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内容提要

  

    文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周维强的这册《学林新语》，是对心中有这一疑问的读者的“精准推送”——读文人者，多半心中有个“文人梦”，他们在前辈文人的掌故中，叩问、追慕、模仿、暗示，不断塑造着自己，也塑造着某种属于文人共同体的自我认知。这册《学林新语》写了中外百来位文人的数百条轶事，用巧妙的“用户画像”，勾勒出众多真正的“读书人的事”。

    周维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编审，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发展规划部主任。浙江省“五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会员，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浙江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等书10种。发表有关中外文史、教育学、新闻与传播学等方面的图书评论、学术论文以及散文随笔等百余万字，其中十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出版工作、图书评介》《新闻与传播》《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以及《散文选刊》《文汇报》《书摘》《读者》《青年文摘》等全文转载或转摘。曾获浙江省、华东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及报刊编辑奖、图书奖等。

卷一
  学问·著述
卷二
  师友·交游
卷三
  言语·趣味
卷四
  风度·人生
卷五
  学政·世事
附录
  《学林新语》主要引用书目
后记

前言

  

    今天我们如何做文人
    这本书写的是“读书人的事”。“读书人的事”，此言污名久矣。少时上语文课，读鲁迅，编排课本剧，最喜摇头晃脑学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于是，“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于是，供给“快活的空气”便仿佛成了读书人的“本分”。关于书、读书、知识、知识生产等行当的内在神圣感、敬畏感，消失了。从“天雨粟，鬼夜哭”开始的文字崇拜，一变而为文字调侃。文人群体至此三分：有的频繁走穴，频登高堂，成为明星；有的自诩清士，自娱自乐，成为学者；有的固守一亩，钻研极深，成为专家。至于其他，尚不入流者，譬如我，则不过吃文字饭、做教书匠而已。可是，哪个以知识生产为职业的人心中没有一点“文人梦”呢？
    文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师兄周维强的这册《学林新语》，是对心中有这一疑问的读者的“精准推送”——读文人者，多半心中有个“文人梦”，他们在前辈文人的掌故中，叩问、追慕、模仿、暗示，不断塑造着自己，也塑造着某种属于文人共同体的自我认知。这册《学林新语》写了中外百来位文人的数百条轶事，用巧妙的“用户画像”，勾勒出众多真正的“读书人的事”。从中，我试图寻找两个问题的答案：一是文人何以为文人，二是今天我们如何做文人。
    值得提出的是，本书中的“文人”并不限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编者的寓目和写作，“致广大而尽精微”，还从自然科学家中遴选了不少有文人气者，纳入观测范畴，使“文人”变得更加“人文”，也更加生动活泼少酸味。说到底，不论文人还是人文，都只是人之为人的那一点灵明不灭罢。
    一、炫技：文人之所以为文人
    在201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中，惜败给《罗马》的德国电影《无主之作》里有两个男主的故事：一则是关于男青年库尔特·巴纳特的。东德统治者从纳粹变为苏联后，刷宣传标语成了街头常见的“艺术”。而在一堆制式化的“刷制”中，巴纳特坚持要用笔绘。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费事，他说：“因为我会啊。”另一则是关于老男人卡尔·西班德的。这位曾经的纳粹党员、妇产科医生在被苏联军抓捕后，听到苏联上校妻子因难产而哀嚎，自告奋勇为其接生，竞换来了后半辈子的安稳与荣誉。后来，上校问他为什么要帮自己，他说：“因为我会啊。”
    “我会啊”，三个字中蕴含着何等自负，怕也不是“一时技痒”所能形容的。文人之所以为文人，这种“炫技”姿态乃其根本。他们用大智慧或小聪明，为自己构建出一条与“常人”不同的分界线。这样的例证，散见在这册《学林新语》中，既可以见出前辈文人的心气与技艺，又不难看到作者的运思与孤诣。譬如书中所载史学家童书业的观点：“史学家分作三等：以常见之史料得出不寻常之观点，才是第一流的；用不常见的史料得出不寻常结论者，是二流；搞小考证，便是三流。”这等心气，何止高远。作者旋即以“陈寅恪治史”来验证：“陈寅恪治史，使用的都是常见书籍，而能探微发覆，迥异于他人。”接着，他又援引了黄永年对学生说的话来做证明：“这就是一流史学家与普通学者的区别。”
    这种文人心气，其实是维系整个文人群体的重要缘由。他们因此而彼此相赞，如严耕望说陈寅恪考证史事，是“以小见大”，但这种方法“要有天分与极深学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而且容易出毛病”。黄永年说自己遇到写不好的字，就看看启功先生是怎么写的，又说：“《启功丛稿》倒是真正的《广艺舟双楫》，看了以后可以眼高。”他们也因此而产生自许，对自我有更好的界定。如严耕望自述自己的工作方法是“聚小成大”，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他说这种方法虽然“很笨拙，也吃力很多”，但却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当然，作者有其自觉，在写了严耕望这段话之后，马上又说明严也多次说到还是要“看人人所常看的书，说人人所未说的话”，“累积极平庸的材料，得出不平庸的结论”。
    考古学家苏秉琦以至交傅吾康为例，教育孩子说：“傅吾康的学派，仅仅是德国的三大汉学派之一。激烈的争论不伤害学术研究，还有促进作用，也更少人身攻击。我国距离这个境界，尤其是后者，还真有不少的距离。”这番话，不知要让人振聋发聩到几时。其实，古人早就说过民胞物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这个悬得太高，其实，文人要做的起点不过是把相异视为新的生发可能，进而珍视不同的声音，视他者如亲人，化异己为知己。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欣赏的眼光”，而非“挑剔的眼光”。毕竟，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书中指出，以赛亚·柏林经常出入社交宴会，频繁的社交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而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一夜之间摈弃与巴黎上流社会的交往，息影书房，紧闭门窗写作，由是，一部不朽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才能得以诞生。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惯常在雪地里沉思；而法国17世纪大哲人笛卡尔却极畏寒，只有当他身体暖和时头脑才管用，才能写出“我思故我在”这样的名句。
    在平淡、乏味的年代，“炫技”退步为“抖机灵”，在坊间、报端随处可见。可是，我们并非不知真正的、理想的文人群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全面虚拟化的元宇宙尚未到来（我认为也不可能到来），我辈去古不远，前贤的掌故仍然流于酒席闲话之间，其巍巍煌煌，其影影绰绰，还是“千古文人侠客梦”的主要内容。《学林新语》正为我们勾画出“抖机灵”之外的另一种文人生存方式，启发着我们反复思考“今天我们如何做文人”这一话题。或许，有人不屑于做文人，觉得做专家或做学者比做文人更重要。殊不知，在文人群体中，“才子气”远比“专业化”更接近于人本身。前者要超越“抖机灵”，而后者只是工具。不要甘于只是做工具。
    文人写书法，为他人题鉴题匾，落款处时有“敬书”一语。启功先生尤甚，为小学题写校名都落“敬书”二字。我是小辈，为师兄大作写序，极为不恭，拖延再三，左右为难。一时，抖个机灵，勉称此序为“敬序”，或可免去不敬之讥。这“敬”之“敬”，不只是敬重师兄多识多闻，更是敬重他苦心搜索，经年积累，著此一册，以启后人，还是对这册书中所涉的各位前贤表示敬意。
    此序写于我的人生多事之秋，一再跌宕，耽误了师兄大作的出版，深感歉意。不过，正是在人生的多事之秋，能为这样一部描绘学统、激励学人、活跃学林的著作写上几句不成体统的话，实在堪称幸事。至于如何羞愧难当地面对师兄，我只能用从胡适先生那里学来的话作为搪塞：“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同时，自勉“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是为敬序。
    林玮
    2022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