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艳所著的《译界奇人（林纾传）（精）》将要叙述并评论的人物——林纾，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中的历史人物。如果把后人对林纾的种种评价归拢起来，你会发现，他竟像近代社会、近代历史本身一样地复杂，一样地充满着矛盾：他是一个热情的爱国者；他是一个顽固的卫道者；他是译述西洋文学的先驱；他是传统古文的殿军；他是“五四”新文学的不祧之祖；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顽固反对者；他拥护维新变法；他崇奉程朱义理；他是一位较早觉醒的人物；他是一位效忠清室的遗老……是的，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本身是复杂和充满着矛盾的，近代历史人物也不能不是复杂和充满着矛盾的。

    林纾是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尤以翻译闻名于世，近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周作人等都曾痴迷于林译小说。林纾之为译界奇人，在于他本人不懂外语，是由合作者口译、他落笔成典雅的文言译文，以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炮打响后，一生共译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许多是世界名著，如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德》、托尔斯泰《恨缕情丝》、塞万提斯《魔侠传》、司各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迪福《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也确立了林纾是中国近代文坛开山祖师及译界泰斗的地位。
    林纾早年是维新派，民国以后对尽废古文不满，虽遭新文化运动很多人物猛烈攻击而不悔。他以翻译为生计，以桐城派古文创作为性命，因其顽固保守，不合时宜，他的贡献和地位并未得到公允的对待。
    顾艳所著的《译界奇人（林纾传）（精）》以林纾生平为线索，用文学笔法讲述了林纾一生的丰富经历，力图还林纾真面目，并还他应得的历史地位。

    今日年过八旬的文化人，未读过林纾小说者几希，但林纾竟不懂外文；他极力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充当封建卫道士，为时人侧目。何故如此？请看本书作者娓娓道来。
    ——文史专家  王春瑜
    林纾九岁入村塾，十一岁习古文，入县学，领乡荐，中举人，读儒先之书，观天下之事，文字所出，皆有不可磨灭之光气。他译著甚丰却不懂外文，为近代译界所罕见。如此奇人，却屡试落第，只能靠译书、执教、著述、作画维持生计。
    作者以鲜活的语言，真实再现了林纾在晚清王朝崩塌前后孤独无奈的悲剧人生。
    ——文学专家  程步涛

    顾艳，女，原名顾志英，1957年12月生于杭州。1980年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7年初赴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1999年被评为浙江1949年至1999年当代作家“五十杰”之一。1989年诗集《火的雕像》获杭州市第三届文学奖，1993年短篇小说《黄莺小唱》获浙江省1988年至1992年优秀作品奖，1998年中篇小说《无家可归》获浙江省1993年至1997年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疼痛的飞翔》获2003年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入围）奖等。2009年至2012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演讲和生活。已出版著作27部，代表作有《夜上海》《辛亥风云》等。现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引言  林纾——多彩多姿的一生
第一章  寒门中的童年（1852-1866）
第二章  别处一个世界（1867-1869）
第三章  贫病交迫（1870-1873）
第四章  初为人父（1874-1876）
第五章  义侠狂人中举（1877-1882）
第六章  礼部不第（1883-1893）
第七章  维新思想和诗歌（1894-1898）
第八章  客居杭州（1899-1901）
第九章  希望之乡（1902-1908）
第十章  巨变与惊恐（1909-1911）
第十一章  共和之局（1912-1913）
第十二章  耆旧与遗老（1914-1915）
第十三章  宣南烟云楼（1916-1917）
第十四章  遭遇人生滑铁卢（1918-1919）
第十五章  孤寂者的超然（1920-1921）
第十六章  好名之心（1922-1923）
第十七章  终结与肇始（1924年）
尾声
附录一  林纾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林纾：一个孤寂的老人

    后记  林纾：一个孤寂的老人
    二〇一五年四月五日，我终于把写了近两年的《译界奇人——林纾传》完成了。这天正好是清明节，以这样的方式祭奠这位孤寂老人，仿佛是冥冥中的缘分。现在书稿虽已完成，但林纾的故事，乃至整个命运，仍然魂系梦绕地牵动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又回到了他曾经画画、翻译、写作的“春觉斋”。这首先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通过写作大纲，给予我撰写《林纾传》的机会。近两三年来，我一直与林琴南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喜欢林纾由来已久，不仅因为他是我祖父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更重要的是他传奇的一生和独立的人格与品德。
    说实话，林纾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他幼年勤奋好学。好学的态度使他二十七岁考取秀才，三十岁中举人，但此后六次赴京礼部考进士不果，连番失败，饱受挫折，最终放弃仕途发展，安于教学。一八九九年因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举成名，随即移居杭州，在东城讲舍教书。三年后，由杭州迁家至北京，任金台书院讲席、五城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翻译。一九〇六年即废科举制的第二年，林纾受聘京师大学堂任教员，一直到一九一三年辞职。这期间，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林纾，被桐城派最后一位名家吴汝纶赏识，赞扬他的古文风格。后来，有人指出，林纾的古文比吴汝纶的写得更好。
    林纾出身微寒，与家庭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家庭在他感情上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儒家社会关系中表面上的要求。十九岁那年，林纾的祖父、父亲、祖母相继去世。父亲病重时，林纾按迷信习惯，在露天里焚香磕头，请求身代父死。结果，因操劳和悲伤过度，患上肺痨，大量咳血。二十七岁那年，唯一的弟弟病死于台湾。四十四岁那年（1895），林纾母亲病重，林纾一连九天四鼓起床为母亲拜祷，大雨倾盆亦俯伏祈求，立誓愿以自己的科名之籍来换取母亲安息。他真诚的祈求得到了回报，母亲逝世时十分平静，喉咙里找不着丝毫血迹。在守丧六十天里，林纾每夜哭祭亡母，经常患病晕倒。
    因为家庭接连遭受不幸，又因为悲伤过度，林纾逐渐变成了放荡文人。他在习武与诗歌中寻找慰藉，由于心境比较烦躁郁闷，与人争辩往往不能自拔，被同乡称为“狂生”。对传统的儒家学者来说，在浓重的封建礼教下，能放纵自己的个人情感，实属异类；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亦是非常罕见的。
    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年，温柔贤淑的妻子刘琼姿患上肺痨病逝。随后两年，长女和次子相继病逝。这晴天霹雳的打击，最终并没有让林纾倒下，而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沉醉西方小说世界。一个不会西文的人，靠别人口述成为中国首位重要的西方文学翻译家，创下了拥有一百八十多部译作的纪录，至今仍然无人能及。 林纾的翻译，二十多年坚持不懈。最早他是通过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表达自己的感情世界。在自传《冷红生传》中，他详述了自己感情丰富的个性。移居杭州后，林纾在杭州求是书院认识了他翻译事业中最好的搭档——魏易。一九〇三年，林纾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翻译，随后魏易也赴京到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工作。但是他们第一次合作是在杭州，仅两个多月就译完了《黑奴吁天录》。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好评如潮，就连远在日本的鲁迅，收到友人寄来的《黑奴吁天录》时也高兴地道：“乃大喜欢，穷日读之，竟毕。”接着，鲁迅给蒋抑卮的信中又道：“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 林纾每翻译一部书都会写序跋，阐释他的观点或述说自己的奋斗。因此，林纾不同的序跋，可以看出他各个时期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心路历程。魏易到北京后，林纾与他继续合作，仅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间，就翻译出版了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贼史》《块肉馀生述》和《冰雪因缘》这五部作品。可见，林纾是非常喜欢狄更斯小说的。他曾在译作的序言中称自己喜欢狄更斯的文学技巧，将其与司马迁相比。他认为狄更斯是一个时常带有悲剧性的社会评论家：“迭更斯，古之伤心人也。按其本传，盖出身贫贱，故能于下流社会之人品，刻画无复遗漏。笔舌所及，情罪皆真。爰书既成，声影莫遁。”当然，林纾最欣赏并发掘的是狄更斯的道德世界。他们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是重感情的道德家，而林纾更看重狄更斯以自己泛滥的道德情操来支持对社会公义的诉求。他们的不同之处，是身处不同的社会和环境。 在整个翻译生涯中，林纾翻译最多的是英国作家哈葛德的作品，计二十五部，从中不难看出林纾道德观的延展。与哈葛德同时期的林纾，看到了哈葛德作品里帝国主义的意识，便挪来加以利用，表达了一些更有建设性的观点和见解。也就是说，林纾在哈葛德作品里看到了早年他翻译的《鲁滨孙漂流记》里所具有的“活力、独立，富有冒险精神，敢与死亡搏斗，有实用的知识，懂得发明又能随机应变，即使面对最恶劣的环境，都能一一解决”的英雄主义世界。因此，林纾的爱国思想，就像哈葛德的帝国主义思想一样；而这样的思想，林纾与严复却是殊途同归。只不过严复在斯宾塞的格局中，看到的基本概念是“能量、活力、斗争、自主以及对所有人类潜能的无畏的实现”。 晚年的林纾，一是极力反对使用白话文，二是十一次拜祭清帝光绪的陵墓；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如果我们站在林纾的角度来阐释这些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林纾的经历对中国十九世纪的儒家学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压抑太久、屡遭挫折的老人，祭拜清帝光绪的陵墓就像在精神上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当光绪陵墓正式竣工时，林纾不顾大雪纷飞，冰冻三尺，竟第二次路远迢迢地去谒崇陵。在临近崇陵望见“红墙浓桧杂立于万白之中”时，他心里的悲伤油然而生。刚至宫门，遥望数十丈外的饔殿，情不自禁匍匐陵前；及至陵下“未拜已哽咽不能自胜。九顿首后，伏地失声而哭”。 早年丧父，中年丧妻及两个儿女，晚年要养小妾和一大群子女，并且所从事的又是儒家传统不大承认、不大尊重的营生，却还要让生活颇为富足——由此，这一伏地失声恸哭，就让林纾从内心身处淋漓尽致地释放了作为儒家弟子压抑太久的挫败感，从而使他的身心得到了调整和减负。然而，这些外界并不清楚。外界看到的完全是一个顽固的、保守的、不合时宜的林纾。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个越来越反对儒家思想的时代，林纾不仅要表现他的儒家思想，而且还要捍卫儒家思想，并且与新文化运动激战，最终无可避免地被新思潮吞没。可是林纾的翻译，无疑也给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作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学幻想的来源。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越来越可以感受到，林纾无论生命还是工作，都与感情密不可分。感情占据了他生命的首要位置，无论是翻译、诗歌和古文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内心浓郁的、生命激烈的主观情感的潮汐。为此，林纾的典型意义被后来的学者视为最后的儒学者与首个西化者。当然，这样的说法只是一个单纯的象征。 事实上，大量西方文学被林纾翻译进国门，而他在译作中着手解决西方的“体”，那么他的这些行为，必然会影响着当时中国社会某些体制的改革，比如君主政体、考试制度、传统的诗体和章回小说等。所以，林纾在翻译上的成功，不仅大大地超越了他自己的期望，亦留下了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遗产。 透过岁月的薄纱，回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林纾就是在“文学革命”中跃然而出的人物。我特别钦佩林纾作为传统知识分子所具备并表现出的正直、独立和批判精神；以及他在翻译序跋中所体现的学者的敏感和犀利。我由衷地感谢他把我带进了他生长的家庭、社会、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一片迷人的西方文学世界；还有他思想的星空。 2015年4月21日 写于杭州大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