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五代十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乱世无文”的刻板标签，这本书会为你打开全新的历史视角。
    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深耕唐五代文献数十年，跳出非黑即白的治乱评判，以文史融通的扎实功底，打捞起乱世缝隙里鲜活的诗人群像。
    全书没有艰深的考据门槛，以数十位诗人的行迹与创作为线索，拼接起五代十国被战乱遮蔽的秩序与生机，厘清大众对这段过渡期历史的诸多误解，让你在诗意的细节里，读懂那个承唐启宋、孕育出后世统一太平基业的关键时代。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度动荡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绵延不绝，民生凋敝，常被视作中古时代至为黑暗的一页。但乱世之中亦有变局与新生：它既是传统士族政治走向衰微、中央集权再度崩溃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由士族社会向庶民社会转型、由武人专政逐步回归文治秩序的关键节点。黑暗与动荡之中，已然孕育着走向统一与太平的历史契机。
    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立足文史互证、文史融通的治学路径，以温厚敦厚之心体察乱世人物，对五代十国的诗人群体与诗歌创作予以细致梳理与深度解读，既呈现了乱世之中个体在生存、出处、情感上的挣扎与选择，也借此串联起五代十国政治格局、社会结构与文化精神的整体转型。

    陈尚君，1952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治学遵循传统，长于文献考据，对中国中古文献有较全面的把握，对唐五代基本文献建设用力甚勤。著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及论文集《唐代文学丛考》《陈尚君自选集》《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敬畏传统》等。主持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发表论文及各文类章逾三百篇。

五代十国：中古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代序）
第一章  身逢唐末动乱的诗人
  韦庄作《秦妇吟》之前后
  乱世能臣高骈的文学才华与人生迷途
  诗人杜荀鹤的乱世书写与末路荣毁
  拣尽寒枝 终栖碧树——诗僧贯休在唐末乱世的奔走与归宿
  黄巢诗献疑
第二章  中原五代体制内外的诗人
  唐末帝的游戏诗
  名相冯道的政事与文学
  说王仁裕佚诗四首
  曲子相公和凝——文武兼资的断狱爱好者
  杨凝式的家世、生平及佚诗的新发现
  五代俗讲僧云辩的生平与作品
  明宗诞节的时政说唱
  五代宋初几位高人的诗歌
  吕洞宾的最早记录
  谭用之不是北汉人
第三章  江南的风景
  鸳鸯树与蜥蜴求雨
  唐末五代的三位才女
  作为诗人的南唐三主
  桃花流水须相似 不学刘郎去又来——南唐宰相李建勋的诗酒风流
  《夜宴图》内外的韩熙载
  南唐乐工、处士的讽时诗
  《三英诗》发覆与品读
第四章  吴越君臣的文采风流
  罗隐在钱镠幕府
  从存世诗歌看吴越钱氏的文化转型
第五章  避世闽中的诗人诗事
  述陈寅恪批读《韩翰林集评注》
  诗人黄滔——历经曲折终得成名的闽南文宗
  詹敦仁父子——写下唐诗最后一抹馀晖
第六章  前后蜀的文学众生相
  花间词人的佚诗
  花蕊夫人的迷宫
  “更无一个是男儿”考辨
  杜光庭在中国学术史与文学上的地位
  《才调集》编选者韦縠家世考
  何光远的文学书写
第七章  客居荆南的诗僧齐己
  诗僧齐己的朋友圈
第八章  五代史料的整理与重构
  《旧五代史》重辑的缘由和方法
  与唐雯教授、仇鹿鸣教授谈两《五代史》修订（任思蕴访谈整理）
后记

    五代十国：中古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
    南宋中叶以前，民间说书讲五代史比讲三国史更受欢迎，因为那是近代史。程朱理学掌握思想界后，说五代时期没有正能量，没有值得歌颂的人物，不像三国时期那样有蜀汉之正统与曹魏之僭夺，忠勇的关公和奸雄曹操，于是形势颠倒，直到易中天出来说三国而不变。但如果我们俯瞰中国近二千年历史，就不难发现，汉唐社会和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世家大族为主的士族，而宋以后则下层出身的人士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即便称为庶民社会也不为过，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正是五代十国。
    从欧阳修以后，几乎所有史家都认为五代十国是乱世，确实不假。在中国历史上，大约只有战国、十六国时期曾经有过如此长时间的动荡割据。但如果仔细阅读史料，则不难发现，真正血腥的战乱发生在唐末三十年，到后梁受唐禅，割据形势已经完成，五代五十三年，只有局部战争，没有全国范围的动乱。虽然五代十四帝（含梁郢王朱友珪，改元凤历，在位八个月，时间比唐闵帝、周恭帝都长）如走马灯般变换，但几乎每一位登基者都在为寻求长治久安而努力，当然他们都没有取得成功，取得成功的是从幼儿手上掠得政权的宋太祖赵匡胤。
    一、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
    五代之名起于宋初宰相范质纂《五代通录》，十国之说则迟至欧阳修《五代史记》中的《十国世家》，以及同时而未及相谋的刘恕撰《十国纪年》。也就是说，现在通行以五代十国称呼的这个时代，名称的确定是在其结束百年以后。其起讫时间，严格说是从唐亡到宋兴的五十三年，宽泛些说，则可从乾符五年（878）沙陀集团在代北的兴起开始，结束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北汉败亡，凡百年有奇。
    五代为梁、唐、晋、汉、周五朝，向无异说。虽然其间有半年多由契丹控制中原，从浙江、福建都曾发现会同十年石刻来看，其权威也得到了藩属的认同，如果不是耶律德光意外染病，急遽北归，中国历史可能是另一种面貌。毕竟时间甚短，政权未稳，自可不计。
    十国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后人多沿欧阳修的说法，以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为十国，其实细细加以推究，却大有问题。以上十国，确实称帝开国者为前蜀（国号汉）、后蜀、吴、南唐、闽、南汉、北汉七家，楚和南平则始终处于世袭藩臣的地位，没有称帝，也没有开国，而且南平仅控制南三州之地，类似的例子还有好几家，估计因为其入宋后有几位著名文臣，留下的记载也较多，不似一些边裔政权无可言说，因而得以厕身十国之列。比较复杂的是吴越钱氏政权。其子孙入宋后很活跃，留下许多记录，有以小事大、不逾规矩的良好记录，也有保境安民、士庶拥戴的美丽童话，至今矗立在西湖边的保俶塔也为此作了最好的证明。据说欧阳修因与钱氏子孙不快，故意在修史时说钱氏的横征暴敛，惹得钱氏子孙至今在喋喋不休地加以辩说。但从南宋起，杭州和吴越故地发现许多当年石刻，证明钱镠曾先后用过天宝、宝大、宝正年号，国号大吴越国。浙东出土瓷墓志，还有大吴国的记录，则是出兵助周功取苏、常后有意扩大疆域的孑遗。
    其实在此十国以外，还有一些没有入选的政权。最显而易见的是契丹，其勃兴与五代相当，但因一般视为四夷，且与北宋周旋始终，后来自成正史，宋人也不敢小觑它。确实称帝的是大燕刘守光，可惜仅撑持两年多就挂了，就如同现代举重没有亮三盏白灯，就不算成功。李茂贞的岐，地盘、时间都够格，可是他后来态度很好地接受改编，子孙也不在意转移阵地，因此也不及格。
    ……
    五代时期文官系统始终保存完好，且具有一定的办事效率，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证明。五代史馆的修史工作，不仅曾编修《唐书》，编成了一系列的实录，于各职能部门的文档征集也大体能够坚持。除了梁末帝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史事记录外，五代时期政事史料保存的完整准确，远远超过了动乱以前的唐末宣、懿二朝。五代时期大赦颁布频繁，虽然常不免朝令夕改，难以完全落实，但如果全面考量，可以发现各朝政令的基本方向具有连续性，且从一系列官员误解赦书而受到渎职处置情况看，相当部分得到了落实。就此方面来说，从后唐开始，五代的经济状况也逐渐有所恢复，与唐末乱局有所不同。其中在唐明宗、晋高祖两朝，国势相对稳定而有所发展。从开运到契丹入汴，复陷于动乱，但到周世宗南征北讨的情况来说，国力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
    五、五代十国为宋人重建新的社会框架和
    文化理念奠定了基础
    十年前，我在拙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前言中，曾对于五代动乱在中古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写了以下一段话：“后人称为五代十国的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以致宋人修史时，还常常发出‘乱斯极矣’的浩叹。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从汉、魏以来延续存在的超稳定的士族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也在近百年的战乱中被完全颠覆，腥风血雨的动乱对原有社会秩序作了彻底的清除，提供了宋人重建新的社会框架和文化理念的可能。”以上对这些转变作一些感性的叙述，作为当年议论的补充。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特别指出从秦汉以来，皇家宫苑一般都建于都市之北部，有坐北朝南、君临天下的气象，而从周世宗显德四年（957）重建东京宫城，居于都市中心，成为宋元明清各朝的楷模。或许可以作为五代社会变迁的一个形象化标识吧！
    （原刊于《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6月6日，各节标题为新拟）

    今年初，古装电视连续剧《太平年》热播，将以往不太为人所知的五代十国历史推向大众，天下治乱及乱世人物的评说，引出许多话题。我十一年前为新点校本两《五代史》出版，谈五代社会转型的文章《五代：政治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五代十国之我见》（刊《文汇报》2015年6月6日《文汇学人》），也被多家微信公众号转载，有的干脆以《陈尚君谈〈太平年〉》为题。此后，多家刊物报纸曾来电做过专访。4月6日，上海图书馆东馆邀请我作了“典籍里看五代十国的历史真相”为题的讲座。比较有趣的是，这次讲座主持人介绍说这是我看了《太平年》后的新作，逼得我开讲之初马上澄清，一是我至今没有看过《太平年》，电视剧实在太长，基本史实我都了解，今人加以艺术改写编造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意义。这里没有任何贬低编剧或演职人员的意思，其实许多年前，《三国演义》热播时，导演意气风发地说，今后你们要了解三国历史，看我们的电视剧就够了，也是某种误认。二是那篇文章是十一年前所写，我查了一下自存的文稿，原题是《纷乱中的秩序 回环中的变动——五代十国之我见》，编辑改后当然更加醒目集中了。当然，十多年前的文章，还能契合目下的文化热点，在我还是有些高兴，甚至有些得意。当然，我之所谈，也仅从文献出发，没有可能牵合现在的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张钰翰先生建议我将历年所写有关五代十国的相对通俗的文章结集成书，提供了几个书名供我选择。最后定下的书名，虽有蹭流量的嫌疑，但也可以理解为太平兴国（976—984）以前百年的世事与诗歌，不算太离谱吧。 那么，我所谈五代十国社会、政治、文化乃至文学活动的依据是什么呢？我想稍微回顾一下我个人的学术发展道路。 从学历说，我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1977年3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78年9月起随朱东润先生研读唐宋文学）。在这以前，仅有一年初中经历。这样说，不是有什么得意，只是要说明我是以介于自学与科班之间的经历，开始学术道路。科班的好处是学科分明，专业杰出，训练系统，谨守规矩。自学的好处是兴趣强烈，浩无涯岸，缺点也是这两句，因为兴趣强烈而什么书都读，因为浩无涯岸而什么都懂一些，什么都仅及皮毛。将这两者结合，又恰好在复旦大学这样的知名大学工作了近五十年，耳濡目染，逐渐体悟学术的精神与追求，逐渐接近前沿的学术与目标，也在大河奔流的时代巨变和日新月异的学海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坦白地说，我是很胆怯的人，也不算太聪明，加上时代赋予我在最需要学习的时候嬉玩了三年，务农了八年，起步定位很低，只敢做自己能看懂的工作。这样从唐诗文献起步，进而做唐诗与唐文的辑佚，做唐五代史籍的校订，进而作全部唐诗的董理。这些工作都很基础，学界评价差异很大，我努力希望承续传统，希望吸取学界前沿的成就，开拓具有国际意义的眼光，机缘也较多眷顾于我，得到一些成绩，获得一些承认。对我来说，学术是全方位的，没有学科的畛域，认识是从文本阅读中获得，绝不盲从任何的权威结论。中国学术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在谨守自己治学范围之余，努力阅读海内外的一切研究成绩。怀抱着这样的认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对五代十国历史和文学的认识，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因为曾编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认识到五代史官制度完整，以及对已经亡逸的“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宋初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序》）认识，确信两《五代史》依据的是包括梁至宋初修的十一部实录，后唐修的三种《纪年录》，梁修的《编遗录》，以及梁、唐的两种功臣传，共十七部书（用辅仁大学郭武雄教授说）。这些史书虽亡，但靠《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五代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书不同目标的编录与改写，得以主体存留。三十年前辑校《旧五代史》，采取了会辑《薛史》、附存实录的体例，逐年逐日、逐朝逐人编录文献，努力还原历史的本貌。近年另有新辑本，采据为古人作年谱长编的方式，实在不足为训。 …… 第七章《客居荆南的诗僧齐己》，仅存《诗僧齐己的朋友圈》一篇。齐己曾向诗人郑谷问诗，中年后被荆南高氏礼聘住持龙兴寺，为管内僧正，恰好居于南来北往的孔道，他又热衷联络各方文人，成为一时诗宗。所谈他与高辇的来往，涉及秦王李从荣谋叛的部分真相。而他与孙光宪的交往，孙为他编次文集送往东林寺，是其集得以存世的关键。 第八章《五代史料的整理与重构》，包括二文。一篇是我在《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出版时所作较通俗的说明。原书前言长达四万多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另外找来阅读。稍后因参加史语所唐宋社会转型会议，有所改写、增写，涉及辑本之不足与从文献看五代社会转型两部分，后者再经改写成为本书的代序，前一部分谨作附录。另一篇是《文汇学人》记者任思蕴女史采访我与合作校点者唐雯教授、仇鹿鸣教授的记录，主体谈两《五代史》的修订，提供读者参考。谢谢三位的合作支持。 本书所收皆旧文，文末均标明了初刊时间。写作匆忙，考虑粗疏，虽努力校订，恐仍不免多有失误，希望读者给以指正。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谢谢责任编辑张钰翰的认真审读，订正讹误，选配插图，增光卷帙。 陈尚君 2026年4月19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