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罗新历史非虚构力作，比小说还好看，用新的语言讲不一样的故事。
    关心权力舞台上的边缘人物，倾听被主流历史系统屏蔽的声音。
    把北魏帝后、朝臣、嫔妃等当作人来看待，刻画他们的惊惧与忧虑。
    以宫女的一生为线索，把重大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编织起来，拼接出跌宕起伏的历史图景。

    公元466年，宋明帝刘彧与在寻阳称帝的侄子刘子勋二帝并立，内战几乎波及刘宋全境，继而演变为与北魏之间的战争。生于南朝中层官僚家庭的王钟儿，被迫卷入，家破人亡，两年后被掠为平城宫的普通宫女，时年三十岁。可是，她的命运却偶然地与“子贵母死”制度发生了联系，意外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先后以宫女和比丘尼的身份成为抚育两代皇帝的关键人物，竟在北魏宫廷生活了五十六年之久。
    本书利用墓志等史料讲述了王钟儿漫长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以她的眼睛去看她身处其中的时代，把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都还原为具体的人，看到他们面对权力时的喜悦、疑惧、张狂、绝望……随王钟儿人生故事展开的，还有从献文帝、孝文帝到宣武帝、孝明帝近八十年的北魏历史，当然也有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席卷的许许多多人。

    罗新，1963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专业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2009）、《黑毡上的北魏皇帝》（2014、2022），著有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2018）和学术随笔《有所不为的反叛者》（2019）。

引言：慈庆之死
1 家在悬瓠
2 天有二日
3 淮北入魏
4 淮西惊变
5 北魏奚官
6 青齐女子
7 宫女人生
8 斛律昭仪
9 文明太后
10 子贵母死
11 祖孙政治
12 文昭高氏
13 冯家有女
14 夺宫废储
15 元恂之死
16 悬瓠长夏
17 大冯梦破
18 投迹四禅
19 宣武皇帝
20 晖光戚里
21 帝舅之尊
22 皇子不昌
23 胡嫔充华
24 高肇之死
25 灵后胡氏
余音：时间休止
后记

    慈庆之死
    北魏正光五年（524）孝明帝元诩十五六岁，已在位十年。南方则是梁普通五年，梁武帝萧衍在位的第二十三年，虽已六十一岁，那时却没有人会知道，他还将继续在位二十五年。这一年前后，从政治史来看，萧梁平平淡淡，没发生特大事件，显得没什么可记。这意味着社会安定，政治平稳。北魏就全然不同了，在长达百年的上升期和繁荣期之后，从西部秦陇和北边六镇开始，本来构成王朝统治基层力量的城民、镇民暴起反抗，拉开了随后长时间全国性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序幕。后人读史到此，不禁悬心，但当时无人可见后人之所见，底层社会与遥远边地的强烈震荡，经僵化官僚体制的一层层过滤，传到洛阳朝廷时已大大衰减，至多如月光之下天渊池上的涟漪微澜。
    这一年的五月七日（524年6月23日），八十六岁的老尼慈庆在洛阳昭仪寺去世了，用佛教徒的说法，就是“迁神”了。她虽早已出家，却一直住在宫里，直到这年四月三日（524年5月21日）“忽遘时疹，出居外寺”，可能感染了某种季节性流行病，按规矩要迁出皇宫，所以搬到官外的昭仪寺。据《洛阳伽蓝记》，昭仪寺位于“东阳门内一里御遭南”。洛阳城的内城东城墙开有三座门，自北而南依次为建春门、东阳门和青阳门。东阳门向西直通铜驼街的大道便是“御道”，昭仪寺即在御道南侧。《洛阳伽蓝记》说该寺是“阉官等所立也”，寺以昭仪为名，可见该寺最初是宦官（也许还有宫女们）为某位昭仪而立，当然，这位昭仪未必是做了比丘尼，也许仅仅是因虔敬佛门而立此愿心。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被废或失势的后妃有不少出家为尼的，无论是否自愿，比起佛教传入之前同样情形的那些宫廷女性，比丘尼的身份使她们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和新生，至少能保持某种相对独立的社群生活。洛阳西城墙的阊阖门内，直对宫城千秋门的御道以北，有著名的瑶光尼寺，便是专为这些特殊身份的出家人准备的，如孝文废皇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和孝明皇后胡氏。据《洛阳伽蓝记》，瑶光寺有“尼房五百余间”，装饰极盛，“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可见不只是出家人，宫中尊贵女性也来这里学道礼佛。这些当然意味着财富支持。具备同样经济能力的，是高门贵族之家的年轻女性，“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仪此寺”。在洛阳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瑶光寺自有一种贯通皇宫内外、连接上下僧俗的独特性。
    可是老尼慈庆并不在瑶光寺出家，她出家后一直居住禁中，直到病逝之前。宫里有佛寺，大概是为了方便某些出家女性仍可在宫里事佛。但出家人终究身份特殊，跟她们出家前在宫里的制度规定比起来，多少有了些人身自由，宫墙不再是绝对的人生边界。若有一定的财力支持，她们可以在宫外立寺，可借以来往宫禁内外，因与宫里的寺庙相对，故称外寺。官内寺庙虽不见于文献记录，但从外寺之称可知有一种对应的内寺。昭仪寺便是这样一所外寺，宏大豪侈不及瑶光，勾连内外串接僧俗的功能则并无二致。
    据《洛阳伽蓝记》，昭仪寺塑像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这三尊艺术水平极高的塑像每年都会参加佛诞日（四月八日）的“行像”活动。平城时期四月八日行像已极为隆重，成为重大节庆。《魏书·释老志》说太武帝初即位时继续前两位皇帝的崇佛政策，“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这一庆典是从南亚和中亚传到中土的，《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都有相关记录。在经济水平大有提高的洛阳时期，行像庆典之盛大更是远超从前。这一天盛饰佛像，载以车辇，周行城市内外，受万众礼拜瞻仰，伴以五花八门的伎乐表演，极其热闹。
    《北史·外戚传》记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勉力参与佛诞日的行像。在老尼慈庆因病迁出皇宫的六年前，即神龟元年的佛诞日庆典中，胡国珍以八十高龄参与了行像活动。首先，他在行像前一天，即四月七日（518年5月2日），从家里出发，把自己出资铸造的佛像送到洛阳内城西城墙的阊阖门（自北而南的第二座城门）。他跟在佛像后面，全程步行，所谓“步从所建佛像，发第至阊阖门四五里”。八日这天，他“又立观像”，就是站立着观看行像大典（很可能是站在阊阖宫门的门楼上），站了一整天，“晚乃肯坐”。如此一番劳顿，终于病倒了，“劳热增甚，因遂寝疾”。虽然胡太后“亲侍药膳”，终究风烛残年，四天后，即四月十二日（518年5月7日）病逝。《魏书》说他“时事斋洁，自强礼拜”，年老体弱之时仍然依礼在佛像前跪拜。由胡国珍的故事，可见当时行像狂热之一斑。
    《洛阳伽蓝记》说洛阳各寺的上千躯佛像都要在前一天（四月七日）先送到城南的景明寺，次日巡游入城。昭仪寺的三尊塑像因其美观绝伦，送入景明寺时，景明寺要抬出自己的三尊佛像来迎接，这叫以像迎像。到了第二天的正日子，千尊大像车载辇举，以次排列，从洛阳城的正南门宣阳门入城，经南北向的铜驼街来到阊阖宫门前，皇帝站在宫门楼上向下散花。
    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旖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慈庆四月三日发病，至迟一两天后已转入昭仪寺。四月七日昭仪寺的一佛二菩萨三像送往景明寺时，寺中众尼都不会置身事外，慈庆虽在病中也必知晓。次日全城行像，欢声震天，慈庆也是听得见的。只是这时她病情转剧，不见得能留意这件盛事。昭仪寺有水池，据说就是西晋石崇绿珠楼下那个水池。寺内佛堂前有“酒树面木”，大概就是棕榈树，在那时的洛阳算是珍奇树种。不过水池也好，奇树也好，慈庆都已无从欣赏了。
    当慈庆病情转重时，孝明帝元诩来到昭仪寺探视，时在四月二十七日（524年6月14日）。“车驾躬临省视，自旦达暮，亲监药剂”，孝明帝在这里停留了整整一天，看着别人为慈庆熬药救治，反映出孝明帝对这位老保母的深厚感情。如果考虑到这个时期胡太后被元叉、刘腾等软禁在宣光殿已近五年，孝明帝如此表达对慈庆的感情，当别有深意。据说慈庆弥留之际，还不忘给孝明帝留话，涉及为国家治理献计献策，所谓“逮于大渐，余气将绝，犹献遗言，以赞政道”。这当然并不说明慈庆多么关怀国家大事，但多少能说明她对自己抚养长大的孝明帝的感情。
    五月七日下午后半晌（晡时），慈庆在昭仪寺“迁神”。第二天皇帝手敕表哀，并指示后事细节，给慈庆追赠女尼的最高官职比丘尼统。丧事由宦官中给事中王绍监护，“赠物一千五百段”。皇帝“乃命史臣作铭志之”，女尼哀荣，莫此为甚。墓志还特意载录孝明帝手敕，以显慈庆哀荣之高。这一年六月十八日（524年8月3日），慈庆葬于北邙山。一应花费是由官里另外支出呢，还是从“赠物一千五百段”折算，还不是很清楚。
    孝明帝“乃命史臣作铭志之”，就是由朝廷专职写作的官员来为慈庆撰写墓志铭，此人即中书合人常景。常景是北魏宣武、孝明时期比较重要的笔杆子，洛阳的宫殿门阁及街巷里邑之名，就是他和刘芳一起制定的。胡太后很欣赏他，请他写了永宁寺碑。魏收在《魏书》里为他立传，收入他的诗文多篇，显然是看重这位前辈的，而且对他的评价相当高，甚至超过了那时名气更大的袁翻和祖莹。《洛阳伽蓝记》说常景“敏学博通，知名海内”，虽然后来官位不低，却一直“居室贫俭，事等农家，唯有经史，盈车满架”。《魏书》说他“清俭自守，不营产业”，以至于迁都邺城时，要不是高欢特批给他四辆牛车，他一家人还走不了。他奉命为慈庆写的墓志，至少以文学水平论在当时是第一流的。
    常景所撰墓志刻于志石，随慈庆尸骨长埋北邙山的黄土之下，所谓“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唐刘希夷诗句）。这篇文字即使收入常景文集，随着他的文集在唐代失传，墓志文自然再也无人知晓。不过地不爱宝，这方墓志到20世纪20年代竟重见天日了（当然意味着慈庆墓被一再盗掘过）。据郭玉堂记录：“（慈庆墓志）民国十二年阴历三月，洛阳城东山岭头村东南五里小冢内出土。志石厚三寸。”知墓志出土于1923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之间。拓片流传，北图购得一份，收入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正是这方墓志把湮没于岁月深处的慈庆推送到我们面前。
    如果没有常景这篇墓志，慈庆八十六年的人生早如轻烟一般散入虚空，随她长灭的还有许多具有历史节点意义的事件与事实。幸亏有墓志，我们得以一窥那遥远的往昔。
    根据墓志，慈庆生于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她出家的时间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或二十一年（496或497），出家之前是北魏皇宫里的一名宫女，俗家姓名是王钟儿。在成为平城皇宫的一个宫女之前，王钟儿生长于南朝刘宋的中下层官僚家庭，嫁给同样社会等级的夫家，后因南北战争，被掳掠到北方，沦为卑贱的、命如蝼蚁的奚官奴婢，送人平城宫做宫女。那一年王钟儿三十岁，对她来说，人生发生了惊天巨变，正常的生命轨迹骤然休止，剩下的便是暗黑无边的余生。可是谁想得到，她在北魏皇宫竟生活了长达五十六年。
    这真是漫长的余生。
    接下来我们看看，王钟儿／慈庆是如何一步步走过这漫长的余生。

    很多年前，初读先师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解析子贵母死之制那几篇时，我第一次意识到王钟儿（慈庆）墓志可能蕴含着一个值得深挖的故事。田先生去世后，我开始考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作为尝试，几次把这个故事当作讲座主题。不过真鼓起勇气动笔，是到了2020年春天，一边在线上课，一边写王钟儿。可是随着四月底北京放松管控，忙起别的事，这个工作就暂停了。2021年春我利用给研究生开的“北朝史专题”课，把已写的部分发给同学们讨论，同时继续往下写。基本上每周在课上讨论一节文稿，同学们提修改意见，对我的帮助当然是很大的，但我不敢保证同学们会有多大收获。可是，到六月上旬课程结束时，才写到孝文帝病逝。一放假又放下了。一本小册子，竟拖拖拉拉，《漫长的余生》演化成漫长的写作。今年春节后再捡起来，写了近两个月，终于勉强完稿。写得如此拖沓，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不知道这个写法是否具有学科的意义。现代历史学最鲜明的特征是解释性和分析性，不是单纯讲故事，更不是一味发感慨。讲述王钟儿的故事，谈不上太多的文献考订、史事分析或史学解释，无法紧贴某一两个备受关注的学科性主题，因此很难说是一项研究。可是我犹豫来犹豫去，无法挣脱这个故事对我的吸引，而且很显然，在完成这个工作之前，似乎也难以集中精力做别的事。尽管一定不是唯一真实的理由，我激励自己时总是说，这个故事值得讲述，因为主人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弱者和边缘人，而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 写作就是生米做成熟饭，出版就是木已成舟，箭已离弦。田余庆先生常常告诫学生，要追求高境界，要写有分量的作品。我随侍先生有年，训诲无时敢忘，深惭资质驽钝，愧负期许。诚如谢灵运的诗句：“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高境界自然不容易达到，不过心中既然存了这个追求，有了这个标准，到了交稿的时候，总不免逡巡往复。 封禁之下，春已尽，夏未来，落英萧然满地。庾信有句：“无妨对春日，怀抱只言秋。” 罗新 壬寅岁春夏之际于朗润园

    1  家在悬瓠
    墓志说慈庆“俗姓王氏，字钟儿，太原祁人，宕渠太守虔象之女也”。北朝墓志记女性的“字”（以及北族人物的所谓“小字”），其实都是本名。王钟儿生于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可惜我们不知道她家本来住在刘宋境内何处。墓志虽说她是太原郡祁县人，但只是郡望，郡望在那时主要用于表明自己的姓族来历。即使王钟儿的父祖的确出于汉晋名族太原王氏，经永嘉之乱及随后的百年动荡，南迁北人早已定居南方各地，很多还经历了“土断”，算是南方州郡本地人了。墓志说王钟儿的父亲王虔象担任过宕渠太守。刘宋梁州本有宕渠郡，后又立南宕渠郡，元嘉十六年此南宕渠割度益州，故梁、益二州均有宕渠郡，不知王虔象是在哪个州任职。
    墓志用常见的赞美文辞来描述出嫁之前的王钟儿：“禀气淑真，资神休烈，理怀贞粹，志识宽远。”当然都是套话，墓志作者不了解实际情况，或即使了解也必须只说好话，写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因为墓志写作的格套要求在志主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给予评价。评价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这样抽象的德行概括，然后是这些德行的外部表现：“故温敏之度，发自龆华；而柔顺之规，迈于成德矣。”说王钟儿年少便温敏有度，柔顺不逾规矩，超过了一般的成年人。
    接下来就进入王钟儿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离开父母，嫁入夫家：“年廿有四，适故豫州主簿行南顿太守恒农杨兴宗。”王钟儿二十四岁出嫁，算是晚婚，那时女性婚龄大概以十三至十五岁最为常见。王钟儿的晚婚必有特殊原因，当然也许这并不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可惜已无从知悉。她的丈夫杨兴宗，郡望恒农，即弘农（因北魏献文帝名弘，故避讳改弘农为恒农）。弘农杨氏更是汉晋第一流高门，当然杨兴宗家是不是攀附就难说了，和王钟儿家自称太原王氏一样。杨兴宗的官职“豫州主漳行南顿太守”，应该是他生前最后的职位，即他以豫州主簿的身份临时代理了豫州所领的南顿郡太守的职务。王钟儿的父亲官至郡太守，她的丈夫（年轻时）为州主簿，可见两家为同一阶层，算得上门当户对，大概都属晋宋社会中的“次门”，也就是“低等士族”。
    墓志对婚后女性的描写有自己固定的套路，反映那时的女性理想或伦理要求。墓志说王钟儿“谐襟外族，执礼中馈”，就是社会伦理对一个年轻媳妇的要求：谨慎处理内外亲族的各种关系，履行包括手工劳动在内的各项家庭职责。因此，王钟儿在夫家“女功之事既缉，妇则之仪惟允”，就是不仅家务劳动做得好，各方面也表现出堪为楷模的女性品德。所谓“谀墓”之辞，男女有别，官民有别，上下有别，老少有别，道俗有别，华夷有别，针对志主无不各尽谀美之极致。这些看似虚美无实、空洞艳俗的谀辞，其实饱含着时代内容，后人可借以观察那时的规范和理想，而在一个礼法纠缠的社会，规范和理想又意味着荣辱明暗的巨大黑洞。
    王钟儿婚后自然住到夫家，而她的丈夫杨兴宗那时家住汝南。墓志解释杨家何以会住在这里：“于时宗父坦之出宰长社，率家从职，爰寓豫州。”据此，杨兴宗的父亲杨坦之担任过长社县（在今河南长葛）县令，因此举家迁至豫州。长社县传统上属豫州颍川郡，除晋末宋初不太长的一个时期外，并不在南朝军政范围内。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大举北伐时，淮西军就是从汝南和上蔡出发，攻克长社，之后继续北进。不久北魏太武帝全线反攻，长社自然失守，宋军沿原路退回汝南。杨坦之任长社县令，也许在元嘉北伐时，也许只是刘宋的侨置，并无实土。侨置的长社，属于侨置于豫州的司州。刘宋前期的司州治汝南，所以司州官吏及家属多在汝南。
    豫州汝南郡治悬瓠城，为刘宋淮西边境的要塞，地据汝水上游，战略意义极大。此城立于汝水南岸，据说因汝水在这一段迂曲旋绕，形如一枚悬垂的葫芦，故得此城名。这个说法首见于《水经注》：“城之西北，汝水枝别左出，西北流，又屈西东转，又西南会汝，形若垂瓠。”《元和郡县图志》可能就是据此说道：“汝水屈曲行若垂瓠，故城取名焉。”隋唐蔡州治悬瓠，李想雪夜入蔡州，就是袭取这个悬瓠城。刘宋时以新蔡郡帖治汝南，即新蔡与汝南两郡共享悬瓠城，二郡太守常由一人兼领。从后来的史事发展看，我认为杨坦之一家住在悬瓠（今河南汝南县）。
    《水经注》叙及汝南郡悬瓠城时，郦道元还引述当地老辈的话提到悬瓠著名的土特产板栗：“耆彦云：城北名马湾，中有地数顷，上有栗园。栗小，殊不并固安之实也。然岁贡三百石，以充天府。”郦道元认为自己家乡范阳郡固安（或作故安）县的板栗才是天下第一。，觉得悬瓠板栗个头小，“殊不并固安之实也”，但也承认洛阳朝廷挺看重这个特产，额定每年从悬瓠收取板栗三百石。他又提到汝水河里有个小岛，岛上多板栗树，故称栗州（洲）：“水渚，即栗州也。树木高茂，望若屯云积气矣。林中有栗堂、射埠，甚闲敞，牧宰及英彦多所游薄。”北魏孝文帝南迁后多次南征，两度驻扎悬瓠城，郦道元对此也有记录：“其城上西北隅，高祖以太和中幸悬瓠，平南王肃起高台于小城，建层楼于隅阿，下际水湄，降眺栗渚，左右列榭，四周参差竞踌，奇为佳观也。”
    在宋魏对敌的军事形势下，悬瓠城对南北来说都是必争之地。元嘉二十七年初春，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离职，驻寿阳的战区都督南平王刘铄派自己右将军府的行参军陈宪前往悬瓠“行汝南新蔡二郡军事”，就是代理太守职务。陈宪一到任，赶上北魏太武帝大举南进，第一个就是围攻悬瓠城。城内兵不满千，陈宪凭城拒守，苦战四十二天，硬生生把北魏大军挡在城下，迫使他们在雨季到来时撤退。宋人特感骄傲，后来跟魏人炫耀道：“我家悬瓠斗城，陈宪小将，魏主倾国，累旬不克。”
    这一场悬瓠守卫战，《宋书》多处都有记录。魏军渡过汝水，兵临城下，宋军只能依托城墙自守。《宋书·南平穆王铄传》记攻守双方“矢石无时不交”，称魏军“多作高楼，施弩以射城内，飞矢雨下，城中负户以汲”。魏人在临时搭建的楼车上用大弩射击城内，城里人去井上打水，都得背负门板以防自天而落的箭雨。宋军销熔佛像锻铸大钩，用以攻击这些楼车。还说“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魏军“多作虾蟆车以填堑，肉薄攻城”，尸体堆得跟城墙一般高，后继者从尸堆上跃上城墙，短兵相接。在陈宪指挥下，宋军“锐气愈奋，战士无不一当百，杀伤万计，汝水为之不流”。
    P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