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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1976.10-1979.10)

  • 定价: ¥42
  • ISBN:9787515331911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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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中国青年
  • 页数:393页
  • 作者:李海文//王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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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4-01 第1版
  • 2015-04-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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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李海文和王守家编著的《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见长,纪实笔法,叙论结合,全面介绍党中央决策“四人帮”问题,以及其后秘密、紧急派出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余党问题的全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上至党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剑英等的决策,下至工作组成员、“四人帮”上海余党涉案人员的不同反应及此后结局。

内容提要

  

    没有一部书,像这部一样,首次反映党中央是如何秘密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骨干问题的,“四人帮”上海余党又是如何走向末路。
    李海文和王守家编著的《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大量新材料的首次披露,无疑将有力促进当下对1976年10月至1979年10月这段历史转折期的纵深研究。
    本书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继《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之后,与王守家合作推出的一部新作。
    王守家,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如何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的讲话和报告,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几易其稿成书。
    党史研究者、党史题材爱好者,以及各大图书馆必备。

目录

前言
华国锋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
粉碎“四人帮”36小时后,谷牧奉令派出八人小组秘密飞往上海
“四人帮”经营上海十年之久,余党黄涛、陈阿大嘴脸
“四人帮”上海余党打探北京消息,策划武装暴乱,派人监视八人小组
不辱使命,曹大澄拿到情报;华国锋速调徐景贤、王秀珍到京
及时传出的情报让中央迅速决策,预谋中的上海叛乱胎死腹中
“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上海传开之后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解决上海问题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谈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
马天水脸涨得通红,提出两条要求。华国锋派苏振华、倪志福做马天水工作
华国锋召徐景贤、王秀珍来京恰逢其时
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情绪抵触,几天后都坐不住了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组人选
中央政治局再做工作,王秀珍、徐景贤交代策划武装叛乱问题
“四人帮”上海余党再次预谋武装叛乱,华国锋不战而屈人之兵
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政策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组建中央工作组经过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有谋有勇的苏振华上将
1975年苏振华反对“四人帮”夺军权、夺政治局权
苏振华面见叶剑英、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四条建议
工人领袖倪志福亲自参与抓“四人帮”余党行动
毗邻上海,身陷复杂政治局面中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
严佑民说:“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华国锋说:“我们要留你。”
余秋里推荐林乎加,谷牧推荐韩哲一、王一平、杨西光加入中央工作组
进驻上海前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紧急会议
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摧毁“四人帮”在上海帮派体系中央工作组连夜找马天水等三人谈话,接管康平路上海写作组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与廖汉生、张挺谈话,向王一平、韩哲一了解情况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苏振华、倪志福汇报。邓小平说:“阿丕告诉我,你们干得很好。”
曹大澄在张春桥办公室发现枪支。中央工作组进入工交组摸底
中央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上海市委第一、二、三书记
以深挖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作为解决上海问题的突破口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召开中央工作组全体人员大会
苏振华微服私访工人民兵情况。华国锋批示:可以让民兵游行
中央工作组成员在上海日常工作情况
加强外事工作,派赵行志到上海
第一次全市揭批、清算“四人帮”及上海余党反革命罪行大会在市委领导下成立领导小组,注意使用、团结上海当地干部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第一次做检查
小组会背对背,工交口120人中型会议,当面揭批马天水
上海区县局党员干部大会对“四人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更深揭发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继续补充揭发、交代
北京下发揭批“四人帮”的36件材料
工交组揭批“四人帮”及黄涛、陈阿大。上海生产稳步上升对黄涛、陈阿大等人第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第二次面对面揭发批判黄涛、陈阿大
依靠上海当地干部,起用韩哲一
上海生产稳步上升
清查“四人帮”上海帮派体系,平反冤假错案,调整领导班子清查工作全面展开
贯彻中央第23、24号文件,严佑民负责,树立三个平反冤假错案典型
清查同“四人帮”纂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十二个大事件
调整领导班子四原则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上海工作汇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汇报。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讲话
拨乱反正,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率先召开两个座谈会
中央工作组成员陆续离沪。苏振华回海军,倪志福回北京市委
倪志福、彭冲谈苏振华作风、品格
进一步揭批“四人帮”,全面复查,否定“一月革命”1977年3月到1978年5月,上海召开全市第二次至第五次揭批“四人帮”大会
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开始大规模复查
1978年12月对“一月革命”做出否定
尾声
苏振华英年早逝,魂归南海
倪志福连选为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全国
总工会主席15年
彭冲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连任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与起草制定200部法律
第一个离开上海市委的林乎加先后担任天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一身正气可驱邪,拳拳丹心总为民”的严佑民
“一生正直护公平,两袖清风感人心”的王一平
“芝兰生于深谷,不因无人而不香”的赵行志
中央工作组其他成员后续情况
“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被陆续判刑
大事纪(1965年11月—1983年春)
人名索引
参考书目

前言

  

    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关于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华国锋与粉碎“四人帮”问题的专著(待出版)。为此收集并参阅了当时的文件、档案、报纸、回忆录,采访了华国锋等90多个当事人。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他重点解决上海问题。他认为:只要制服“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其他都是小玩闹。因为各地的“四人帮”爪牙以上海最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他们在上海经营了10年。上海又是中国最大城市,中国工商财政重地,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我将中共中央的决策和中央工作组的工作情况作为一个重点,对“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历史写了8万字。之所以能写这么多,是因为得到严佑民的支持。1976年10月,严佑民参加中央工作组,1976年10月20日到上海,负责公安、清查等工作,后任上海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上海工作5年。2001年7月1日病逝上海。病重前,他将保存的资料全数交给我,要我将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传之后世。同时,介绍我顺利地访问到中央工作组、公安部的诸位领导和成员,如倪志福、彭冲、林乎加、赵行志、韩哲一等。但是有两个遗憾,一是受篇幅所限,关于上海的这段历史不能展开,许多资料没有采用,只能写8万字。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史实因缺乏材料而没有写清楚。
    早在1977年春,江小华江小华:(1942-2012)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1961年入伍,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师副参谋长,武警水电指挥部副参谋长,大校。告诉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初,中央派国务院的一些同志到上海了解情况,中央掌握上海的动向。后来,在陈锦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2005年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一书中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之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国务院各部委派一些人到上海去,以研究、准备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了解社会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新动作,及时报告北京。谷牧副总理亲自同这些同志谈话。但是派出的第一批同志有多少人、具体姓名、什么时间到达上海、他们到上海收集到什么情报等情况却无从查起,只好阙如。
    2008年初在山东八路军研究会主办的学术讨论会上,我见到谷牧的长子刘念远大校,机会难得,向他请教。他说:奉党中央命令,1976年10月8日,谷牧派秘书曹大澄等八同志到上海。他侃侃而谈,介绍了谷牧与王一平的关系,曹大澄如何到王一平家取得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武装叛乱的情报。他强调:这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为解决上海武装叛乱、稳定上海乃至全国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是有功之臣,应载入史册。
    写历史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我迫不及待地问:曹大澄在哪?他说:1986年曹大澄带了几位青年到深圳、香港创办华艺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定居香港,曾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回忆文章。什么时间发表在什么报刊上均不清楚。
    2010年5月,在山东八路军研究会的会议上,再次见到刘念远。他当场介绍杨培青大姐,说:她与曹大澄住一个楼里。会后,我从杨培青处得到曹大澄的电话。我喜出望外,经联系,急匆匆去采访,受到曹大澄热情接待。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及他当年写的5万多字的《余党末日》及回忆材料,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余党末日》登在1977年5月13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这是《内部参考》破天荒头一次发表纪实文学。同时,编者按评价:这篇文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原中宣部副部长、理论界的前辈于光远在2002年8月16日个人网站上发表文章《我关心曹大澄的〈余党末日〉》。于老写道:
    
    在我个人档案当中,一直保存有“本报通讯员曹大澄”写的《余党末日》。它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一直保存在那里。可是时间一长,就记不起是谁和为了什么原因送来的了。只是觉得其中有些史料,而且同1975—1976年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运动”有些关系,所以没有处理掉。由于我对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比较熟悉,我敢判断,文章中所写,基本上符合我所知道的事实。至少同我所知道的事实没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写得比较具体,我想应该找到一个地方把它发表出来。否则它就会湮没,如果那样,我就觉得很可惜。
    
    我当即决定和曹大澄合写一篇文章。
    曹大澄又介绍一起到上海的战友王守家。王守家至今保存着派遣到上海时的4本工作日记,共13。5万字。曹大澄、王守家已是耄耋之年,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仍然记忆犹新,颇有几许“地下”活动的手段,惊心动魄。
    花了数年的时间,终于找到谷牧派出的第一批8位同志中的两位,找到历史当事人,得到第一手资料,大大丰富了我所写的关于解决上海问题的那段历史。我的喜悦如同久旱逢甘雨。当即决定根据这些资料及回忆,由我执笔和曹大澄、王守家合著一本口述历史,所涉内容是从1976年10月8日到1977年1月底王守家离开上海时为止。着手写第一章,即他们8人到上海的活动,从10月8日到20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所率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之前。在送曹大澄修改时,他提出不署名。第一章主要内容2011年8月在河南党史研究室办的《党史博览》发表。
    但是写完第一章后,写作难以为继。一是,曹大澄于1976年11月初离开上海回到北京。我费尽周折又找到当年同去上海的陈裴章。他因病失忆。二是,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多是会议记录。他在工交组工作,到众多工厂、企业调研,记的是大量数字及专业用语。如何解读枯燥的会议发言、数字成为重要的课题。三是,第一章是叙事体,共3万多字,照此写法,目前资料难以支撑后面几章。四是,仅凭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难以反映出上海“四人帮”余党覆灭的全过程。
    踌躇月旬,几经考虑,下决心写一本历史专著而不是资料汇编。从前述书稿中我拿出相关的7万字,将书中内容由1977年1月延长到1979年底清查工作基本结束。有了基本框架,再将王守家上海出差工作笔记及以前收集到的其他资料补充进去。苏振华的秘书丑运洲读完后,评价:当年的情节历历在目。
    增加附录《大事记》,将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所记载的活动尽量列出。接受曹大澄的建议,增加了尾声,对书中人物历史全貌做一介绍。
    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本很小,字迹小,难以辨认。我边录入,边写作,进展缓慢。在朋友的帮助下,请人输入电脑。第一、二稿错误百出。王守家冒着酷暑和严寒,以耄耋之年,一共校对了三次。在此基础上,我又校对一遍。随着校样越来越清晰,写作的速度也加快了。
    本以为自己对这段历史基本脉络已经掌握,设想用一年半载即可完成,没有想到第一稿竟写了21个月的时间。其原因我对经济不熟悉,如何理解枯燥的数字颇费心思。其次,本书所涉及的是重大史实,时间长,头绪繁杂,变化快,人物众多。有的人经历曲折、起伏;有的关系错综复杂、情况变幻莫测;有的名不见经传,难以查证。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没有众多人物难以表现历史转折中的波澜壮阔。再者,我患直肠癌手术后初愈,每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即使这样工作周期从最初的两三个月,逐渐缩短,甚至到十几天,就不得不休息数日。看材料,熟悉情况,谋篇布局,苦思冥想,绞尽脑汁。写作的最佳状态是一气呵成。因体力不支,不能痛快淋漓地写出而纠结,不断加重病情,不得不停笔。直到写作快结束,身体才渐渐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作品是比较粗糙的。
    2012年4月第一稿完成后,停了11个月。这段时间既是等待、休整,也是让自己从材料中跳出来,思索的过程。如同欣赏油画一样,不能只是近看,要站得远一些,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才能看得更清楚,找出毛病,发现问题。从材料中跳出来,冷上一段时间,再将脑中的材料重新认识、组织,如同牛的反刍一样,才会有好的消化吸收。
    我认真地研究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审读意见,2013年3月开始第二稿的修改。这次一共改了4遍。第一遍,在再次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割爱去掉枝蔓,删去与本书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对材料进行提炼、精简,重新组织。删去第一章文学色彩浓的描写,以保证全书行文的一致,基本是白描手法。同时,增加了对“四人帮”揭发批判的内容。第二遍,因各节是按专题写的,修改大事记时,按时间顺序,将全书过一遍,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第三遍,前面的写作,也是对材料、全局的再认识。再将材料从头到尾过一遍。此时,原来没有看到的,现在看到了;原来看到的而没有引起重视的,此时发现了其价值;原来看到的而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的,现在找到了恰当的地方。将材料烂熟于心之日也就是书将成之时。第四遍,从头到尾再顺一遍。即使这样,仍然会有挂一漏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写作是从微观到宏观、再由宏观到微观的反复过程。微观材料要准确、细密。才能保证基础扎实,不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即使如此,常常苦于概况既要言简意赅,又要准确,这就是功力。写作是不断思索的过程,只有理解了这段历史的内在联系,才能写出逻辑清晰、准确生动的历史。看起来改动不大,下笔千斤重,字斟句酌。
    粉碎“四人帮”已过去近40年。在这近40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的动乱。第二,由突出政治,政治第一,政治运动为主,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改革开放。第三,由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第四,执政党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转变为各阶级的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变化之快令世人瞩目。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很大,连语境也不一样了。现在4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文革”的复杂情况,难以想象曾发生过的种种事件,更不要说理解。有的不知道“四人帮”为何人,更不知道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为何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不知道“四人帮”的罪行是罄竹难书,恶贯满盈,本书所涉及的仅他们所犯罪行、错误的冰山一角。有人甚至对“四人帮”的错误、罪行提出质疑;不明白为什么“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为什么要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法;不清楚群众为什么如此恨他们,十年来同他们做不懈的斗争,一拨又一拨,前仆后继;也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为什么会举国欢庆,不用动员,群众自发上街庆祝。因而,需要重新审视历史,重新研究历史,重新回顾历史,以回答人们的疑惑。
    书要让现在的人和后来者看懂。为此,需要相当篇幅介绍时代背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对特定历史的名词和人物加以注释。对当时的领导者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王一平、赵行志、韩哲一作了简要介绍,因篇幅所限,仅涉及与上海工作有关的内容。列举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武装叛乱的罪行。这样才能看清与上海“四人帮”余党斗争之复杂、艰巨、残酷,斗争之惊心动魄,并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说“四人帮”上海余党是稀里糊涂就投降了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184页,三联书店,2013年。。上海是“四人帮”发迹之地,他们在此经营了十年,将党羽安插在各个部门,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们的根据地。当“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传到上海,这些“四人帮”的党羽绝不会束手就擒,一定会作乱。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一个原因,上海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上海的工人,上海的人民,觉悟是高的,上海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好的。
    更重要,华国锋领导的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在1976年10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严佑民回忆,《关于上海市清查工作的情况报告(1978年,3月7日修改稿)》,第1页。。叶剑英概括为十个字:“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党中央指挥得当,只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北京,同时派八位同志于9日清晨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上海最新动态,将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工作。不费一枪一弹,没有发生流血,就解决了“四人帮”上海余党策划的叛乱问题,不失时机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局势。真是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与党中央的领导分不开,也与在上海的第一线领导及中央工作组全体同志掌握政策的水平、领导能力有关。“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在上海经营了10年,他们和林彪集团在全市立案审查305225人,由于迫害造成非正常死亡10407人。事实证明96%是错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后在短短的三年内清查、批判“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消除派性,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建立领导班子,发展经济,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28年处于秘密、地下、武装斗争中,许多重要的当事人牺牲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领导人一直忙于政务,没有机会写回忆录,即使写了回忆录,由于多年工作习惯,擅长做政治报告、工作报告、理论文章,所以很少有生动的历史细节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历史已离现实政治越来越远,党史回归中国历史学传统的时机已到。这本书根据回忆、采访、查证资料、实地考察,在场景、对话等细节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希望得到同行的理解和指教。
    书中的人物不少是我尊敬的领导、先辈,也有人人痛恨的历史罪人,因是历史著作,按照学术规范一律直呼其名,既没有尊称,也没有贬称。
    历史著作的生命力在于言之有据。为了便于读者检阅,凡是已公开的档案,均注明公开书籍的出处。吸收别人的采访、研究成果,都一一注明出处,以示对他们劳动的尊重。
    照片由严晓藕、严晓梅、苏承业、苏承军、林新婴、林大建、许海宁、曹大澄、王守家、赵霄洛、王时驹、朱通华提供。鲁纪行、王竹、马震平扫描、整理。
    丑运洲审阅第一稿,曹大澄、严晓江、苏承业、苏承军、许海宁、许海星、林新婴、林大建、赵霄洛、王时驹审阅第一稿部分内容。王守家审阅全书。得到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朱通华、韩钢、严晓彬、孙立众、周晓瑛、冯乔、陈菱的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感谢一切关心、帮助、支持过我的人,感谢为我服务过的人们。有的知道姓名,有的不知道。
    最后,感谢读者。真诚希望他们能对我的书提出宝贵意见。因为最终,一本书是在读者那里实现它的价值的。
    李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