    不管哪种语言里都很难找到一本书像赛登施蒂克先生的经典叙述那样，不仅充满了一个城市的精神，而且渗透着作者的智慧。这两部书写的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虽然作者怀着一种强烈的历史兴衰意识写就了它们，但却是通过表现一种处于衰落和边缘化、同时又是城镇一部分的生活方式，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贯穿这两本书的是一种不祥之感和行将就木的宿命感。但与此同时，作者也恰如其分、举重若轻地选取了每次阅读都能引人发笑和使人惊讶的细节。
    这当然不是任何人的东京，它是赛登施蒂克的。赛登施蒂克的东京从下町开始，其视野向外推进至包含了浅草的整个地区。这两卷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述下町及其代表的精神是如何消亡的，一直写到近几年差不多一切尘埃落定，浅草被赋予了充当游客前哨站的角色。在这些字里行间的叙述中，东京的许多区域都占有一席之地，它们无疑是主要登场角色，被赋予了这样一种个性：因时而变，却又扎根于下町几乎返祖式的原始吸引力和“山之手”地区展现出的暴发户式妄自尊大的气氛中。于是我们从中看到了银座如何从江户幕府时期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一跃成为尽是展示时髦新奇之物的商店橱窗。而这座商人城市旧时的中心——“日本桥”则要泰然得多，仅是逐渐输给了附近的丸之内地区。战后因为美军军事设施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暴发户式的红灯区——六本木，受到作者的冷遇。新宿和涩谷说得委婉点则是被远远抛在了角落。
    在这些区域周边，有许多给本书注入了活力的建筑，如毁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浅草“十二层”，坐落于市中心、地理位置不便的东京中央车站，因经受住地震冲击而闻名遐迩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帝国饭店，城市的主要剧院如著名的歌舞伎座和涩谷演舞场。除了建筑外，人也是。他们的生命塑造了城市，定义它的文化——像手表制造商精工株式会社的缔造者服部金太郎、对日本建筑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英国建筑师约西亚·肯德尔、最受爱戴的著名浅草喜剧演员榎本健一、在新宿建起一片街区并将其乐观地称作歌舞伎町的铃木。但对这两本书主旨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是许多至少将他们的部分作品构筑在东京土地上的作家，他们当中不仅有我们许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还有名气小一点的小山内熏和高见顺。
    这是一部社会文化史，它的光怪陆离被佐以富有启迪的各种插曲花絮，为东京的历史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背景语境。它围绕若干主体展开：上层人士中间的腐化；诸如百货公司那样的新文化和技术；节日、表演、剧院；艺伎和持有证照经营的花街。但这两本书远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们实际上可以说自成一派。我们很难不去思考赛登施蒂克在书写东京时所感受到的自由度。一方面，他并不是在做翻译，必须让自己的作品受制于原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在写，因而也没必要采用历史学这个行当里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工具。然而，他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抓住了历史变迁中的重要细节——明治时代的东京街头发生的从徒步到坐车的过渡，以及大地震过后居民饮食习惯的改变——妇女们开始大批外出就餐，这正是当时活生生的历史，在报纸、舞台和小餐馆中都能见到。事实上，这种写作路径与日本表现历史与地理的传统有更多的相同点，把对地形地理的描述和对社会文化史的辛辣讥讽结合起来。不过，总的说来，本书读起来会使人下意识地感受到永井荷风的存在，赛登施蒂克翻译了他创作的哀情故事，也在某种程度上沾染了他的文化偏见。
    保罗·韦利

    初识本书，确切说是本书最著名的上半部《下町，山之手：东京从江户时代到大地震》（Low City，High City：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是在李欧梵所著《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的参考文献中，那时候它的中文译名比较窘，被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低城高城：东京从伊豆到地震》。之后我又反复在各种日本文化及东京的介绍和参考文献中看到这本书被提及，知道它是一本名著，但是却一直不见中文译本的身影。
    我一直认为，一本名著若是一直无人翻译，其原因大概要么是内容太难，译者们感觉火候不到，不敢接，要么就是存在版权问题无法解决。某日我和做版权代理的朋友邓佳先生聊起此事，本是随口问问，没想到对方真的花了很大工夫把版权谈了下来，并且鼓动我说做吧做吧！于是那时刚踏上编辑岗位、年轻气盛的我想，也对，总要有个先吃螃蟹的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了。现在想想还多亏了他的怂恿，不然还真不知道会等到猴年马月。
    但事实证明我还是低估了翻译方面的困难，本书的作者是研究日本文学、翻译日本古典文学的名家，可谓是一位“日本通”，无论是书中有关日本及东京的各种传统习俗的描述（真是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无所不包），还是作者在介绍东京各个街区时，不时信手拈来地穿插引用日本近现代作家们文学作品中的段落，都极大地考验着译者和校译者自身的水平是不是“跟得上”，一不小心就可能因为相关知识的不备而闹出笑话。
    除此之外，本书翻译的另一大困难，正如它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Low City High City”每一个英文词都好懂，但放在一起就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书名况且如此（由此可见我们完全不能责怪《上海摩登》的中文译本，换作是谁都拿它没辙），更不用说书中的情况如何了。赛氏既是一位日本通，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的笔触是富有文学情调的，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这使本书读来风趣幽默，引人人胜，不会像一些历史学书籍那样，虽然极其严谨，但枯燥无味。想来如果你翻开一本介绍东京历史的书，一上来就是“东京面积×××平方千米，人口×××万，有环状线×××条，大楼×××座……”想必要倒胃，并且这好似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会都没有区别，而赛氏则绝无此类问题。但坏处是他的这种行文风格往往是“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不把话说白，而是让读者自己体会其中滋味，这可把译者给累坏了。在此我首先要感谢本书的两位译者：谢思远先生和刘娜女士。我找来的这本书想必给两位添了不少麻烦，真是不好意思。当然我自己也“自食其果”，校译得死去活来，还不得不重译了许多段落。不过虽然这个过程很苦，但因为很有收获，所以还是挺开心的。（套用日本文学的说法是虐得很开心？）我还想感谢译言平台协助我招募译者，并提供了许多帮助。 虽然有这种种困难，我想我还是很幸运的，这不仅体现在能够得到朋友相助谈下版权，能找到愿意接下这艰巨翻译任务的译者，更体现在能够幸运地遇到两位可以请教的“日本通”上。 赛氏说他是在永井荷风的引领下走遍东京的，如果类似的描述也适用于我，那么可以说我就是在本书日译本的译者：安西彻雄先生的引领下才得以完成校译工作的。作为上智大学文学部的教授，安西先生主攻英国文学，翻译了多部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李尔王》、《威尼斯商人》。如果说赛氏是一位出身英美世界的“日文通”，那么安西先生可以说是一位出身日本的“英文通”，想来也只有这样的两人，才能真正在同一个层面上开展对话吧。安西先生对本书上半部即《下町，山之手》的翻译最初是缩译，之后又加以补全，于1992年12月由筑摩书房出版“文库版”，后来又经讲谈社再版，我校译时参考的版本便是2013年1 1月讲谈社将其作为“讲谈社学术文库”系列之一出版的《束京  下町  山の手1867—1923》。至于本书的下半部，校译时参考的是同样由安西先生翻译的《立ちぁかゐ柬京魔墟、復興、そレヱ喧骚の都市ヘ》，1992年10月由早川书房出版。在此我必须要向素未谋面的安西先生致谢，在本书许许多多疑难段落以及不时出现的文学作品引用上，如果没有他的日译本作为参照，我的校译很可能就只是一种不自量力的挣扎了。当然即使经过了校译，因我本人水平有限，倘若文中仍有谬误或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本书提高质量，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除了安西先生之外，我还想特别感谢另一位“日本通”：我的朋友凌树，她常年来往于日本各地，对日本传统文化特别熟悉。本书在校译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涉及日本文化和东京当地的问题，正是有了她不厌其烦地帮忙查证，才得以解决，无论是作者书中提到隆冬适合观赏的一种“亮叶卷心菜”（原文：a bright—leafed Variety of cabbage，日译本未收），还是“守廿六夜”时跳出来的“三重影月亮瞬间变为一个”（原文：it emerged in a triple image，presently falling back Into a single one），要不是她的热心帮助查证，光靠我本人的学识真是难以搞定。在这个过程中，她的细心和认真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外我还想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徐显芬老师，即使是在学术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仍然愿意抽出时间耐心地一一回复我在微信上提出的关于日译本理解方面遇到的问题。 一部城市史不能没有地图，本书也收录了东京历史上各时期的五幅地图，以助读者一窥东京百年来的区划变迁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但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原图的质量非常差，连版权方提供的扫描图也好不了多少。许多地图在原版中是跨页的，以致中间缺失了一条，作者标注的英文和原地图的日文夹杂，极难辨认。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美编周清华女士，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地图和图例，如果没有她的努力，我估计只能忍痛删掉这些地图，或者麻烦读者在墨团里艰难爬行了。 一本书的顺利出版，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在此我也想对所有协助本书出版工作的同事们表达感谢。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我所在的出版社和历史编辑室。本书编辑出版期间，我的身体状况频发，幸得社里大家的全力支持，得以免去来回奔波的劳顿，一边捧着药碗，一边集中精力于本书的校译和出版工作，真是感激不尽。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包含上下部的《东京百年史》，其实最初是独立的两本书，其中《下町，山之手：东京从江户时代到大地震》出版于1983年，《东京崛起：大地震之后的东京》出版于1990年（成书于1989年左右）。日译本则紧跟其后，皆出版于1992年。如今无论是作者本人、日译本的译者安西彻雄先生，还是为本书写序的作者的挚友唐纳德·里奇先生，都已经作古。捧着这本书，我不禁有一种时光如梭的沧桑之感。虽然也许晚了一些，但我很高兴这本书现在终于有了中译本。当然伴随着它的出版，我心中的不安也是如影随形的，虽然在翻译和校译过程中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究竟是否做到了不辱赛氏之名（或者说倘若作者能从天上看到这本中译本，会不会仍然感觉不满意而勃然大怒，就像他对平成年代的年轻人那样一针见血地指出诸多不是呢？）我心里还真是吃不准。我想如果这个译本足够幸运，能够得到读者盼认可，不至于被弃置埋没于灰堆，那么在若干年之后，历史也许会给出答案。 校译者2018年5月  于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