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的相识大约是在1953年。1949年以后，张大千移居海外，经常到日本购买绘画用具或装裱字画，下榻喜屋二楼。山田喜美子小姐便是在此时照顾张大千的起居生活，二人情愫日笃，甚至约定每周一信。本书即对这些信件进行释读、整理。

内容提要

  

    本书将张大千与山田美子之间的七十余件信札、明信片予以整理、释文、断句、简注等。同时将五千余字旧文《张大千东瀛之恋》增补、修订至一万余字；又将信札中涉及的部分人物做一篇简介文章——《山田喜美子与张大千的朋友圈》，旨在能使这批信札体现它应有的史料价值，而并不是单纯的“情书集”，更非仅供茶余饭后、道听途说的“八卦”谈资。

1955年12月30日香港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6年1月4日香港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6年1月10日香港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6年1月16日香港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6年2月17日南美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6年5月8日香港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6年5月10日香港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6年5月13日香港飞法国飞机上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6年5月13日香港飞法国飞机上至日本东京（明信片）
1956年5月17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6年5月20日法国至日本东京（明信片）
1956年5月25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6年5月29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6年6月6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6年6月22日美国纽约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6年7月14日英国伦敦至日本东京（明信片）
1956年8月4日法国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6年8月25日香港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7年（约1月）罗马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7年3月28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7年4月18日巴西至日本（一通一页）
1957年6月13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7年6月22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7年7月3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7年7月27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7年（约7月）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7年8月8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7年9月12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7年9月16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7年10月9日美国纽约AE]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7年10月16日美国纽约AlE]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7年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7年美国纽约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8年1月21日美国纽约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8年1月24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8年2月17日巴西至日本福冈博多（一通四页）
1958年2月25日巴西至日本福冈博多（一通四页）
1958年3月5日巴西至日本福冈博多（一通四页）
1958年3月21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四页）
1958年4月1日巴西至日本福冈博多（一通二页）
1958年4月9日巴西至日本福冈博多（一通四页）
1958年4月21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三页）
1958年5月7号巴西至日本福冈博多（一通一页）
1958年7月21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8年7月25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8年8月5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8年8月17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8年8月26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8年9月16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8年9月21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8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58年11月26日美国纽约至日本东京（一通三页）
1959年3月18日台湾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9年3月21日台湾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9年4月3日台湾基隆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9年7月12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9年8月6日美国纽约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9年9月6日美国纽约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59年10月26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61年1月23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61年2月23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61年2月28日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61年5月18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61年5月28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61年6月2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61年6月9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1961年8月2日法国巴黎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61年8月9日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1961年12月巴西圣保罗致日本东京（明信片）
1月17日香港至日本东京（一通一页）
巴西至日本东京（一通二页）
  （一通一页）
1月19日罗马至日本东京（明信片）
1月27日意大利至日本东京（明信片）
7月16日瑞士至日本（明信片）
7月21日德国柏林至日本东京（明信片）
山田喜美子与张大千的朋友圈
后记

前言

  

    黄天才《五百年来一大干》（台湾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一书中所记：“喜屋店面不大，但名气很大，专门经营各种画材画具，尤其以绘画颜料为最完全。大干先生对画材及颜料用量甚大，购买时又喜欢整批的大量买，是喜屋的最好主顾。”张大干在1952年秋移居南美之后，因为难以经常来日本，而画材和颜料的采购量大，也因此成为喜屋的大客户。加之张大千为人豪爽，非锱铢必较之人，另外，张大干还在朋友圈子中不时为喜屋宣传做广告，中国港台、美国等地国画家每到东京，必请黄天才带往喜屋采购画材和颜料，所以张大千几乎是喜屋的“大财主”（日文“大金持与”）和“广告代言人”，且至今为松下家人所铭记。
    松下大二郎为人比较随和，商人气也较淡，但他的夫人则较为精明能干，夫妻优劣互补，因此深得张大干好感和倚重。张大干在喜屋主要购买颜料与画笔（非毛笔），但有时为了省事，其他的书画纸、文房用品、毛笔等，在开列清单后也一起委托喜屋采购。有时张大千需要购买一些生活用品，比如雨伞、雨靴等也一并委托代购，然后再装箱海运到巴西。松下夫妇对张大干委托办理的事情，都办得妥妥帖帖，也令张大干称心满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称松下夫妇为张大干在日本采购书画及生活用品的“总经纪人”，也并不为过。喜屋不裱画，也不卖画，张大千的部分作品是由松下大二郎交其弟弟装裱。
    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大千经常去日本，除了采购书画用品外，还要作画和开画展。松下夫妇就在喜屋的二楼为张大干布置了住所兼画室，还延雇了两位年轻的日本小姐照顾其日常的饮食起居，其中一位名叫山田喜美子（1932—2014，张大干改名“喜嫩子”，以下简称“山田”），另一位姓伊东（名字不详）。后来张大千到日本，就借住在上野的日式旅馆帆台庄，山田和伊东也一同到旅馆工作。后来伊东辞职而去，山田一人服侍张大千，遂自荐枕席。
    王之一《我的朋友张大千》（台湾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一书中说：
    那时候，他住在东京上野帆台庄，是一家纯日式旅馆，他包下楼上三个房间，布置了一个大画室，作画兼接见宾客。徐雯波夫人陪侍作画之外，还有两位日本小姐，一位是山田，一位是伊东，她们都穿着传统日本和服招呼来往的宾客，像两只花蝴蝶在人群中飞来飞去。
    大千先生比较喜欢山田小姐，她生就一副可爱的面孔，风度仪态大方，说话又甜，大千先生以她为题画了不少美女图。不久，伊东辞去，只留下山田一人侍候大千夫妇，以至于留下不少麻烦。
    ……
    由此信可知，山田与张大千在1967年还未断绝通信往来，她之前先后写了两封信给张大千，但并未得到回信。“在鹅銮鼻遥望巴西海峡的时，我想大干先生。巴西快到冬天了罢？东京又不很冷又不很热，真是好的气候，现在开的蔷薇很好看。我希望大干先生的回信一定给我罢？”读信至此，遥想当年。山田独立于惊涛裂岸的台湾海边，默默思念着万里之外的张大干。此情此景，令人动容，唏嘘不已。此生就此别过了，却不知究竟为何。或许她与冯璧池当时都不知道，这场缠绵悱恻十几年的老少恋，已经以张大干毅然斩断情丝而结束了。有情竟难成眷属，梦中谁是画眉人？
    关于张大千与山田绝交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案。以我多年来对张大干的研究，不妨在此提出几点个人私见：（一）张大干在移居阿根廷后，因为要办理“绿卡”手续，曾与徐雯波在教堂举办过天主教婚礼和注册婚姻。而天主教不允许和不承认一夫多妻制，因此山田不可能成为张大千的第五位夫人或“如夫人”，她只能是一个没有名分的情人。或许山田本人对此也有所顾虑。（二）徐雯波及儿子张保罗（又作张葆萝）等人的竭力反对。他们可以默认山田为大干既成事实的露水红颜或红粉知己，但绝不可能给予她婚姻名分。这也是张大干不得不为之郑重考虑的“内忧”。情人与家人，孰轻孰重？故不得不审慎三思。（三）以张大干当时的年龄和严重的糖尿病以及其他多种疾病，已经不宜“再婚”。否则，对他多病的身体可能是致命的，这或许也是他的家人竭力反对的原因之一。（四）张大干当时经济状况不佳，几乎入不敷出。除了以巨资建造八德园外（仅购地款就耗去约二十余万美金），他还要时常接济国内的亲人，有求尽应，疲怠不堪；还要经常去美国治病，医疗费、机票均颇昂贵；又与人合伙投资猪鬃加工出口生意失败，血本无归。（五）其他无法知晓的隐情和难以明言的隐私。考量上述诸多因素，张大千不得不忍痛与山田斩断情丝，了却这段异域恋情。
    张大千是一位瑕不掩瑜的大师，也极难三言两语地概括他。不管你喜欢与否，也不管他的人品或艺术是否完美，但他却是一个绝对值得研究的对象。黄君璧先生曾经说过：“张大千是非常人。”张大千一生行走江湖，历经大风大浪。美人、财富、国宝、豪宅，对他而言皆如过眼烟云，但任何人都不可以触犯他的某个底线。如果他与山田喜美子的恩断义绝，真的是因为所谓的政治因素（或许是诸多因素之一）而触犯了他的底线，不得不说是特殊时代的一个爱情悲剧，后人不应去苛责前人，应有理解之同情。张大千的这个底线，或许并非单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其中更含有一种报答友人情义的成分在内。在张大千一生中，他永远视友情和情义为第一。因为在1949年12月6日的成都新津机场，如果当时没有诸多友人鼎力相助，张大千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飞……

后记

  

    北京保利2015年秋拍“情愫东瀛——山田家藏大干遗墨”在上海预展时，我于11月19日前往上海大剧院八楼观看，但当时展出的仅是极少的部分信札。我在当天的微信朋友圈中发了两条文字和信札照片：（一）“北京保利2015秋拍上海预展，其中日本山田家旧藏张大千翰墨一组拍品引起我极大关注。山田喜美子小姐是张大千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情人，有关这方面史料极少。本次展出有五封张大千写给山田的长信（1958年）和二幅山水小品镜片，该批书信极有史料价值。张大干研究有一大难度，就是时常会有新的重要资料出现，故令研究者有防不胜防、措手不及之叹。”（二）“作为一个所谓的张大千研究者，对山田喜美子已经‘跟踪’多年，对她与张大千之间的关系，亦可谓了如指掌，但对她离开张大千之后的生活经历，我兴趣不大。可惜一直困于没有张大千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今突然出现几十封张大千的信札和明信片等，真是天赐良机，得来全不费工夫。海内外研究张大千的专家、学者无数，但又有谁像我这样会去关注张大千一生中的一个‘女过客’或一段露水姻缘？历史研究，其实也是关于人和人性的研究。”
    果不其然，后来诸多私人微信公众号开始关注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的“老少恋”，但大多仅凭其中部分信札的内容，再添油加醋与“自由发挥”，写了许多近似“八卦”的文章，颇能博人眼球。其实，他们大多并未阅读过海外出版的有关此方面内容的书籍，亦非真正的张大干研究者。我读后也仅是一笑而已。 我后来拿到了《情愫东瀛——山田家藏大千遗墨》拍卖图录，阅读了所有信札和明信片。2016年11月，我用了几天时间写了五千余字的《张大干东瀛之恋》一文，后来收入拙著《近世艺林掌故》一书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在此文中，我对张大干与山田喜美子最终“绝交”的缘由，提出了一些个人之见：“山田真的会触犯了张大千一九四九年以后誓不妥协的一条底线：任何人都休想劝说他返回大陆。是否另外还有其他的某种原因？真相肯定有，只是有关当事人或许都在有意隐瞒罢了。”“除了山田所谓在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否还有外人所不知的其他重要原因？据我所知，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只是现在仍不便公开而已。而相关的当事人（如王之一等）或是有所隐讳和刻意模糊吧？” 我当时为什么会有此欲说还休的难言之隐？对张大千生平研究者而言，徐雯波逝世后，她为什么不能与张大千合葬于摩耶精舍内的梅丘之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为此曾通过电子邮件向海外一位研究张大千的友人请教，他与张大千后人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他向我讲述了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最终绝交的一些外人所不知的内情，其中不无颇为棘手的“内顾之忧”。我认为有相当的可信度，但由于涉及名人隐私，以及对友人的承诺，我难以透露其中的某些实情。真相或许终有大白天下的时候，但也许永远也不会有那一天。 收藏家、曾熙和张大千研究专家曾迎三先生，在2018年编有《曾熙手札精粹》《李瑞清手札精粹》《张大干手札精粹》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我应邀对曾熙、张大干两册手札释文进行校审，另外还对张善行《大风堂存稿》（未刊印）、《谭延间家书》（商务印书馆2019年5月出版）的释文进行校审。2019年是张大千诞辰120周年，海内外曾先后举办了多场的张大千纪念展览。曾先生亦拟将《情愫东瀛——山田家藏大千遗墨》中的信札及明信片予以整理和出版，由他收集信札的图片及相关的照片；并再次约请我对该批信札进行重新编年和释文。我当时对此颇为犹豫。因为我近年来的主要精力都在编撰《叶恭绰先生年谱新编》，又根据此年谱中的部分内容另编著《叶恭绰鉴藏编年事辑》。 思前想后，最终不忍拂意，遂答应对该批七十余件信札、明信片予以整理、释文、断句、简注等，历时一个月左右。拍卖图录中的原释文、断句等错谬不少，有些信札中还有英文、日文，故只得逐字逐句进行校释，颇耗费时力。用半个月时间将五千余字旧文《张大千东瀛之恋》增补、修订至一万余字；又将信札中涉及的部分人物做一篇简介文章——《山田喜美子与张大干的朋友圈》，是想能使这批信札体现它应有的史料价值，而并不是单纯的“情书集”，更非仅供茶余饭后、道听途说的“八卦”谈资。 我在拙文《出版文献中的张大千》（《中国书画》2018年第6期）中曾说过：“如果研究张大千的后半生，山田喜美子此人非常重要，仅次于四夫人徐雯波。”张大千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在友人、家人、弟子等面前，或许会有几分矜持，但他在写给山田喜美子的信札中，其性情袒露无遗，也使后人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敢做敢爱的张大千，而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私密书信更具真实性和可信度，这或许就是这批信札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吧？ 万君超 2020．6．20于荆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