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论述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大陆首发简体中文版。一部全面探讨中国文化底色的大师之作。
    本书直面中国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历史问题，反思中国文化的得与失，总结出独属于中国式的文化经验。
    通过历史比较，将中国文化具体化，系统总结中国文化是如何重内在、讲传承、能变通的，并剖析了中国文化复兴的难点和途径。

    本书为钱穆先生有关中国文化问题之讲演，经其整理、修整而成共计数十篇。各篇不分年代先后，略就其内容，又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就中国历史，指出中国文化之演进与文化复兴运动之主要途径所在；下编则分述中国文化之各个层面，如礼俗秩序、道德修养，并兼及对经济、科学、艺术等问题的探讨。凡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之看法，大体完备于此，其精辟之见解，值得反覆细品。而其中尤以《中国民族之克难精神》及《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两篇为殿。
    在本书中，钱穆先生纵向剖开关于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解说了中华文化的主要特质、中心思想、终极理想与信仰等，为读者展现出了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发展的进退、起落之进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上编
  人类文化之展望
  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
  历史地理与文化
  中国文化之成长与发展
  谈中国文化复兴运动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中国历史人物
  中国文化与国运
  怎样做一个中国人
  文化与生活
  变与滥
下编
  中国人之宇宙信仰及其人生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
  孔孟学说蠡测
  中国传统文化中之道德修养
  农业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与科学
  中国文化体系中之艺术
  从中国固有文化谈法的观念
  中国文化与海外移民
  华侨与复兴中华文化运动
  中国社会的礼俗问题
  中国民族之克难精神
  知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
  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
简体版出版说明

    本集所收，系本人二十年来有关中国文化问题之讲演共二十六篇或则在港九星马，或则在台湾各地。其中唯“知识青年从军先例”一篇，乃对日抗战时在成都所讲，兹亦附收在内。各篇不分年代先后，略就其内容，又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就中国历史指出中国文化之演进及当前文化复兴运动之主要途径所在。下编分述中国文化之各方面，如宗教信仰、道德修养、农村生活、社会经济设计，以及科学艺术法律诸端，并及海外移民等，而以“中国民族之克难精神”及“人人必读书”两篇为殿。凡本人对于中国文化之看法，大体轮廓略具。其他已发表之文字，有《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民族与文化》《中华文化十二讲》四种，读者可取参考。其他尚有未尽收编成书者，此后当再络续汇集出版。
    一九六九年八月中旬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目前的世界，仍然是个动荡不安的局面，政治、经济、社会种种问题，先后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依然不能解决。假如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话，怕还是不能彻底解决人类的问题！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正是人类文化的缺点和病态。因此，我们对目前的人类文化，应该做一番总检讨，揭发人类文化病源所在，重新认识，而提出改进文化的新方案来。
    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人生，而且是多方面的人生。现在我把人类文化分开三方面，也就是分为三个阶层来讲：
    一、属于物质经济方面的，是人对物的问题。
    二、属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是人对人的问题。
    三、属于精神心灵方面的，是心对心的问题。
    先说第一阶层。譬如人生吃饭、穿衣、住房子，都脱离不了物质经济的关系。可是，物质经济只可限制人生活动，而不能决定人生活动；因为衣、食、住等物质生活，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物质经济，只是人生活动中消极的必需。如果人类文化仅仅止于“对物”这一方面，那么，这种文化，只可说是一种原始文化。
    其次，说到第二阶层。由于人对人的关系，渐渐就形成了社会群体，社会群体必然会产生政治。于是这里建立一个国家，那里建立一个国家；这里形成一个集团，那里也形成一个集团。为了国家和集团的利益，政治必然要求人民服从，所以政治带有一种权力性，带有一种拘束性和压迫性。一个国家为巩固内部，或向外发展，或抵抗侵略，还带有一种斗争性。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人祈祷上帝，赐予战争胜利，打败德国，那么世界就会实现和平。同时德国人也同样地祈祷上帝，赐予战争胜利，打败英国，那么，世界就会实现和平。你们说，到底谁的祈祷对呢？事实上，政治又使人群隔离，造成国家与国家的对立，集团与集团的对立，因而更引起严重的斗争。不是吗？
    我以为人类的理想政治，应该遵循下列两大法则：一、要尽量减轻其权力性，使不致引起对内对外的一切斗争；二、要在小量的服从和拘束中，获得大量的自由和平等。因为人类文化，演进至有国家的阶段，是为文化进步过程中的一大关键；要是人类文化仅仅止于这一阶层而不再前进的话，那只可算是一种半熟的文化。
    现在说到第三阶层，属于心灵精神方面的，才是人生的本质部分，也是人生的终极部分。心对心，心灵的活动虽然是个别的，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是心灵的活动却有共通性，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心里的思想，总希望发表传给别人。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表达出来，那么，有思想不是等于没有思想吗？同时，我们心对心地发表思想，正是一种赠予，赠予而自己仍没有损失；相反的，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加强，而发生普遍的传播作用。所以说，只有心对心，才能把全人类融成为一整体。
    人类文化最坚实的东西是心灵，它能启发、感通和积累。我们从物质和政治的观点出发，你有了钱，仍希望有更多的钱；有了权力，仍希望有更大的权力；这是一种分割性的占有欲，必然引起斗争。要是从心灵的观点出发，喜、怒、哀、乐都是人类共同享受的公物，是一种共通性的感发和享受；心灵只求感通，求感通是赠与，而非占有。换句话说，心灵感通乃是精神共产。人类文化，便是这种精神共产的结晶和成果。因为物质人生是有限的，心灵人生是无限的，而且它更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人类文化必须进展到这一阶层，才是人类文化的终极归趋和最高向往。
    人类文化要是停顿在物质阶层或政治阶层再不前进的话，都不能说是文化的完成；只有越过上述两关，而向心灵精神方面迈进，才是人类理想文化的成熟。但是也有在这三方面虽各具备而轻重倒置的，这就产生了文化病。就历史而论，在这文化三方面，安排比较妥贴的，西方国家只有希腊，东方国家只有中国。希腊文化虽高，到底是小型性的政治，未能形成大国。中国由格物、致知、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大同思想和王道政治，已经演进成一大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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