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百年前的《清史稿》便高度赞誉辜氏的功绩：“（辜）译四子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
    这段记载清晰地表明了辜鸿铭译介中国经典所引发的强烈反响——西方读者通过他的译作第一次惊叹于中华思想的精深，从而争相翻译传播。这正是“翻译中国”的意义所在：通过翻译实现跨文化的知识沟通与文明对话。
    《传播中国：辜鸿铭翻译之路》这是一部聚焦晚清学者辜鸿铭跨文化翻译实践与思想策略的系统性研究著作。辜鸿铭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以典雅传神的英文向世界诠释中华文明与儒家精神，被公认为近代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最成功的人。在西学东渐成为潮流的时代，他逆势而行，致力于“中学西传”，终生用英文写作和翻译儒家经典，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之精髓。

内容提要

  

    本书为目前中西学界范围内首部全面考察清末民初著名文人辜鸿铭的翻译作品生成过程、翻译思想与策略、翻译教学实践法、儒家文化迁移与中国形象重塑、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与接受的专著。全书共九章，围绕辜氏全部译作与译文，重点考察翻译文本的选择、文本生成、文本传播和文本接受等阶段在内的动态全过程，旨在以辜氏译作为典型特例，为深化翻译批评开拓新视野、新空间和新角度，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翻译现象做出科学解释，同时结合目前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讲好中国故事总结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吴思远，河北省邯郸市人，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文学硕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文学博士，现任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文学长聘副教授。研究兴趣：英汉翻译、典籍英译、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诗词英译、跨文化交际等。

绪论
上篇  英译儒经的传播与接受
  第一章  斯文在兹——辜译《论语》的出版、传播与典籍外译策略研究
  第二章  暗然日章——辜译《中庸》与林语堂和胡适的译本继承与批判研究
  第三章  不愆不忘——辜译《大学》与“语境化”副文本中的儒家教育传统
中篇  文学翻译中的副文本空间
  第四章  文以载道——辜鸿铭的文学翻译理念与译本谱系中的互文性对话研究
  第五章  诗以言志——辜鸿铭对于诗歌的创作、翻译、编辑与教学（上篇）
  第六章  托物寄情——辜鸿铭对于诗歌的创作、翻译、编辑与教学（下篇）
下篇  翻译生成语境与动态对话
  第七章  中西合璧——《张文襄幕府纪闻》的翻译与协同译场中的文化迁移研究
  第八章  予岂好辩——《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新“译序”与东西文化的对话语境
  第九章  春秋大义——《中国的政体与吏治》的出版与中华帝国体制的译介研究
结语
参考资料

前言

  

    辜鸿铭（1856-1928）的身份很难用一两个词来概括。
    他是活跃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和文化领域的语言大师、政论家、专栏记者、作家和翻译家，其英文用词“一笔不苟”“无人能及”；他是“传统文化守成者”“东西方现代化的批评者”“民族主义时代的国际主义者”；他是拥护清朝统治的“盎格鲁—中国”硕儒、“保皇主义者”和“旧中国的典范”；他是“误望东瀛”的“时代逆子”……
    辜鸿铭于1856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人家庭。少年时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生活了十几年，19世纪80年代初回到中国。服务于张之洞幕府二十多年，先后担任过文案、翻译、外务部左丞、上海浚浦局坐办等职务。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辜鸿铭在北京大学教书，直到1920年为止。晚年他通过为英文报纸撰稿来养家糊口，1925—1927年还东渡日本讲学。但他最终还是返回祖国，1928年在北京家中逝世。
    在20世纪初的西方读者眼中，辜鸿铭享有“英文报界最著名的中国撰稿人”的美誉。他与文豪托尔斯泰通信论学，和印度诺贝尔奖得主、诗人泰戈尔齐名，是林语堂终生效仿和推崇的翻译巨匠，在当时被公认为“东方文化代言人”。他是首位独自将《论语》《中庸》《大学》翻译为英文的中国人，其儒经译本较之以往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作品有了里程碑式的飞跃。他撰写的《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和《中国人的精神》等著作，不仅语言精练、表述地道、词意精达，而且在充满思辨的行文中加入了大量“副文本”性质的文间与文本注释，其内容旁征博引、纵贯中西，其方法深入浅出、对比古今，其问题意识发人深省，引文内容常常来自歌德、莎士比亚、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他常常从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历史事件、文化问题和儒经注解做出创造性的阐释，形成了辜氏独特的文风和译风，这也是其作品在当时被翻译为各国语言，风靡欧美、通行世界且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不过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认识到，“人们似乎只是更热衷于书写和谈论辜鸿铭，而不是去阅读他的作品。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对他的辫子比其著作更熟悉”。陈平原教授曾指出：“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辜鸿铭的种种轶事正是因为被过度消费了，于是就变成阅读的巨大障碍。辜鸿铭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然而由于缺乏翔实可信的史料，近年来对其生平和思想中种种难题的研究迟迟无法获得突破进展。一方面，由于他精熟多种西方语言，其主要文章和投书大多发表在欧美各国的报纸杂志上，很难系统地搜集，极易挂一漏万；另一方面，汉语界研究的材料也多困囿于其亲朋好友的回忆文字和奇闻逸事等，致使研究结论缺乏真实性和准确性，矛盾及疑点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结果使还原历史中真实的辜鸿铭的工作难上加难。
    1934年，辜鸿铭的忠实拥趸林语堂先生，专门于其亲自编辑的杂志《人间世》上开辟了一期“辜鸿铭特辑”，征求辜氏生前师友书写回忆性文章，以彰辜氏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功绩。林语堂本人其实也想借机收集并出版辜鸿铭遗著：“鄙人征求辜鸿铭英文遗著作，拟集为专书出版。海内有收藏者，希即见赐。”随后又登载一“启事”：“兹为搜集辜氏遗著起见，欲得辜氏后人住址，如有知者见示，不胜感激。”大约10年之后，《申报》在1943年6月9日第2张第5版上，也登载了一则“征求书籍”的消息：“兹欲征求关于辜鸿铭先生之著作，或有关记述辜先生之著作，不论中西文，读者中知有收藏愿以出让，或借参者或告以出售处所者均欢迎，请函本报采访部刘汉儒接洽。”遗憾的是，辜氏作品在其逝世后近30年内，未有任何形式的再版，遑论佚作的结集。
    直到1956年辜鸿铭诞生100周年之际，包括林语堂、梁实秋在内的22名官员和学者共同组成了“辜鸿铭作品集出版委员会”，支持再次发行那些已经绝版的作品。当时身在台湾的辜能以，因其辜鸿铭长孙的身份，手中拥有不少辜氏的绝版作品，委员会在经其同意的前提之下，重新印制了以下作品，面向公众发行：（1）英译《中庸》（The Conduct of Life）（$2.50）；（2）英文版《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3.50）；（3）英译汉《痴汉骑马歌》（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0.50）；（4）德文版《中国人的精神》（Der Geist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und der Ausweg aus dem Krieg）（$3.50）；（5）德文版《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Chinas Verteidigung Gegen Europaische Ideen）（$3.50）。叶公超、蒋梦麟和许世英，3人皆为委员会成员，对辜氏著作的评价甚高：“对于归国学子而言，此书系将极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对于想要研读中国经典的西方学生而言，此书系亦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辜氏作品在中文世界里，先是有一本《辜鸿铭的笔记》（西南书局，1976年）出版面世，该书其实是辜氏的《读易草堂文集》，只不过改换了书名。随后朱传誉在台湾编辑出版了《辜鸿铭传记资料》上下两册（天一出版社，1979年），其中汇集了77篇有关辜鸿铭的回忆性文章、奇闻逸事、报刊传奇等，在当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真正意义上最先整理辜氏作品的当属冯天瑜先生，他点校出版了《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收录了辜氏生前仅有的两部中文著作《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伍国庆也编辑出版过《文坛怪杰辜鸿铭》（岳麓书社，1988年），其中收录了包括胡适、林语堂、周作人、毛姆、托尔斯泰等在内的24位中外名家书写的有关辜东方。值得玩味的是，在细读辜鸿铭的作品之后，不难发现，他通过写作和翻译将读者的“理智”引向东方，但在“情感”上常常流露出偏向西方的倾向。因此，将辜鸿铭简单地定义为“狭隘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是一种不全面和不客观的认识，而辜氏自认为中国人的民族身份，也并不能充分证明他是反对一切西学的彻头彻尾的保皇派学者。最令辜氏深恶痛绝的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学”（辜氏是当时英国大哲罗斯金、卡莱尔和阿诺德思想研究之集大成者和传播者）。他反对的是物质主义、帝国主义、在传教仪式掩盖下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欺压与欺诈，以及中外在国际舞台上的不对等和不公平现象。但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精神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传统，他是情有独钟且大力提倡的。他曾遭遇过的误解与歧视，无论是在外国还是中国，都让他更加坚信，由于愚昧无知，普罗大众是极易受到刻板印象和强权政治的影响进而导致盲从的。他深切感知到在英文世界里传播儒家精神的紧迫与价值，因此才会竭尽全力来终生守护那片神圣而不可触碰的精神家园。物质主义的肮脏并不能玷污他传播古代中国传统的纯洁理想。我们甚至可以进行这样一种有趣的测试：假如忽略作者的名字和文化背景，只看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和态度立场，那样几乎可以认定，他的译文是出自一位钟情东方文化的欧洲汉学家之手。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屡次化名或匿名在各类报刊上（甚至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来发表议论和进行翻译了。
    翻译家奈达（Eugene A. Nida，1914-2011）说过：“翻译的矛盾基本上来说就是语言之间和文化之间的矛盾。”翻译本身就是对源语言文字、风格和句法思维的模仿。这种模仿是一种对辜鸿铭过去在西方世界里生活、学习和思考经验的应答，寻求过去存在的合理性意义和价值。树立自己译文的权威，不仅仅是在20世纪的西方语境里为中国文化正名，更是要在英文世界里增强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分量。辜氏早期的不少译作是节译稿，但从另一个维度看，也可以说他给译作留下了可以一直更新下去的空间，重译的可能性被打开并无限期地延续着。本书在宏观层面上结合辜氏思想发展轨迹和当时历史、文化、政经因素来考察整体的翻译范式，在微观层面上着重分析探讨译风、译法、立场、策略与目的之间的统一与分歧，旨在从反向文化定位和反向概念迁移的图景中，更好地审视辜鸿铭作为华夏文明传播者和儒家文化布道士这一历史形象。辜鸿铭的思想与翻译活动不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当今文化交融与对话的重要参照。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自信与有效且持久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仍然是亟待解答的重要问题。本书希望通过对辜鸿铭翻译活动的深入研究，能够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些许启发性的思路、策略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