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安先生倾一生之学力研究晚清重臣曾国藩。《曾国藩幕府》是朱东安先生对曾国藩一手所创立的幕僚机构和该机构创立过程的描述，其中涉及晚清高级官员（如李鸿章、刘蓉、郭嵩焘、李元度等）的培养和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进一步理顺了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对曾国藩幕府幕僚的叙述同时也是对曾国藩个人经历的侧面解读。

    中国的幕府制度由来已久，可上溯至战国时期。发展到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幕主与幕僚之间的关系已相当松散，来去自由。曾国藩幕府之所以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一番，不仅因为曾国藩本人对晚清政局有着重要的影响，更因为众多幕僚在离开曾氏幕府后，成为晚清权臣，左右着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局。据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督抚、堂官者达26人，如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等人。此外还有一大批学者、文学家和科学家，如徐寿、李善兰等。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朱东安著的《曾国藩幕府》从机构分类到幕僚介绍，详尽解读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方针，进一步理顺了晚清时期的人物和事件关系。读者亦可从曾氏幕府一窥晚清时期社会政治的真相，是另一种解读历史的角度。

    朱东安，1939年生，山东聊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有《曾国藩传》《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曾国藩幕府研究》三部学术专著。其中，《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与《曾国藩幕府研究》在曾氏研究中，可以说是填补空白之作。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军政办事机构
  第一节  秘书处
  第二节  采访忠义局和编书局
  第三节  营务处与采编所
  第四节  审案局、发审局、发审所与查圩委员
  第五节  善后总局
第三章  粮饷筹办机构
  第一节  用兵与筹饷
  第二节  粮台与报销局
  第三节  劝捐局与饷盐局
  第四节  厘金局
  第五节  盐务局
  第六节  制造局等军工科技机构
  第七节  其他
第四章  幕僚与人才
  第一节  人才思想与用人方针
  第二节  人才的培养
  第三节  人才与吏治
  第四节  幕僚的保奏
第五章  幕府内外
  第一节  幕僚的人幕途径
  第二节  幕僚与智囊
  第三节  幕僚与幕主
  第四节  幕僚出幕后的活动及影响
附录
  附录一  幕僚总表
  附录二  幕僚个人简历(按姓氏笔画排列)
  附录三  参考书目
  后记

    回顾一生的治学经历，感慨良多。
    我生于1939年苦难之秋，长于鲁西北穷乡僻壤，家境贫寒，世代务农，很少有人识字。多亏家乡实行了土地改革，方有入学之机，并于196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只是十余年间与史学研究无缘。迨及潜心向学，提笔习练，已近不惑之年。书海无涯，时不我待，若非龙盛运先生的耐心指导，很难迈出开头那艰难的一步。不意，借多方推助之力，发表一篇论文，积累一点写作经验，却行文议事未脱当时的流行模式，殊非史学正途。
    我于马克思主义，马恩列斯著作所读不多，但于四卷《毛选》却颇下过一番功夫，通读默记，略知大意。故当世上纷传“信仰危机”“诚信危机”之际，我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而于史学信誉不佳却深感警惧。遂于1977年转换研究课题之时，遍访马克思主义名家，以求其为学之道、格致之方。然千言万语终不外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四字：“‘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
    于是，反思史学研究的现状和自身经历，决心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参照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学格言，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以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第一要义，力戒史学无诚信之弊。
    为此，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科学性第一，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自主论断。凡属研究课题的基干部位，不接受现成答案，不遗留研究死角。一切现有成果均视为学术动态，即便有所吸纳，也是在经过自己的研究之后。只有那些一时无力研究而又不可或缺的相关内容，如《曾国藩传》中清代学术和幕府幕僚部分，另当别论。有关清代学术部分，《曾国藩传》初版时只能搬用现成说法，及至修订再版即以新的研究成果予以替换，并发表《清儒汉宋之争与曾国藩集团的思想基础》一文，以为诠释。而有关幕府幕僚部分，则因《曾国藩传》初版时其相关成果过于薄弱，不得不以为时十年的专门研究出版《曾国藩幕府研究》一书，并于《曾国藩传》修订再版时压缩为“知人慎用幕府称盛”一章，既弥补了昔日的缺憾，也为其后的曾国藩集团研究打下基础。
    新的课题研究从曾国藩入手，围绕晚清政治和传统文化步步推进。由曾国藩而曾国藩集团、太平天国、晚清政府，又进而推及义和团运动、庚子之战，并从晚清满汉关系的角度对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进行了粗浅的探讨。最后，一直延伸至周初政治、孔子思想、古史分期、史学理论。同时，还在文字上也下过一些功夫。要求自己的作品内容上符合客观真理，文字表述则准确、精练、流畅。其初衷是方便读者，也出于对史学先贤的景慕。
    多年来，我深居简出，心无旁骛，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于晚清政治史领域，做一些基础性研究，成果结集为《曾国藩传》《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曾国藩幕府研究》三部学术专著，一批学术论文和几部集体著作。但于学术上一些平日未曾留意而突然汹汹袭来的问题，也往往形格势禁，不得不应。有关排外主义、神权政治、天津教案、庚子之战的几篇文章，就是对来自社会或学术界的几次挑战，被迫做出的回应。
    自1977年以来，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坚持不懈。虽往往事倍功半而所获成果不多，然幸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未因风潮的变幻而引起社会价值的涨落。至于这些科研成果同先前那段社会实践的关系，则古有“史识”①之说。其与史学作品的质量干系甚大，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获得。假若我没有十年社会实践的历练，对史学问题的识别能力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就写不出现在这样的著作和论文。更重要的是，社会实践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所感悟，深感人生艰辛、生命可贵。而作为一名史学研究人员，其人生价值和社会奉献主要体现于笔下。既有近代史所这样优越的客观条件②，若不写出点好书好文章，那就有负今生！
    回望几十年治学历程，若非这口倔强之气积聚于心，我就不会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而选择实事求是的治学之路，也难以在科研事业上苦战几十年，攻坚克难，浴火重生。至于对这些科研成果乃至今生今世的自我估量，则如古人云“尽人事而知天命”。既已尽心竭力、无憾无悔，那就顺其自然吧。
    几十年来，我所以能沿着实事求是的治学之路走过来，并在学术上取得些许成绩，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研环境的宽松和众多前辈、师友的鼓励帮助。曾在科研工作中给我很大帮助的老师，除前面提到的龙盛运先生步步扶掖、督促鼓励外，还有我做研究生时的导师钱宏先生，学术界前辈罗尔纲先生、刘大年先生、荣孟源先生，以及蔡美彪、何重仁、张振鸱、王其榘、贾熟村等诸位先生。至于一言之师，切磋之友，则更是不胜枚举。几十年来，凡我著述文稿，字字句句皆有他们的心血。值此书出版之际，再次向诸位前辈和师友致以深深的谢意。

    《曾国藩幕府研究》自1994年初版以来，陆续发现不少差错和新资料，并及时作出相应的修改、补充，只是迁延多年未有再版机会，致成断档之书。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以“曾国藩幕府”之名推出新版，既满足了读者的要求，也使作者于垂暮之年了却了沉积已久的愿望。
    作者
    2017年12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