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本书借助历史距离，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作者集传奇于一身，令我们对当时情报工作与外交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直观的认识。
    2.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伟人的严谨工作作风与无私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充分展示，反映出伟人所独具的智慧与格局。
    3.作者以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经历讲述了自己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对在情报与外交领域工作的同志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史料价值，即使是普通读者，也会好奇这本书中所蕴藏的重要价值。

内容提要

  

    熊向晖同志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生动翔实地记载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在隐蔽战线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十二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的丰富经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让读者领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作风和斗争艺术，以及熊向晖同志的传奇人生和传奇经历。

    熊向晖，安徽省凤阳县人，1919年4月12日出生于山东省掖县。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周恩来指示下，到国民党胡宗南将军部队，从事地下秘密情报工作十二年。1947年9月，到美国西储大学研究院学习，1948年9月，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1949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1962年，任中国驻英代办；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1971年11月，任新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代表；1972年8月，任新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83年至1987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至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

一版说明
出版说明
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
第一部分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一  抗日战争初期
  二  第三次反共高潮
  三  抗战胜利至全面内战爆发
  四  解放战争开始阶段
  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
第二部分  外交生涯
  一  周恩来、李克农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
  二  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三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四  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
    ——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五  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几件史实
  六  “乒乓外交”史话
  七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
  八  1976：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先生
    ——兼析《1975：演唱唐诗宋词之谜》
  九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历程
  十  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
    ——回忆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经过
  十一  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是哪一天？
  十二  毛泽东主席与“小国弱国人民会议”
  十三  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
  十四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
  十五  出使墨西哥
  十六  周恩来总理关注香港大学访问团
  十七  周恩来关心孙中山伦敦蒙难室
  十八  从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看周恩来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
  十九  周恩来总理的一件批示
  二十  三个“最后一次”
  二十一  周恩来——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创者
  二十二  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

前言

  

    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
    熊蕾
    （一）
    小时候看谍战片，觉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风流倜傥，舞姿翩翩。上中学后，从别人那里得知父亲熊向晖也是其中一员，我怎么看他怎么不像。父亲相貌自是英俊，但是他和母亲都是“舞盲”啊！终于憋不住了，我就问了父亲——那都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了，在此之前，父亲母亲从未跟我们讲起他们过去的事。他们也没有机会讲：我还没上小学五年级，他们就出国工作，回来就赶上“文革”，然后我去“北大荒”，哥哥当兵，再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
    我问，你们都不会跳舞，怎么做地下工作呢？父亲说，谁规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会跳舞啊？我愣了，然后问，那你怎么跟人家交流呢？他说，打麻将啊——父亲打麻将倒真是高手。
    然后又有我看不懂的事了。父亲应中央文献研究室邀请，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去世15周年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在1991年1月发表之后，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台湾已经“解严”，放开了到大陆的旅行，父亲过去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去了台湾的袍泽，凡是到大陆来的，都要来看父亲。先头父亲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头衔，我以为他们有事找父亲。后来父亲离休了，这些头衔都没了，人家照样来找他。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谈甚欢呢？
    和父亲相谈甚欢的这些“国军”老伯中，有一位是孔令晟。他和父亲同为黄埔第十五期学生，孔老伯自黄埔毕业后一直在作战部队，国民党去台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侍卫队长，也做过台湾的“警政署长”，还在美国、英国研究过战略，著有《大战略通论》。
    这两位老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军”退役中将，在他们身上，我真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两人不见面总是相互惦记，见了面就十分亲热。每次见面，两位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
    我发现，撇开意识形态，他俩的共同语言还真多。当年，他们都是抗日爱国的热血青年。据父亲讲，孔老伯当年是北大化学系的高才生，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得意门生。孔老伯要退学投军之前，吴先生还想送他出国深造，一再让他认真考虑，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个他认为可以成为大科学家的弟子。可是孔老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从军。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位老人都反对“台独”，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也都反感以权谋私。
    父亲喜欢听孔老伯讲他们去台后的种种情事，孔老伯也有兴趣听父亲讲一些当年他不知道的往事，比如蒋老先生送蒋纬国上前线的事。
    ……
    遗憾的是，父亲想写的东西并没有全部写出来。一是他身体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晚年又患过膀胱癌、前列腺癌、颈椎骨刺增生压迫脊髓，直到最后罹患肺癌，每年几次住院。二是他太认真，对写作的要求，特别是史实的核实太严格，这不仅影响写作速度，而且也很难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给父亲当助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我不够严谨。三是由于这种认真严谨，他容不得重要党史文章的一点失实之处，发现了就要写文章指出，这也花费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经劝他写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那些错误。但是他觉得，扫伪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有好几篇订正重要史实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感觉这有如历史学、党史学的一种基本建设，这些文章与父亲的其他文章一样，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可宝贵的严谨治学态度。我曾听不止一位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父亲写的文章最真实，最可信。
    也是父亲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让他有了好几位党史研究的忘年交。有的是他给别人纠错，别人虚怀若谷地登门求教，有的是别人发现了他行文中的错处，向他指正。父亲对这些同样表现出严谨治学态度的后生晚辈非常欣赏。他们其中的一位就是本书初版的责任编辑傅颐。我觉得傅颐当初的认真编辑给这本书的再版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此向她表示感谢。
    这本书以前是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合同到期后，另有一家出版社希望出版，他们的编辑还告诉我，父亲这本书“不是畅销书，是长销书”。但大约是人事更迭的原因，再版此书的事情不了了之。可是“长销”的话却被他言中，一直不断有人在寻购此书。于是我找到了中信出版社。中信集团是父亲离休前最后供职的单位，中信出版社也是很优秀的出版社。感谢出版社的副总编季红，非常认真地审校了全部书稿，接下了再版此书的工作。
    父亲虽然没有写过完整的回忆录，但是这些文章，不仅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父亲不平凡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