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以吉水赣江以西区域的历史与现实的记忆为基准，全面记录了新时期环境下的农民发展的进程，传统与现代、异乡与故乡、出走与回归等多层的农村地域文化尽现眼前，从而展示了一个小小村落在历史的进程中所担负的喜与乐、爱与愁、进步与落后等农民问题。在作者近乎田野调查的描述中，农民的切实问题被形象地记录下来，从而也为读者刻画了一幅转型时期的现代农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作者江子出生于赣江以西，曾经出版过乡村主题专著《田园将芜》引起过较大反响，而这本《回乡记》就是《田园将芜》的续篇。《回乡记》以吉水赣江以西区域的历史与现实为研究对象，全面田野式考察农民进城、传统留存、异乡与故乡、出走与返回、新乡贤的责任与命运等，以图全息呈现一块经典乡土的历史与现实，为当下的乡土中国留一份证词。中国现在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期，这种变局，乡村的变迁是其标志。江西是农耕文明最有代表性的省份，通过书写新的历史节点江西乡村的常与变，可以解码当下中国。

    乡村一直是江子持之以恒的写作主题。在过去，他写下了乡村的生老病死，写下他成长中温馨的过往与命运变迁，在这一部《回乡记》里，江子尝试着从文化的角度对乡村的变迁进行盘点，向着人性更深处掘进。
    ——张炜
    在《回乡记》里，江子构筑了一个新的文学域名：赣江以西。赣江是江子的母亲河——它流贯于一个作家的生命和文字，反复出发与归来。《回乡记》连缀着故乡与异乡，大河汤汤，人在河上经历着精神的流浪。
    ——李敬泽
    江子是一名以故乡为圣坛的精神信徒，一步一叩书写着他独特的“回乡记”，有着别样的气质与力量，诚实而又深刻地书写着近百年来中国乡村的消逝与生长，前世与今生。只有懂得乡村的人，才能懂中国——这正是江子对当代文学了不起的贡献。
    ——蒋子龙
    江子的乡村书写是置身其间的，不是作为观赏者和过客，而是作为那万千生民中的一员。所以他有了身处其内的真切，同时又有了血肉相接的慈悲。这是心忧炭贱的田野调查，但也是以身相许的抒情诗章。
    ——张清华

    江子，本名曾清生，男，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南昌，供职于江西省作家协会。出版有《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赣江以西》《在谶语中练习击球》《青花帝国》等，其中《青花帝国》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提名作品。

第一辑  出走
  练武记
  行医记
  购房记
  怀罪的人
  不系之舟
  临渊记
第二辑  返回
  磨盘洲
  杨家岭的树
  回乡记
  建房记
第三辑  他乡
  高考记
  三叔家的狗
  指上的航行
明月此时（代后记）

    这人间如此让人悲欣交集
    在本书中，我首先聚焦的是我的故乡——赣江边的江西吉水县枫江镇下陇洲村。我写我的祖父、伯父、父亲，兄弟姐妹，邻里乡亲，写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写这个小村庄亘古不变、已经消逝和正在生长的。
    本书的人物都有原型，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写的都是现实中的人，如果需要，我完全可以一一将他们指认。——大多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血缘依然是这个世界最可靠的东西。我之所以不厌其烦一再地写下血缘这条古老的道上发生的种种故事，是为了保证我所提供的这份证词的真实性。
    我毫不避讳这一点：我的写作从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了证人的位置上。
    除却援引的历史人物，我笔下最大年龄的人是我的祖父。他出生于1913年，如此算来，他至今已经一百零八岁了——虽然他在1982年就已去世，但我依然一厢情愿地让他在我的笔下活着。
    我写下的最小年龄的人是我的小侄子。在《购房记》里，他只有寥寥的几笔，因为我们在县城为父母购房成功，“两个侄子，为有能够安心写作业的房子高兴得手舞足蹈。为庆祝这一件事，他们还当着我们的面装模作样地打了一架。小侄子到父母面前告状的哭声夸张而喜庆。”小侄子出生于2009年。他今年十二岁。
    从一百零八岁到十二岁，中间差不多一百年。如此，我观照的，就是一百年左右的故乡。
    然后我还写了下陇洲村所属的赣江以西。那是差不多半个吉水县的一大片乡土，有盘谷、金滩、黄桥、尚贤、阜田、枫江等乡镇。与赣江以东地区不同的是，那里的村落往往由北方迁徙而来，且大多是以宗族的方式聚居，并且大多是千人以上的大村庄。
    这片乡土曾经是著名的科举之乡，最粗略的估计，她曾经考中过两百多名进士，是出产官员、作家、诗人、烈士和隐士的故乡，南宋民族英雄杨邦义、诗人杨万里、笔记小说家罗大经，明朝五使西域的外交家陈诚、理学家罗洪先、兵部尚书李邦华等等都是她的子嗣。
    这块土地上发生过一门三进士、一门八尚书的科举盛况，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属于她自己的崇文、尚武，血性而霸蛮的文化性格。同中国几乎所有的乡土一样，这片南方的乡土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裹挟，经受了发展的阵痛，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消亡与新生。
    我努力记录和呈现这块土地的历史与现实，是以为她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她就是中国。
    可我写下的何止仅仅是乡土？我宣布我其实写的是悲欣交集的人间——
    人间的出走与返回，永恒与变奏，热闹与寒凉，故乡与他乡，前世与今生，苦难与希冀，逼仄与辽阔，爱与死……
    愿山河无恙。
    愿人间温暖。
    是为序。
    江子
    2021年3月于南昌红谷滩

    明月此时
    1
    我们村孔姓人翻建了祠堂。这在七姓杂居的我们村里，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村里传出的消息说，他们煞有介事地成立了孔家祠堂建设委员会（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在邻村小学做校长的孔龙珠，担任了这个临时机构的副主管，成了这个项目的实际操作者之一），所需资金向每个孔姓男丁进行了摊派。摊派的数目大得惊人，据说每人都有几千元，可并没有一个人以负担太重为由提出反对，可见祖宗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和大家对翻建祠堂这件事的拥戴程度。
    几个月之后，祠堂竣工，孔姓人决定举办落成典礼，除本姓所有大小男丁、村委会主要干部，他们另邀请村里外姓有头有脸的人出席。这些人包括广东开公司的老板、县城的房地产商、某镇派出所所长、乡村中学教导主任…－－－他们的意思，是想求得有这些人落款的牌匾，分别挂在祠堂的两边，如此可以光耀门庭，增进乡谊。作为省城的一名小处长，我有幸获得了他们的邀请。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孔家祠堂建设委员会副主管孔龙珠有一天给我打来电话。一阵寒暄之后，他说出了要我回乡出席祠堂落成典礼的愿望。在电话里，这个在我印象里从来干脆利落并且富有幽默感的人，竟然显得有些哕唆。我隐约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委员会将邀请我的任务交给了他。如果我不出席这一盛宴，他将在族人面前脸面不存。 似乎是商量好了，孔龙珠挂断电话后，我立即接到了村里被邀请的外姓人代表的电话。他们说，牌匾已经订做好。内容请了县里的才子拟写，充分考虑了孔姓的姓氏渊源和文化特征，一个写“斯文有传”，另一个是“知礼存仁”，你愿意在哪个牌匾下落款？ 孔龙珠是我的老师。我们村刘、孔、曾、罗、张、周、王七姓中，孔姓和我们曾姓有源自久远的兄弟情谊。两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孔圣人与我们的祖先曾子是师生关系，曾子又是孔子的儿子孔鲤的老师。孔、曾代际排序字号完全一致，在村里，孔、曾从来就是天然的同盟……另外，我在这个赣江边叫下陇洲的村庄生活了二十多年，是众多乡亲熟悉的一个人。按照礼数，我应该出席这个盛典。我应该给我的老师乃至整个孔姓族人一个面子。再不济我也该答应在牌匾上落一个名字，以表达我对祠堂落成的祝愿之意。 可是我拒绝了他们。我不喜欢介人家乡的这些事。我不想与家乡的宗族发生关系。我把自己当作个读书人，我不想我的名字与村里的警察教师商人等挤在同一块牌匾里。 我跟我的老师孔龙珠说明了理由。他表面表示理解，可语气中毫不掩饰对我的失望。村里外姓人代表在电话里则语焉不详。 我没有参加盛宴。据说盛宴十分隆重，当两块绑着红绸的牌匾抬出时，鞭炮轰鸣，唢呐声声，参加了宴会的外姓人在人群中光耀之至。祠堂正中瓷板画里的孔姓先祖孔子满脸慈悲，透过烟雾看着这些欢天喜地的子孙。 过年回家，经过孔家祠堂。翻建一新的祠堂果然气势夺人，它远远高过寻常民居的高度，两边的马头墙如万马奔腾。门口的对联采用舒体刻写，“孔家祠堂”四个大字阴刻在一块石碑里，显得格外深远凝重。孔姓人在门口进进出出，表情和体态都格外骄傲和夸张。有几个老者在门口晒太阳，说话的声音好像希望全世界都能听见。 有人告诉过我，祠堂正中的孔子像生动传神，是专门请景德镇瓷画名家绘制和烧成的。可我并没有进去瞧一瞧的打算。相反，我加快了脚步，唯恐被人认出。 ——我该理直气壮打门口经过才对。可我的样子，为何像一名见到债主羞愧难当的债户？ …… 我们对祖先的墓地津津乐道，对故乡的死乐此不疲。可我们发现我们对村里的生越来越陌生。我们不知道村里新矗起的大厦的主人是谁，我们不认识跟着大人走在扫墓的路上的孩子是谁家的娃，我们甚至不了解村里还有多少耕地在耕种，还有多少人家依然驻守在村里。我们对故乡的感情越来越疏离，我们回到村庄的机会越来越少，最后只简化为清明这一天。 故乡对我们而言可能仅仅是一块祖传的墓地。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免陡然心惊。 6 父亲打电话来，说村里在组织给每家每户装自来水。同意安装的，需要交纳一千五百元安装费。他问我们家装不装？他的意见是不装。他在我们为他和母亲购买的县城的房子里住得舒坦。他们这辈子是再也不会返回村里住了。“装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在电话里说了一句粗话。 我们村家家户户最早是靠挑井水解决生活用水的，村里几口井，足够满足全村近千口人的生活用水需要。每到傍晚，井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小小井口，会有四五个人同时用吊桶从井里打水。等在旁边的人趁着闲暇海阔天空地聊，粗话荤话一起上，井口不时传来男人的哄笑和女人的嗔骂，构成了故乡最为动人的记忆。后来，人们开始往自己家院子里打井，用一根小／1、的管子通到地底下，上面通过压水装置取水。现在，我家已经无一人在村里居住，村里说要装自来水了。 从挑井水到装自来水，是一个重要信号，意味着公共的时代正在变为私人的时代，手工的时代，渐渐进化到自动的时代。 我本应该赞同父亲的意见才对，可我毫不犹豫地对父亲说我同意支付老家的自来水安装费。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嘱咐父亲交这笔钱，我这辈子回村里生活的可能越来越小，我的弟弟也在外购置了房产。在城里长大的我们的孩子们对这个村子并没有认同感，他们不会回到这个只能算是他们的祖籍地的地方。 可那是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它也许贫困、破败、肮脏、荒凉，可是它给了我生命、最初的人生经历。我不想与它脱节。我希望自己不仅是它的历史的一部分，还能与它的未来同步。我希望我与它永不分离，永远被它惦记，记录在它的账户之中。如此，我就永远是它襁褓中的婴儿。

    越来越多的人走到离家的路上了，我年迈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八年前，已经年过花甲之年的他们用蛇皮袋收拾了部分被褥和日用穿着，乘坐一辆包租的旧面包车离开了我在赣江边名叫下陇洲的老家，来到了五十里开外的县城。
    种种迹象表明，我的父母对这一次离开，进行了颇为周密的谋划。比如说，离开的几个月前，他们为款待回去的我杀掉了最后一只鸡，就再也没有续养过新的家禽。再比如说，出行的几天前，他们将两垄菜地托付给了邻居……可是，由此认定他们把这次离开当作永不回返的决绝之举，显然不够恰当。在他们心里，离乡不过是权宜之计，进城不过是形势所迫，要不了三五年，他们就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回到这赣江边他们认为是故乡的地方，把鸡鸭喂起来，把菜地要回来重新种上。风来闭户，雨来关窗，卧听风雨，闲看落花。他们以为，这才是他们该享用的晚年。
    父母此去是陪我的大侄子读书。大侄子到了读书的年龄，而我的家乡的小学一共只有十一名学生，让孩子去县城读书成了大多数家庭的选择。我的弟弟弟媳在广东打工，陪读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父母头上。
    父母住进了姐姐和妹妹帮他们租好的民房里。他们首先购买了液化气炉灶，碗筷，以及基本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精心计算好出租房到菜市场、学校的时间，妥善安排买菜、做饭、接送孙子上学放学等事项，小心与房东、来自不同地方的邻里处理好关系，认真积累超市积分卡上的积分，享受着积分兑现后超市给予的小恩小惠的快乐……这是与在乡村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们开始可能有些笨手笨脚，甚至有些因年老造成的吃力，但时间久了他们也能勉强应付。况且，有同在县城陪读的姐姐和妹妹照应，他们在城里生活的难度比预想的要少得多。
    一段时间之后，父亲母亲发现，相比在乡下，在城里的他们有大把的时间空出来……从来闲不住的父亲百无聊赖。他慢慢找到了打发时间的许多方式，比如向公园里的许多城里退休干部学习奔跑，那是他几十年的乡村生活所没有的体式。他奔跑的动作笨拙，失衡，跌跌撞撞。加上他因过重的劳作脊柱过早弯曲，跑起来就更难看了。可是他并不以为意。他每天清晨六点起床，然后从公园的人口出发，沿着公园的湖面来回奔跑。周长大约四百米的公园路，他每天早上都要跑上十圈。他跑得大汗淋漓，并且心满意足。他自以为从奔跑中得到好处，这个古稀之年的老头儿，爱上奔跑之后精气神好了不少。每次跑完之后，他会在公园旁边的广场玩几把单双杠。他是个干体力活的农民，臂力自然过人，比起许多同龄的城市老人，他的动作就有几分高难，比如他能一口气做好几个引体向上，在双杠上屈伸手臂十几次。他会招来许多旁观者的赞许，而这不免让他得意。
    父亲还爱上了午睡。在乡村，一个人如果不是生病和醉酒，白天睡觉，是要遭人骂的。可是现在，父亲每天中午都要睡上一觉，谁也拦不住他。他入睡极快，几乎是一挨枕头就睡着，大约一小时后醒来。有了午睡之后，他发现日子不再像过去那么局促逼仄，而是变得丰盈、从容和舒展。照进出租房里的午后阳光显得格外明媚。他看着以前几乎天天与他吵架的母亲的目光也显得格外温柔。世界在他眼里，满满的都是善良与慈悲。
    我的母亲常常在电话里向我抱怨，说父亲经常在外晃荡不回家。每当向父亲问起，他总是说今天到谁谁谁家里，明天又到了某某某家，路上又遇上了哪个熟人……过去要走四五里，甚至七八里路才能见到的亲戚们，现在只隔着三五条巷子、七八百米距离。在县城生活的父亲发现，走亲戚的成本变得无比低廉。我的亲人们，他们都纷纷关了乡下的家门，潮水一般涌到了县城，租住在以父亲为中心一两里半径的区域里。因为相距太近，父亲和他们的关系比起过去更加亲密了。
    在县城生活的父亲爱上的事物还有不少，比如在报刊栏前读报，关心县里官员（我曾在县城工作，他们有些是父亲认识的我过去的同事）的升迁调动和知名人物的逸事……不仅父亲，母亲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她习惯使用煤气，穿着远比过去整洁得体，说起话来由过去的尖声厉气变成现在的轻言细语。她越来越安静，慈祥。而在乡下，她是一名性格有几分乖戾、容易动气的古怪老妪。
    父母谈到要回到老家生活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热爱家乡。他们对家乡的感情越来越淡，终至无情。因为在县城住的是出租屋，我们每年必须回到家乡过年，他们从开始的载欣载奔变成了期期艾艾乃至怨气满腹。久不住的房屋需要打扫，他们老了，哪有这么多的力气？重新升起一支炊烟，哪是那么容易的事？住在老家的人越来越少，相比之下，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寒碜？买个菜要走三里远，乡下哪里有县城方便？村里的医生都到城里了，家里谁有个头疼脑热怎么办？
    八年时间过去了。父母从十足的农民变成了习惯和热爱城市生活的人。为他们在县城购置一套房产，以安顿他们的晚年，就这样成了我家刻不容缓的大事情。
    P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