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是一本奥威尔迷不可错过的书。艾玛·拉金的旅途是从乔治·奥威尔开始的，在书中，她探寻了奥威尔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从中发现了殖民地生活对奥威尔的影响。如作者的缅甸朋友所说，奥威尔不止写了一部关于缅甸的书，而是写了三部《缅甸岁月》《一九八四》《动物农庄》。在作者阅读奥威尔和观察缅甸日常生活的交互中，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也在书中浮现出来。

    20世纪20年代，乔治·奥威尔曾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五年。之后，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返回英国递交辞呈，开始了写作生涯。而缅甸则以各种形式在他的书中出现：《缅甸岁月》《动物农庄》《一九八四》，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吸烟室的故事》……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是美国记者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在缅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渺弥亚、仰光、毛淡棉、杰沙……她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奥威尔放弃了殖民地生活，转而从事写作？又是什么让缅甸这个地方变得如此贫穷和悲惨？拉金复原了奥威尔这段几乎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生活经历，并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与此同时，她带着奥威尔的清醒和观察力，刻画了在殖民幽灵与独裁统治的交缠下，缅甸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荒诞，以及人们的恐惧与希望。

    《纽约时报》
    这本书令人哀痛、引人深思，又带着极其吸引人的特质。它是文学分析和政治旅行札记的结合体：它用缅甸去解释奥威尔，又用奥威尔——尤其是《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去解释今日缅甸的苦难。
    《琼斯夫人》杂志
    这本书中所写的极权比任何人——甚至是奥威尔本人——都更真实。
    《旧金山纪事报》
    调查深入、引人入胜……拉金捕捉到了缅甸最好的和——更多的是——最坏的部分。

前言
第一章  曼德勒
第二章  三角洲
第三章  仰  光
第四章  毛淡棉
第五章  杰  沙
后记
致谢
新版后记
译后记

    “ 乔治· 奥威尔（George Orwell），” 我放慢了语速，“乔—治—奥—威—尔。”但是这位缅甸老者依然在摇头。
    我们坐在灼热的客厅里，缅甸老者的家位于下缅甸一个让人昏昏欲睡的港口城市。空气闷热。蚊子在我的头顶发出厌倦的嗡嗡声，我快放弃了。老者是一位缅甸的知名学者，我知道他对奥威尔非常熟悉。但是他年事已高，白内障使得他的眼睛变成牡蛎蓝的颜色。他调整纱笼的时候，手会颤抖。我怀疑他是不是失忆，经过几次失败，我进行最后的尝试。
    “乔治·奥威尔，”我重复说，“《一九八四》的作者。”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用恍然大悟的眼光看着我，高兴地拍打着自己的额头：“你在说先知！”
    奥威尔在1950年逝世，此前一年，他的打字机被没收。在绿意怡人的科茨沃尔德（Cotswolds）的小木屋里，窝在电热毯里的奥威尔，因为肺结核而奄奄一息。他的病床旁堆满了各类书籍：关于斯大林（Stalin）和“二战”期间德国暴行的巨著，一本研究19世纪英国工人的著作，几本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床下藏着朗姆酒。
     疗养院的医生建议奥威尔停止写作。他们说，任何形式的写作都有可能让他筋疲力尽，他需要彻底的休息。奥威尔的两叶肺都被堵塞，他不断咳血。他处于病危状态，医生不再对他的康复寄以希望。即使他侥幸存活，也不能继续写作——至少不能保持他以前写作的强度。然而，奥威尔继续写作。他潦草地写下书信，构思随笔，评论书籍，并且校对即将印刷的小说《一九八四》的校样。在他澎湃的内心，还酝酿着另一本书的构想—小说的题目是《吸烟室的故事》（A Smoking Room Story ）——他准备重访缅甸，这个他年轻的时候去过但此后再也没返回的地方。
    20 世纪20年代，奥威尔曾经作为帝国警察局的职员在缅甸生活过。有五年的时间，这名帝国警察身穿卡其布骑马裤，脚蹬闪闪发亮的黑色靴子，配备着武器和一份道德优越感，巡查至乡村郊野，维护着大英帝国遥远一隅的秩序。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奥威尔返回英国递交了辞呈，出人意料地开始了写作生涯。他将真实姓名艾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改为笔名乔治·奥威尔，换上流浪汉的褴褛衣衫，走进湿冷的夜间伦敦去搜集那些穷困潦倒的故事。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 ）以他在远东的经历为基础，但使他跻身20 世纪最受尊敬和最有预见力的作家行列的是他后来的小说，如《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
    命运特别神秘之处在于，这三部小说实际上讲述了缅甸的近期历史。这种联系开始于《缅甸岁月》，小说记录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1948年缅甸从英国独立不久，军事独裁者就将国家隔绝于世，启动“具有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缅甸建设成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奥威尔的《动物农庄》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在这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如何失败的寓言小说里，一群猪推翻了人类农场主，又毁灭了农庄。最后，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描述了一个恐怖并且缺少灵魂的反面乌托邦，精确地描绘出今日缅甸的图景，这个国家由世界上最野蛮和最顽固的独裁者之一统治。在缅甸有人开玩笑说，奥威尔不仅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国家的小说，而是写了三部：由《缅甸岁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组成的三部曲。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缅甸，当我沿着曼德勒（Mandalay）一条繁忙的街道行走时，一名缅甸男子旋转着黑色雨伞，大踏步向我走来。他灿烂地笑着，对我说：“请将我们对民主的渴求，告诉全世界——人民已经受够了。”然后他转身，轻快地离开。事情就是这样：仅仅是惊鸿一瞥，就已经让我意识到，一切并不是像我在缅甸看到的表象那么简单。
     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漫步于熙熙攘攘的市场、光彩耀人的佛塔和正在消逝的英式山间避暑别墅之间。这些风景完美如明信片，让我很难相信是在一个拥有世界最差人权纪录的国家旅游。对我来说，这是关于缅甸最不可思议的事：整个国家5000 万人民遭到的高压竟然可以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一个由军情密探和信息员构成的巨大网络，确保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或者说任何有可能威胁到制度的事情。缅甸媒体——书籍、杂志、电影、音乐——由
    一个严密的审查委员会控制，政府的宣传不仅通过报纸和电视也通过学校和大学批量生产。这些控制现实的措施，通过隐形的但又无处不在的拷问和监禁得以坚定地实施。
     我这样的局外人，很难看破将军们制造出的幻象，很难想象生活在这种国家里每天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当我努力理解缅甸生活的这一面时，我迷上了奥威尔。他的所有小说都试图探讨个体如何受困于周边环境，被他们的家庭、身边的社会和一个全权政府控制。在《一九八四》里，他想象出控制的终极形式，甚至发明出描绘这种终极控制的语言“老大哥”“101 房间”“新话”。
    当我重读奥威尔的小说——自从告别学校之后我没有再读过——我开始对他与缅甸的个人关系感到好奇。是什么促使他放弃殖民地生活，选择做一名写作者？离开缅甸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临终前的他为什么要重新在这个国家寻找灵感？我怀疑奥威尔在缅甸看到了什么，已经发现了一些可以贯穿他所有作品的观念线索。我阅读了关于奥威尔的各种传记，但是那些作者对缅甸的重要性都没有放在心上，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没有一位对奥威尔度过五年人生转折时间的缅甸做过研究。奥威尔生活过的城镇位于缅甸的地理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些地方仍然有可能感受到奥威尔曾经感受过的—半个世纪的军事独裁使得这个国家的时间停止了。但是，“重走奥威尔的缅甸之路”，将会走进一个更怪诞、更恐怖的图景：奥威尔梦魇般的《一九八四》，正在无可避免地蔓延着。
    外国作家和记者被拒绝进入缅甸。偶尔的，一些人能够以游客的身份进入这个国家，但是他们一旦被发现，笔记本和胶卷就会被没收，他们也会被驱逐出境。接受他们采访的缅甸民众，后果更为严重。根据这个国家1950年制定的“紧急法令”（Emergency Provisions Act），如果给外国人提供体制认为有害的信息，将会被惩以七年监禁。虽然我是记者，但我很少撰写关于缅甸的报道，所以有可能混入游客队伍或者以商务侨民的身份获得签证。为了写出这本实录，必须要有些妥协：我必须更换与我交谈过的缅甸人士的姓名，有时包括他们的地址。但是，如果我小心一点，有可能开启一条道路，穿过这个密不透风的国家。
     在启程前往缅甸之前，我去了位于伦敦的奥威尔资料馆，查看他最后的手稿。奥威尔于1950年去世时，他刚刚开始这个计划，《吸烟室的故事》在计划中是一篇三四万字的小说，讲述一个涉世未深的英国年轻人，在缅甸殖民地潮湿的热带丛林生活之后，发生了无可救药的变化。在一个大理石花纹纸包裹的笔记本里，前三页留有墨色的笔迹，奥威尔写下故事梗概和短小的花絮。我浏览笔记本的剩余部分，发现是空白。我意识到，接下来的故事等着在缅甸被发现。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这句印在中文版《一九八四》封面上的话，很好地说明了奥威尔的力量所在。读过《一九八四》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其中精确的预言，也会产生好奇：奥威尔为什么具有预言能力？
    这个问题可能不止一个答案。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在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才重新认识苏联，但在此之前，外界对苏联的现实情况并非全然无知。在中国，1925年徐志摩取道苏联去欧洲，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了三天后，感慨：“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欧游漫录》)在欧洲，1936年纪德(Andre Gide)前往苏联，启程之前他曾把那里视为即将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地方，亲临实地之后，他意识到理想与现实存在分歧。(《从苏联归来》)不过，徐志摩和纪德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即使在访苏的知识分子中，他们的观点也不属于多数。知识分子为了捍卫自己的观念，常常不惜削足适履，不管现实如何都要努力把它装进观念的靴子。
    在访苏见闻的最后，纪德对苏联依然抱有一些希望：“苏联刚刚对西班牙做的援助让我们看到它仍能做到怎样可喜的改进。”然而，正是苏联对西班牙的介入，让奥威尔理解了何谓极权主义。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奥威尔为了反对弗朗哥，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属下的民兵组织，但马统工党却被视为托派，遭到清洗，奥威尔死里逃生。这让他意识到，不仅要反对弗朗哥和法西斯主义，更要反思极权主义。奥威尔这样说：“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我为什么要写作》)
    “奥威尔从来没有受到过压迫，他为什么能够写出压迫？”美国记者艾玛·拉金给出一种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奥威尔的帝国警察生涯，使得他具有书写压迫的能力。艾玛·拉金在亚洲出生和长大，后来在伦敦学习缅甸语，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缅甸，写下这本《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20世纪20年代，奥威尔在英国殖民地缅甸做过五年帝国警察，那时他20岁上下，正处于思想生成的关键时期。后来，奥威尔写出小说《缅甸岁月》，但是他在缅甸的经历常常被忽略，毕竟这里没有发生西班牙内战那样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
    读到这本书之前，在我这里，缅甸仅仅是一个符号，是媒体上出现的新闻事件中的地名，是旅行社路线图上的一个目的地，甚至它的封闭本身也似乎是一个观赏点。我对缅甸的了解仅限于昂山素季、军政府以及“二战”期间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诗人穆旦、杜运燮和历史学者黄仁宇都曾是远征军成员，写过关于缅甸的诗文。 黄仁宇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记下的一个细节让人难忘，他在孟拱河谷看到一具日兵尸体，死者身边有一张地图和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放在矮树丛中晾干。这时，黄仁宇没有抒发对敌人的仇恨，却发现自己与死者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他这样写道，“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于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这段描写与奥威尔在《西班牙战争回顾》里的一个细节有异曲同工之处。一天清晨，奥威尔去狙击法西斯分子，潜到距离对方战壕100码处，可是一直没有等到敌人出现。突然，属于自己一方的飞机飞来，对面有一个人跳出战壕，半裸着身子，一边跑，一边提着裤子。这时，奥威尔没有开枪，而是产生了困惑：“我到这里来是打‘法西斯分子’，但是提着裤子的一个人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同你自己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他。”……全国民主联盟，也重新注册为合法政党。吴登盛在接受BB(：采访时，表示“再也不害怕面对媒体了”。 就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缅甸的好消息不断传来。我在中国媒体(《南都周刊》2013年3月4日)读到书中出现过的那名喜剧明星札格纳的近况，又是一段曲折的故事。2006年9月，札格纳因为批评时政，被禁止从事公开表演或任何娱乐工作。2008年11月，札格纳因为批评军政府应对纳尔吉斯飓风不力，被判处监禁35年。审讯过程中出现一个插曲，法官询问他的email，札格纳告知了自己的gmail信箱，法官非常生气，表示自己询问的是email，不是gmail，认为札格纳藐视法庭，加了三年刑期。这个插曲过于荒诞，以至于我有些怀疑是否出自札格纳的玩笑，但这种荒诞在缅甸曾经是一种常态。2011年10月，札格纳获释，随后先后会晤了英国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缅甸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也会约他喝茶聊天。 艾玛·拉金表示，如果要再写一本关于缅甸的书，愿意写的是那么一个时代：“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抱有恐惧，不再担心受到惩罚，那是让人振奋的时代，当前的事件和缅甸的历史可以被公开记录和公开辩论。”虽然缅甸的变革正在进行之中，未来如何发展，有待时间来证明，但这么一个时代正在走来。 书中讲述了一个缅甸版“龙的传说”：有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个童女，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名少年英雄翻山越岭，去与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名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龙穴铺满金银财宝，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艳羡地看着闪烁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这个传说曾经在缅甸历史中应验，但今天的缅甸，正试图走出传说讲述的宿命。在翻译过程中，在网上读到一句话：“狮子究竟要吞噬多少只夜莺，才能学会歌唱。”或许，狮子永远无法学会歌唱，但是夜莺不必因此放弃歌唱的权利。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黄煜文先生的台湾译本，奥威尔的部分文章引用了董乐山先生的译本，谨致谢意。译事惟艰，翻译此书纯属兴趣所驱，力所不逮之处，恳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