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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商业的50本书(精)

  • 定价: ¥58
  • ISBN:9787308201346
  • 开 本:32开 精装
  •  
  • 折扣:
  • 出版社:浙江大学
  • 页数: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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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理解商业世界,要从哪里开始?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从私人书房的上千本商业经典中,精心挑选出50部代表性作品,逐一重读,带你用一本书的时间,理解近300年来的经济理论迭代、商业发展脉络。同时,也为拥有不同理论基础和阅读爱好的读者,提供了诚意满满的宝藏书单。

内容提要

  

    这些年来,有无数的年轻人问我:“我该读哪些书,能不能开一个书单?”每每这个时刻,我就感到茫然,因为它就跟“如何度过一生”一样,属于一个特别私人而必须自己回答的问题。但是这一次,我试图完成这个挑战。
    从上千本书里,我挑出了50本,还绘制了一张知识图谱,勾勒出200多年以来,经济理论和商业知识的进化与迭代。在思想市场上,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所有河流都有节点和源头,一切的繁茂都是历史与当下冲积后的结果。
    即将阅读本书的读者,可能是青春懵懂的少年,也可能是饱经世事的成年人。如果是前者,希望我提供的这份商业知识图谱,能够帮助你亲近思想的土壤,找到那些决定未来的种子;如果是后者,也许能唤起你重读经典的热情,或生发出一种在闹市的拐角处偶遇故人的惊喜。

作者简介

    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巴九灵新媒体、蓝狮子财经出版创始人,常年从事中国企业史和公司案例研究。著有《大败局I》和《大败局II》、《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广具影响力的财经类经典畅销书,著作两次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
    2014年在微信、爱奇艺等内容平台开设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超过300万,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个人财经类自媒体之一。
    2016年在微信、喜马拉雅FM推出付费音频会员服务“每天听见吴晓波”,现已有超过40万付费用户。

目录

第一部分  当商业开始改变世界
  《国富论》:他发现了“看不见的手”
  《资本论》:一本为革命而生的经济学宣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商业编织“意义之网”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新定义“看得见的手”
  《通往奴役之路》:他什么都不相信,除了自由
  《自由选择》:经济学界有个“矮巨人”
  《经济学》:“我写教科书,其他人拟定法律”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个“旁观者”的创新
  “竞争三部曲”:战略模型的设计大师
  《乌合之众》:群众是如何被发动起来的
第二部分  成长的策略与秘密
  《追求卓越》:第一本卖过干万册的商业图书
  《基业长青》:伟大的创业者都是“造钟”人
  《营销管理》:营销学最后的大师
  《第五项修炼》:席卷全球的学习型组织热
  《隐形冠军》:默默无闻的小巨人
  《定位》:“有史以来对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
  《创新者的窘境》:管理越好的公司越容易失败
  《长尾理论》:尾巴决定商业的未来
  《引爆流行》:如何找到那个引爆点
第三部分  动荡年代与潮汐的方向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最喜欢说“不”的经济学家
  《非理性繁荣》:大股灾烧出的超级明星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为“守夜人”划定边界
  《21世纪资本论》:让公平重新回到辩论的中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家庭主妇对城市的抗议
  《第三次浪潮》:他把新世界的地图徐徐展开
  《失控》:互联网世界的“预言帝”
  《奇点临近》:机器什么时候战胜人类
  《世界是平的》:一组动听的全球化赞歌
  《未来简史》:99%的人将成无用之人?
第四部分  无法终结的历史与思想
  《旧制度与大革命》:如何攻陷内心的巴士底狱
  “年代四部曲”:一位欧洲共产党员的历史书写
  《巨人》:发明了“中美国”概念的英国人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个走不出去的“福山困境”
  《大国的兴衰》:500年视野里的美国与中国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本有趣的文明进化简史
第五部分  企业家书写的传奇
  《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为了到达顶峰,你不需要什么门票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一个做饼干的如何拯救“蓝色巨人”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他穿越了死亡之谷
  《杰克·韦尔奇自传》:“全球第一CEO”养成记
  《巴菲特致股东的信》:那个种植“时间的玫瑰”的人
  《史蒂夫·乔布斯传》:生来只是为了改变世界
  《活法》:“敬天爱人”的日本商业哲学
第六部分  谁来讲述中国事
  《江村经济》:用脚写出来的中国模式
  《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眼睛
  《大分流》: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
  《万历十五年》:一位少校军官的“大历史”
  《论中国》:一位85次访华的政治家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正在过大关
  《中国的经济制度》:乱发狂生的错过与得到
  《激荡三十年》:为当代中国企业立传
后记  他们影响了我们,但不能“占领”我们

前言

  

    只有在阅读中,思想才能统治黑暗
    “你真的读得懂财务报表?知道什么是GDP、CPI吗?”傅上伦坐在办公桌前,不无疑惑地问我。那是1990年的夏天。他是新华社浙江分社的副社长。那年我大学毕业,原本已经被保送研究生,但是我却想尽快工作。傅上伦是复旦大学新闻系20世纪60年代的毕业生,我的老师叶春华教授是他的同班同学,建议我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我告诉傅上伦,我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对经济学和企业经营的基础概念不陌生。他考了我几个问题,很好奇地盯着我,不明白一个新闻系学生为什么会去啃那本枯燥的厚厚的教材。然后,他就起身出门了。过了一刻钟,他捧着一本人事手册回来,一边翻一边告诉我,有一位老记者将在年底退休,我可以顶他的岗位,当一个工业记者。
    所以,读书改变命运的事情,是在我身上发生过的。此次,为了创作本书,我从书架上重新找到那本《经济学》。它已经出到第19版了,比我当年读的那本厚了1/5。而傅上伦老师,已经在2008年去世了。
    我即将解读的50本商业经典,每一本,我都记得第一次遇到时的情景。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一些亲切的陌生人,偶然遇到,从未离去,远远地站在那里,像一个个长满了记忆青苔的木桩。
    这些年来,有无数的年轻人问我:“我该读哪些书,能不能开一个书单?”每每到了这个时刻,我就感到茫然,因为它就跟“如何度过一生”一样,属于一个特别私人而必须自己回答的问题。但是这一次,我试图完成这个挑战。
    从上干本书里,我挑出了50本,还自作主张地绘制了一张知识图谱,它十分地粗线条,不过却可以勾勒出200多年以来经济理论和商业知识的进化与迭代。在思想市场上,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所有河流都有节点和源头,一切的繁茂都是历史与当下冲积后的结果。
    现代商业文明,是蒸汽机发动后的产物,人类的劳动告别了干年不变的自给自足模式,遥远的市场和陌生的种族成为新的亟待征服的对象。在既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摧毁的时刻,天才的思想者们开始重新定义商业,他们生产出了新的概念和公式,世界和游戏规则被重新设计。
    这样的过程,宛如“羊吃人”一般血腥。人在本质上被物质所奴役,被思想所驱使,无论是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还是看得见的权力之手,都试图以自己的逻辑再造人间。
    这些故事或传奇,都以书籍的方式流传了下来。
    我的解读将从亚当·斯密开始。他出生的前一年,清朝的雍正皇帝登基。《国富论》在伦敦刊印发行的同时,托马斯·杰斐逊在费城起草发表了《独立宣言》,历史在这种大跨度的勾连中散发出迷人的气息。
    然后是马克思、韦伯、哈耶克、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德鲁克…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脉络将在这些名字和他们的著作中渐渐地清晰起来,终而构成人类商业文明的新格局。
    你会发现,思想是雄心的结晶,它见解独立,自圆其说,无比尖锐地冲击人们的观念,在改变认知的同时,推动新的社会实践。它也许是温和的,也许是激进的。这一过程,往往受到客观形势的影响。对于现世功利的经济生活,没有一个理论是凭空而生的。每一种思想都有它的局限性和对立面,甚至它们的矛盾本身便是事实的基本面。201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给了两位吵了20多年的对手,他们一个主张市场理性假说,一个认为一切都是非理性繁荣。
    所以,永远不要试图从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那里,乞讨到绝对的真理。凯恩斯在谈及财政政策的长期有效性时,半开玩笑地说:“长远是对当前事物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而格林斯潘在讨论资本市场的波动时,无奈地承认:“只有泡沫破灭了,我们才知道它是泡沫。”
    我还选了几位企业家的著作,包括杰克·韦尔奇、安迪·格鲁夫和沃伦·巴菲特等,他们对商业的理解更加微观和生动。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实践者,他们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建立在各自的性格和学识基础上。我常常以为,企业家是那些给自己打针的病人。在50本书中,关于中国的有8本,其中3本出自外国学者之手。它们都在讨论一个主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而在一场长达百年的追赶式的现代化运动中,我们是如何曲折前行的,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我们为什么让西方人感到如此陌生。
    这些问题是如此耐人寻味又令人困惑。当1936年费孝通走进江苏的一个小村庄,当费正清在黄河畔观察船工拉纤,当吴敬连在中南海一再地争辩,一直到百岁的罗纳德·科斯埋头研究中国,尼尔·弗格森在延安惊觉西方主宰世界500年的历史之终结,所有这些中外知识分子的思考,都呈现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事实上,迄今,我们仍然无法找到终极答案。
    世界那么大,我们却在书籍里去寻找真相。这说起来是有点可笑的事情,但却是人类文明在血脉上得以传承的路径之一。
    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成这部解读式的作品,部分是因为受到了约翰·凯恩斯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影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武断地认定:“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很少有人过了25岁和30岁,还能受到新理论的影响。”
    而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有更进一步的诠释。他认为,我们年轻时所读的东西,往往价值不大,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阅读技能,或因为我们缺乏人生经验。但是,它们将在我们的身体里起作用,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些书,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在机制的一部分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
    所以,卡尔维诺建议:“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知道即将阅读本书的读者,是青春懵懂的少年,还是饱经世事的成年人。如果是前者,希望我提供的这份商业知识图谱,能够帮助你亲近思想的土壤,找到那些决定未来的种子;如果是后者,本书也许能唤起你重读经典的热情,或生发出一种在闹市的拐角处偶遇故人的惊喜。
    万里星空下,时间辽阔无边,在静静的阅读中,思想将统治黑暗,把发生在过去和现在的所有一切,凝结为生命绽放的秘密。

后记

  

    他们影响了我们,但不能“占领”我们
    童书业是中国瓷器研究大家,一生过手珍宝无数,很多人感慨,古人是如何如何的厉害,官哥汝定钧,任拿一件都羞煞后辈人。然而,童先生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任何艺术品从发展的角度看,总是古不如今的。”今人站在古人的肩上看世界,得见古人之未见。古人之所想,今人亦想之,想通了很好,想不通,让后人接着想。今人所拥有的技术能力,远超古人。1637年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其中记载景德镇瓷器72道工序,道道不可缺,今日去景德镇,各种电气机械工具一起上,没有人再需要那72道工序。
    那么,古人的伟大之处是什么呢?是创见。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在爱琴海边探讨什么是正义,何谓善恶,知识是怎样产生的,国家是什么。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这些元命题,然后划定了后人思想的疆域。后来的哲学家们也许在这些命题上的思考都比苏格拉底要深入和丰富得多,但是,只有苏格拉底是伟大的。亚当·斯密写《国富论》,这位懒于事务的苏格兰盐税官,文笔不算最佳,叙述唠唠叨叨,马克思还发现他抄袭别人的观点。但是,他第一次定义了生产的三大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他发现了“看不见的手”。斯密是经济学的奠基人,只有他是伟大的。
    凡·高画向日葵,画星空,画稻田,画自己劳作后的靴子,今日学过几年油画的人都能在技巧上画出这些向日葵、星空、稻田和靴子,但是,凡·高创造了第一次,只有他是伟大的。
    那些一往无前的人,是浩荡时空中的火花和油盐。
    古人很久远,然而,他们最具创见力的时候却都很年轻。苏格拉底不到40岁就被称为“雅典城里最聪明的人”,凡·高在35岁画出了那朵向日葵。
    本书所写的50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写出了垂世不朽的作品。
    亚当·斯密写出《道德情操论》时,36岁;
    卡尔·马克思写出《共产党宣言》时,30岁;
    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写出《论美国的民主》时,30岁;
    保罗·萨缪尔森写出《经济学》时,33岁;
    彼得·德鲁克写出《公司的概念》时,37岁;
    迈克尔·波特写出《竞争战略》时,33岁;
    汤姆·彼得斯写出《追求卓越》时,40岁;
    吉姆·柯林斯写出《基业长青》时,39岁;
    杰克·特劳特提出定位理论时,34岁;
    菲利普·科特勒写出《营销管理》时,36岁;
    费孝通写出《江村经济》时,28岁;
    费正清写出《美国与中国》时,41岁;
    保罗·克鲁格曼写出得诺奖的论文时,25岁;
    凯文·凯利写出《失控》时,42岁。
    尼尔·弗格森写出《罗斯柴尔德家族》时,35岁;
    弗朗西斯·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时,40岁;
    张五常写出《佃农理论》时,32岁。
    你终于发现了,越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作品,越与作者的勇气、勤奋和天赋相关。它们都朝气蓬勃、别开生面,但都不是完美的,充满了锋芒甚至是偏见。 为了创作这本《影响商业的50本书》,我重读了那些曾经影响过我的伟大思想,因阅历和心境的不同,我自然读出了新的心得。不过,即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也时刻告诫自己:不要让这些人他们写作那些文字的时候比此刻的我要年轻得多—彻底地“占领”我的思想。 所有伟大的书写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开辟新局,自成门户,不过,有局就有限,是为“局限”。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提供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换而言之,所有的门庭都是后人攻伐的对象,所有的大师都是亟待被颠覆的偶像,我们在温情中学习,在理解后叛逆。 他们影响了我们,但不能“占领”我们,唯如此,我们才可能成为前所未见的自己。 这本书的出版,感谢编辑宣佳丽和刘耀东。没有她们的督促,我不可能按时交出作业。另外,2020年年初的疫情把我锁在书房一个月,这本书也意外地成为日后记忆的一部分。 2020年2月新冠疫情武汉“封城”之际,于杭州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国富论》:他发现了“看不见的手”
    什么是好的经济制度?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鼓励
    每个人去创造财富的制度。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出生的那年,大清雍正皇帝刚登基不久,帝国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政策,这是赋役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到冬季,雍正帝下令把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国,大小教堂要么拆毁,要么改为医院,一个与世界潮流无关的、独断而农耕繁荣的时代开始了。
    在欧洲,以“理性”为旗帜的启蒙运动正进入如火如茶的时刻,人们开始追求各种形式的自由一免于专断权力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贸易的自由及审美的自由。用康德的话说,人类第一次宣称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负责任的存在。
    亚当·斯密是一个遗腹子,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他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寇克卡迪,终生未婚,个性腼腆、言辞刻薄而思维缜密。他未满15岁便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读书,18岁考人牛津大学,28岁被聘任为教授。36岁时,斯密出版了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欧洲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他生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时刻。在1753年,也就是亚当·斯密30岁的时候,英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谷物净出口国。而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三个重大的技术创新: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出现了生产棉织品的机器和工厂,以及科特发明了焦炭冶炼法。
    实际上,正是这三大创新定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欧洲的辉煌永远成为历史。”这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90年对欧洲未来的预言,而亚当·斯密的一生正是对此的最好注脚。
    这位苏格兰税务官之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历史轨道快速转换的间歇,如先知般地提出了全新的财富主张,重构了人们对经济行为的认知,从而在实际意义上创造了现代经济学这一门专业学科。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也是在这一年,美国人发表了《独立宣言》。这也许是一个巧合,这两本著作却如同两把手术刀,在旧时代的身上剖出了一个新生儿。
    在亚当·斯密出现之前,经济学作为一门子学科依附于哲学或伦理学的体系之内—相比之下,管理学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才由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等人细分为独立的学科。斯密本人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提出,首先出现在《道德情操论》而不是《国富论》中,时间要再早17年。在他去世百年后,另一位经济学巨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写道:“斯密是头一个就其社会各个主要方面论述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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