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稿是王水照先生撰写的钱钟书先生相关文章的合集。大致分为三个块面：一、钱钟书的生平考略等。二、对钱钟书学术著作的探讨。三、王先生与钱先生的来往，包括一些信件、审稿意见等罕见资料的解析。王水照于1960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分配的指导老师即为钱钟书，故往来极为密切，多有第一手材料。以往撰写各篇，文集中有收录过，但都不全。此次收全之外，还拟新撰写1～2篇，为未公布过的史料，使书稿整体体系更完整。共计20篇左右。

内容提要

  

    相识相交三十八年
    前期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后期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与钱锺书先生虽无师生之名，而有师生之实，对钱先生的学术、生活有深入的了解。
    解读“天书”般的手稿集
    作为宋代文学领域的一流学者，王水照教授的治学之路深受钱先生启发，也更能贴近体悟钱氏治学理路。他多年来致力钱锺书手稿集的研究，本书即全面体现相关成果。关于钱氏学术究竟有无体系等众说纷纭的问题，亦结合自己对学术的理解，予以阐释。
    着重一手材料
    本书共分四辑，涉及钱锺书的生平曲折、为人处世、学术成就、手稿集的解读与探讨等多个领域，以往来书信和亲身见闻、影印手稿、档案文献等为论述依据，对多种误解做出有理有据的辩驳。

自序：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
第一辑  历史与记忆中的钱锺书先生
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先生
  一、不敢以弟子自称
  二、学术领域绝不通融马虎
  三、与青年学子平等论学
  四、拒绝为他立传的背后
  五、“钱学”、理论体系与学术走向世界
钱锺书先生的闲谈风度
  一、别样的考题：“用不着什么准备，准备也没有用”
  二、从闲谈中感受才情横溢、妙语连珠的快意
  三、“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
  四、“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与新不废旧
钱锺书先生参与《毛泽东选集》英译过程点滴
  一、《毛选》英译本出版过程
  二、钱先生承担的工作
  三、与徐永煐先生的交往
钱锺书先生横遭青蝇之玷
  一、不愿去父母之邦
  二、与李克、李又安夫妇的关系
  三、匪夷所思的诬告
第二辑  钱锺书先生的学问与趣味
钱锺书先生的《西游》情结
  一、孙猴儿钻进谁的肚子
  二、猴入马厩，可免马疫
  三、如意金箍棒
“皮里阳秋”与“诗可以怨”
  一、钱先生答不出“皮里阳秋”？
  二、如何解读“诗可以怨”
钱锺书先生与宋词研究
  一、至少看过三遍《全宋词》
  二、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
  三、对“体制内”词学家的补益之功
  四、文本误植之因及其他
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
  一、“文学批评中之‘考据’必须更科学、更有分析”
  二、“不要死于古人句下，不要迷信票面价值”
钱锺书世界的文化阐释——读《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有感
第三辑  钱锺书先生的宋诗研究
《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
  一、从备受推重到遭受批判
  二、风向转变
  三、夏承焘：不信千编真覆瓿，安知九转定还丹
  四、小川环树：宋代文学史必须改写了吧
  五、“大批判”馀波
《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
  一、《宋诗选注》何以不选《正气歌》
  二、《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
《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初读《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
  一、选本的时间性
  二、左纬诗开晚唐体
  三、钱先生关于宋人学杜诗的见解
  四、对宋人“晚唐体”的观察
  五、钱先生给出的宋诗体派发展图
  六、《容安馆札记》的文献考辨成果
钱锺书先生与宋诗研究——初读《宋诗纪事补正》
  一、《宋诗纪事补正》一斑
  二、《宋诗选注》的篇目之争
  三、《宋诗选注》的工作方法
钱锺书先生的南宋诗歌发展观
  一、钱先生到底有无“理论体系”？
  二、《容安馆札记》中具有“坐标点”作用的三则
  三、《宋诗选注》提供的南宋诗歌发展图景
  四、如何钩稽、丰富诗史主线索
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
  一、日本学者对《宋诗选注》的评价
  二、《宋诗选注》的四种“读法”
  三、关于选目的疑问
祝《宋诗选注》走出国门——《宋诗选注》日译本序
第四辑  《钱锺书手稿集》管窥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初学记”
  一、垂青一般选本所冷落的诗人
  二、电脑检索不能替代对艺术创作奥秘的深刻把握
  三、有学术的人生
  四、有人生的学术
解读《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
  一、《容安馆札记》：半成品的学术著作
  二、《容安馆札记》的特点：私密性与互文性
  三、不衫不履不头巾
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
  一、钱先生与《唐诗选》
  二、韩愈与古文运动
  三、杨万里与“诚斋体”
  四、论“江湖派”
关于《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的对话
  一、钱先生的三种手稿
  二、《手稿集》与钱先生的日常读书生活
  三、钱先生的读书兴趣
  四、寻找《管锥编》续编
  五、精微·会通·自得：钱先生的学术境界
附录　本书所涉与钱锺书先生相关文献

前言

  

    自序： 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　　
    今年（2020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重印本序》，《钱锺书集》之《围城人·兽·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吧。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小序》中言：“余父子集部之学”可与钱大昕史学“后先照映”）；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 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以上五例，观点歧异，泾渭分明，都有钱先生的文字为依据（我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谈之语），表明陈、钱两位论学旨趣的差别。钱先生也是主张“打通”的，他说过：“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谈艺录》第352页）所说五例，论韦庄、论杨贵妃入宫、论杜诗三例属于“诗史互证”，论韩愈、论门第排斥进士科，则各与哲学、社会学有关，借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概括其旨趣和方法，就是他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
    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序言末尾照例要表达感谢之意。除了前面所说的三位朋友外，还得提到我的学生们，费心劳力校核了全书，尤其是《钱锺书手稿集》的校对难度颇大；他们都有“弟子服其劳”的精神，我就不一一列名了。承蒙中华书局接受本书出版，备加关注，责任编辑郭时羽女士为此书花费很多精力，克服新冠疫情期间的种种不便，一并在此表示言轻意重的谢忱。
    王水照 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