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丛林著的《曾国藩传》讲述了曾国藩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涉政事、军事、人事、德事、学事、家事……蕴涵丰富，意味隽永，堪称得——社会资鉴录、人生教科书。
    曾国藩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入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

    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他又是公认的晚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曾国藩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有争议的人物。肯定之言，说他“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其成就“震古铄今”，是个“完人”。否定之言，说他不顾“民族大义”，是“吾祖民贼”，“民族罪人”。董丛林著的《曾国藩传》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作者力求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对传主的一生进行展示。

    董丛林，1952年出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供职于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晚清湘淮集团群体及要员为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出版《曾国藩传》《胡林翼政迹与人生》《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等十余部著作；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晚清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说略》《张之洞与袁世凯比较论》等一百多篇论文。

引言  并非蛇足的“务虚”
第一章  终于登龙门
  一、“神虬”惊梦故事的寓意
  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
  三、家门琐事亦堪品
第二章  京官岁月
  一、学事的转向与进境
  二、检身入圣的追求
  三、在升迁的顺境中
  四、贵而“不富”，亦乐亦苦
第三章  “赤地新立”创湘军
  一、“全孝”与“抒忠”之间
  二、“曾屠户”的凶残与尴尬
  三、“移花接木”的魔术
  四、“魔术”机妙有续篇
  五、从坚忍待机到建旗出征
第四章  颠连楚、赣间
  一、出师未捷身“险”死
  二、武昌胜局喜与忧
  三、湖口惨败几绝命
  四、孤穷困厄到极峰
第五章  “涅槃”复出后
  一、机权之变
  二、弟死三河多惊疑
  三、“爱民”与“饬军”的俚俗宣教
  四、羽檄交驰不废学
  五、纳幕李鸿章
  六、援川未果改图皖
  七、助“老亮”脱难之局
第六章  日趋中天督两江
  一、局势转捩下的受命
  二、险棋一着困祁门
  三、面对“勤王”的召唤
  四、在关键的安庆之役中
  五、惊闻“哀诏”与痛失挚友
  六、“东援”成就李鸿章
  七、在“借师助剿”的事局中
  八、“英英群彦满樽前”
第七章  拼得血火没天京
  一、为破“逆都”苦运筹
  二、闻捷巡阅百感集
  三、显荣与隐忧
  四、“流水高山心自知”
  五、侯门能持“勤俭”风
第八章  挂帅“剿”捻威不再
  一、勉强膺任下的筹策
  二、帅符“法力”何失灵
  三、“圣地”之行
  四、曾李瓜代之局
第九章  移督畿辅的日子里
  一、阔别重赴京都日
  二、举政力难再从心
  三、劝学士群与督教儿辈
  四、津门教案陷难局
  五、交接之际授“锦囊”
  六、桑榆家门事
第十章  回督两江后的短时苟延
  一、复审奏定“刺马案”
  二、洋务梦里已有年
  三、百事未毕残烛灭
尾声  身后不寂寞
主要征引书（文）目
后记

    并非蛇足的“务虚”
    历史长河，滚滚滔滔，吐故纳新，承前启后。
    于今我们回溯一百几十年前的史迹，岂不已有隔世沧桑之感？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内忧外患中极力挣扎甚至梦幻“中兴”之际，“时势”造就出的一班所谓“中兴名臣”，在那段历史上也确实演绎了非同寻常的社会和人生“大戏”，既反过来影响“时势”，同时也塑造个人。本书传主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这样一个人物作传，在审视其本身的同时，也能连带地看其所属群体，察览世态，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业已逝去多年的传主而言，当然只能通过史料中介去认知他。关于其人的史料遗存可谓数量丰富，质亦较高，于此有着良好的成传条件。并且，因为其人的身份地位、社会角色和人生特点，不管对他的认识曾有的反差和现存的分歧有多大，他总会成为世人所经常关注的对象，少有真正淡出视野的时候，甚至时或成为“热点”。就关乎其人的论著而言，“古”往今来，可谓夥矣！除时人所作，我们可视为“史料”而外，即使今人之作亦复不少。平时尽量搜罗阅览，从中受益。之所以不揣浅陋，还敢再添其一传，是鉴于传主实在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所留历史信息资源丰富，审视和解读的空间广阔而回旋余地颇大。虽说作“全传”决不能略其“大面”（这是一般都能注意到的）而专挖偏角，但觉得不管是从总体立意还是具体操作上，还都是有“新”可求的，故有此一试。
    曾国藩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入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然而，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他身处官场政坛，牵连于复杂的人际，终不能不顺应“官道”，取法权变；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养性，以“进德”刻刻自励，成为当年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他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属君国，志存“公忠”；而对身家之事也常萦心头，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齐家之道，又殚精竭虑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祸福，如此等等。在那个年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也许可谓官僚士大夫们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国藩这样，在相关各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全才”并不多有。或可以说，他是那个“畸形”王朝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政事、军事、人事、德事（修身）、学事、家事等方面，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而这些事项，又可综合归纳人“社会”和“人文”所属的两大门类。窃以为，无论忽略哪一个门类和事项，都难得见其人全貌。
    进而想来，上述举及的诸多方面，岂不是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并存的复杂的矛盾体吗？其实，在曾国藩身上，“矛盾”现象是非常凸显的。这除在上列事项中可以体现外，再譬如说，他既是传统的卫道士，又是洋务新政的先导之一；他既残酷无情地镇压起义民众，又绝非纯然欺饰地鼓吹“爱民”之道；他既看重人为奋斗的作用，又摆脱不了天命、迷信的困惑……面对这一切一切，无疑需要我们正视矛盾，辩证分析，如实而又合理地揭示其人的这种复杂情状。就此而言，由表及里地体悟其人的精神韵致也非常关键。这一点，似乎可以从“画论”中获得灵感，而其“形”“神”关系之论，应该是最值得揣摩的奥旨深含之点。古今这方面的言说可谓多矣，不必烦琐地引证原文了吧，从其要旨上体悟，似可概言：形神相依，不能截然分割，但两者又相对独立，有层次上的低、高和把握上的易、难之别，应求取以形写神，由形传神，形神兼备，神超乎形，以神摄形。作画如此，那么，借鉴到写人物传记当中，“形”、“神”当为何指？似可谓，“形”者，乃“静态的表象”；“神”者，则为“内在的韵致”。本传当中，为了做到由“形”入“神”，复活传主“内在的韵致”，故而特别注意“心态史”方面的探察，以及关键细节上的发掘，还有基于史实和逻辑规则的合理推演。
    人物研究自然包含价值取向，所谓“评价”，或可视为研究中的要素之一，然而，又绝非唯一，似更不应作为最紧要的指归。不妨从一个例子引申来说：当年梁任公交代他写《李鸿章传》的立意，说传主“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这显然是鉴于李鸿章其人的历史地位，要把为他所写之传，作为知其人与察其世双向贯通的一个“中介”。故梁氏言其所作李传，“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而书成之后，又有《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别名。想来，尽管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世时间上的先后、长短不同，具体履历有异，但他们同属梁任公所谓中国近世史上的“第一流紧要人物”，当无问题。因为他们有这等历史重要性，不了解其人，就难知晓其世；同样，不了解其世，也难真正认识其人。既然如此，我们岂不该把为之作传，既作为察其世相的一条引线，又将与之连带的世相作为凸显其人真貌的必需背景？若是如此，那么，给其人戴顶什么“帽子”，作个怎样的“鉴定”，也就是不必刻意追求的事情了。窃以为，简单地胶着于“评价”，自会障碍研究的深入，甚或陷入迷误的泥沼，那种“贴标签”、“跳两极”、“压跷跷板”之类的滑稽游戏，起码与此种迷误不无关系。本书的写作中对此保持应有的警惕，将着力点放在具体地揭示人物的言行、心理表现和相关社会情状上，总体上尽量淡化“评价”，寓“评”于“述”。当然，也决不排斥和回避结合历史情节的具体“评论”，将“论”与“述”的有机结合和融通作为基本手法之一，即使稍带一点“评传”的味道亦未尝不妥，只是力戒空泛玄虚的、生硬武断的、尤其是非学术语境的“政治鉴定”式“评价”而已。
    本书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对传主作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展示——这是本传写作的最基本立意。同时，也不忽略表现形式上的用心。就结构布局而言，鉴于时序是事物最为基本和自然的发展线索亦逻辑线索，故此传以接续的“时段”来设计“章”序，而每章所含的若干“节”（未出现“节”的字样，以数字一、二、三……表示），其内容可谓分属不同的“事类”，大多“节”所述事体，基本上就在所属“章”的时段之内，但也有些“节”的涉事内容需要前溯后延，有所穿插、跳跃，以求集中，不宜拘泥。这样，即在主线上依从了时序，又可避免“流水账”式的散乱杂陈。文字上，则有追求典雅而又活泼灵动的努力，相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语诚有至理。其实，曾国藩之辈堪称文字高手，故本书中特别注意精选引录原文，这当不失为原汁原味“原生态”地展示相关情境的必要手段。
    以上算是关于拙著写作立意的一番交代。当然，笔者深知，立意的追求并不等于实现，作如此交代的目的之一，便是为给尊敬的读者审查赐教提供参照。
    自信并非蛇足的“务虚”话语就此打住，接下来就让我们“入实”地具体观摩传主在那个特定舞台上的“表演”，同时也不忘追踪他隐深之处的心路。

    尽管将晚清湘淮派系及其典型人物，作为自己的侧重研究领域之一已有多年，于此也有系列论文和著作问世，但本传记的写作，还是完全缘于人民出版社的惠约。对社方，对具体玉成此事的乔还田、陈有和、陈鹏鸣、于宏雷先生，深怀感激之情。尤其是乔先生的时常督导和具体指教，更是拙著完成不可缺少的助力；责任编辑于宏雷先生对本书稿精心审正，费心操劳，自当铭感！
    本书写作承约有年，其间因有必担的教学工作和其他科研事项，未能按预想集中整段时间一气呵成，既为之抱愧，又深感乔先生和社方的宽限之惠。
    本书写作过程中，亦得苑书义、陈振江先生和其他诸多师友的关心，自当以学术上的更加努力回报。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从自己的旧作《百年家族·曾国藩(家族)》中择用了少量文字。该书十年前由台湾立绪文化公司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分别出版繁、简字体本，至今合同约期已满，自可另用，但还是应向尊敬的读者交代明白。
    作者  董丛林  谨识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