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精彩的书中，萨拉·戈尔曼和杰克·戈尔曼一同解释了为什么即使面对有说服力的证据，许多人还是否认确凿的科学事实……
    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事实和统计数据一次又一次地被无视……这本书思想深刻，探讨了支撑我们做决策的心理学、神经生物学和进化根源，而这会使适应性行为变得让人不适应。

    为什么有些父母不给孩子接种疫苗？为什么人们还在滥用抗生素？为什么很多人还不能理性地看待艾滋病？当一件事关乎健康，人们往往会坚称：科学是错的，因为没有充足证据做证，因为不明的危险无处不在。
    在《认知陷阱》中，戈尔曼父女探究了这种拒绝健康科学背后的心理机制。在分析诸多否认案例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导致人们拒绝接受有关健康的科学的六个主要因素：对阴谋的恐惧、对复杂的恐惧、魅力领袖的影响、认知偏见与互联网、因果关系与填补知识空白，以及风险预测的本质。作者认为，人们的固有信念会对新的观念自然抵抗，而健康科学在这种抵抗面前尤为脆弱。科学研究表明，在面对新信息时，人类对于改变我们的想法有本能的、根深蒂固的不适感。而这种研究正是现在神经科学的前沿领域。
    本书试图探究人们在为自己或所爱的人做有关健康的决定时，进行了怎样的思考和风险评估，并提出一种重要的观念：我们要将科学的知识和技术传播给公众，让公众抛弃那些固有的错误思维，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并做出明智的决定。

    在《认知陷阱》一书中，戈尔曼父女不仅解释了人们如何沉迷于政客们的错误主张，还解释了为什么聪明人最终会加入邪教，为什么一个饱受枪支暴力蹂躏的国家会继续拒绝枪支管制措施……作者不但驳斥了机会均等说法的“揭穿者”，还驳斥了恐惧转基因者、反疫苗者和美国步枪协会。
    ——《大西洋月刊》
    在这本精彩的书中，萨拉·戈尔曼和杰克·戈尔曼一同解释了为什么即使面对有说服力的证据，许多人还是否认确凿的科学事实……对于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人，以及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的粉丝来说，这本书都是最佳读物。
    ——《图书馆》
    也许一本由公共卫生专家撰写的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事实和统计数据一次又一次地被无视……这本书思想深刻，探讨了支撑我们做决策的心理学、神经生物学和进化根源，而这会使适应性行为变得让人不适应。
    ——《新科学家》
    为什么这么多人坚持与证据背道而驰的信仰？公共卫生专家萨拉戈尔曼和精神病医生杰克·戈尔曼调查了导致这种适得其反的否认科学事实的心理因素，并得出结论：正常的、进化的适应性倾向对我们不利。
    ——《科学美国人》
    从反病毒疫苗者到那些否认艾滋病毒导致艾滋病的人，科学盲、医学不信任和阴谋论思想严重威胁着公众健康。萨拉和杰克在《认知陷阱》中揭露了否定主义的心理基础。让那些宣扬破坏性的否定主义运动的人暴露在灯光下，是我们对付其恶劣影响的最好武器。作者在这本推理严密、证据充分的书中做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
    ——塞思·卡利克曼博士，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教授

致谢
引子
  为什么我们无视或否认科学依据？
  就算你是妄想狂，也不意味着人们并没有针对你搞阴谋
  卡里斯玛型领袖
  只要我想到过这事儿一次，它就肯定错不了
  如果A发生在B之前，那么A就导致了B
  事情很复杂
  谁害怕淋浴？
  我们亟须科学急救员
  但是科学很无聊……是吧？
  利益冲突的冲突
第一章  阴谋论
  也许无论如何那都是个阴谋
  受害者心态
  一种危险的无力感
  哪里有不信任，哪里就有恐惧
  捕猎最弱者
  操纵我们的情绪
  全在你的头脑中
  虚构阴谋论的部分特征
  光有动机并不够
  科学家面对营利动机应如何应对？
  互联网的隔绝力
  校正行动的空间
第二章  卡里斯玛型领袖
  旁观者眼中的领袖形象
  是什么令一名领袖具有“卡里斯玛”？
  邪教与卡里斯玛型领袖
  领袖是如何说服我们的？
  卡里斯玛型领袖诉诸“情绪脑”
  案例研究：彼得·迪斯贝格
  案例研究：安德鲁·韦克菲尔德
  案例研究：珍妮·麦卡锡
  案例研究：吉勒一埃里克·塞拉利尼
  案例研究：韦恩·拉皮埃尔
  卡里斯玛型领袖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知道你错了，但无论如何我都要模仿你
  嘿，体育迷
  避免被说服的预防针
第三章  确认偏误
  确认偏误是什么？
  科学家抱有的确认偏误
  医学领域的确认偏误
  全都在你脑子里
  给我事实就够了
  证明我们自己错了
第四章  因果关系与填补知识空白
  什么是原因？
  若能证伪，可能为真
  画饼难充饥
  精挑细选出恶果
  巧合？我不这样认为
  我们爱模式
  被模式困住
  这真的只是巧合
  兔脚与其他奇怪的信仰
  那么我们应该拿四格表怎么办？
第五章  逃避复杂性
  科学文盲有多种肇因
  复杂的科学能把我们中最聪明的人搞糊涂
  处理复杂问题相当耗费精力
  教育人们科学方法
  激励大脑接受改变
第六章  接受风险与可能性
  别让数据挡了你的道？
  我们并不总能看出什么是有风险的
  熟能生误
  跟什么比？
  我们可能并不理解可能性
  就连专家也会搞砸
  要是我们看得见它，就相信它
  同情造就了我们人类
  人性化的反应
  为什么要买彩票？
  操纵我们的情绪
结语
  原则
  最后的话
注释

    2014年10月8日，托马斯·埃里克·邓肯在达拉斯市的一家医院因感染埃博拉病毒去世。从他被诊断出感染埃博拉的那一刻起，遍布全美的各家媒体就开始用相关新闻不断拉响警报。媒体马上将邓肯的死归咎于护理他的医院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截至当月月底，美国共出现了四例埃博拉病例：两例普通病患——包括邓肯在内——是在这种疾病正在大肆流行的非洲国家感染的；两例为医护人员，是在护理邓肯时感染的。整个月，关于埃博拉的新闻占据了全美各大报纸头版，警告我们现在面临着染上这种致病疾病的危险。这些媒体报道让人心惊胆战，某些人因此产生了不知送孩子们去学校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是否安全的担忧——即便他们居住在与这四例病例相距甚远的地方。“有报道称孩子们被带离学校，甚至有部分学校关闭，”《赫芬顿邮报》的迪恩·贝克写道，“许多地区都有人不去上班了，另一些人则选择开车而非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他们害怕从其他乘客那里感染埃博拉病毒。还有报道提到人们纷纷远离商店、餐馆及其他公共场所。”缅因州一所小学让一位教师停课，因为她曾人住达拉斯的一家酒店，该酒店距离两位护士感染埃博拉的医院有9。5英里远。正如查尔斯·布洛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所说：“我们国家与其说是在迎战一种病毒，不如说是在迎战一种恐慌，这种恐慌正是反动政客和不负责任的媒体煽动起来的。”
    其实，托马斯·邓肯不是唯一一位于2014年10月8日在美国去世的人。只要从年度统计数字中进行推算，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当天在美国约有7000人死亡。其中约有半数死于心脏病或癌症；331人死于意外事故，车祸是其中最常见的事故原因；还有105人死于自杀。邓肯死亡当天，约有80人因枪伤死亡，这些枪伤有2／3是本人操作枪械时发生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通讯记者迈克尔林·杜克里夫经过粗略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感染埃博拉的概率是1／13300000，远小于死于飞机失事、蜜蜂蜇刺、遭遇雷击或鲨鱼袭击的概率。在美国，在车祸中丧生的概率是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约1500倍。
    在2014年10月8日这一天，几乎没有一篇头条新闻与蜜蜂蜇刺或鲨鱼袭击有关，这的确不足为奇，大概还显得很自然——毕竟，埃博拉出血热（EHF）的病因，即埃博拉病毒感染在美国是很不寻常的，而心脏病、癌症、车祸、自杀和谋杀则是常态。然而，问题在于，媒体对埃博拉的强调（以及普通人对埃博拉的恐惧）超过了对其他常见得多的致命因素的关注。这种做法会制约我们的行为，有时还会带来危险。有多少人在阅读讨论他们感染埃博拉的风险的文章时是在吸烟或者吃糖分过高的早餐麦片呢？
    某些美国人匆匆加入流行一时的谴责阵营，就埃博拉问题指责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坚持认为政治家和医疗机构犯了错，控诉非洲国家无知而愚昧的行为。在华盛顿特区，圣公会三一教堂约有1／4的教徒不再做礼拜了，因为他们害怕其他教友之前去过西非。俄亥俄州的一家婚纱店店主公开表示遭遇了数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因为安伯·文森——在达拉斯感染埃博拉的两名护士之一——曾经光顾过该店。店主在病毒潜伏期内关闭了店铺，还请专业清洁公司对店铺进行消毒，但是“这群吓坏了的顾客还是取消了订单”。一份总统调查团报告指出：“美国人只关注自己被旅行者感染埃博拉这种近乎不存在的风险，却没有强烈要求去帮助这种疾病正在流行的那些国家。”’很有可能，这些惊恐万状的美国人并没有加强体育锻炼，减少食用深加工食品，系好安全带，戒烟，把家里的枪都卸下子弹锁进柜子，或者为自己的抑郁症或酗酒问题寻求医疗帮助。埃博拉的传奇性的确令人兴奋，就像是看恐怖电影。而对其他导致死亡的原因，人们却熟视无睹，提不起兴趣。换句话说，美国人的行为是不理性的。他们大大高估了埃博拉的风险，同时低估了其他致命伤害的风险，而后者是他们有可能通过采取行动来改变的。正如萨拉在当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的：“美国人为了不让自己早早死于病原体感染能采取的最有效做法是什么？接种流感疫苗。”
    ……
    我们相信，如果没有能力把科学当作决策依据，我们将落人浪费时间和宝贵资源，并将自己和孩子们置于重大危险之中的境地。正因为这样，我们相信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将不理智的健康观念中的复杂细节，以及医学界、公共卫生界人士已经做出的回应彻底梳理清楚。这就是我们承担完成这本书的任务的理由。阐明不理智的健康决策的成因并提供解决办法并非易事，我们当然也不会声称掌握了所有答案。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在努力，因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决策很多时候就意味着生与死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
    对本书标题，我们要说一句：《认知陷阱》揭示了本书的两大核心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讨论可能有哪些原因导致人们否认科学告诉我们的事情。如果我们拒绝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他们中有些人有可能染上本来可以预防的重病。如果我们毫无必要地使用抗生素，这种行为就会促使耐药性强的菌株传播开来，或许会导致严重的传染病暴发，甚至致死。在这两种情况下，拒绝接受可靠的科学证据都会造成悲惨的后果。但是我们还想再次强调，第一个主题尽管在本书中十分重要，但不是我们着墨最多的地方。我们在本书中举出的每一个科学问题背后都有压倒性的数据支持，而全面分析这些证据并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我们实际上最关注的是《认知陷阱》这个标题中的第二层含义：人们情愿把他们对科学的错误认识“带到坟墓里去”，纵然面对大量证明他们错了的证据并因此令自己置身险境也在所不惜。我们相对而言没那么关心如何说服我们的读者让他们的孩子去接种疫苗（当然应该接种），而是更想试图理解为什么有些有知识、有善心的人执着地相信疫苗有害。我们对转基因生物、核能、抗生素、巴氏消毒法、电休克疗法，还有我们为了阐明这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而列出的其他所有例子，都抱持着相同的原则。
    我们并未声称自己对本书讨论的所有主题都是绝对的专家，但我们在辨认证据是好是坏方面却是专家。我们希望本书的广大读者经过努力能掌握这门技术。当然，我们不会自称能够不受心理诡计的影响，就是那些有时会令我们中的某个人不相信真凭实据的诡计。没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想谦逊地指出，我们知道如何改进我们每个人对否定证据这件事的看法。因此，本书的目标读者范围极广，从公共卫生和医学专业人士、科学记者、科学家、政治家再到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本书能帮助每一个正在或曾经因为科学争论感到困惑的人，无论这个争论是在新闻中读到的还是从朋友口中听说的。我们自己也是这类人中的一员，我们的许多亲朋好友也是如此；我们希望你加入我们，一起走过这段旅途，尽可能去理解这种困惑从何而来，我们又该怎么做。

    我们整本书都在主张，在拒绝接受科学证据这种行为背后有着复杂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神经生物学基础。我们还认为，此类倾向中有很多在各个方面都是适应性行为，很正常，也很符合人类的本性。我们中有些人对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人口健康，同时帮助不同个人在充分获知科学信息的前提下做出医疗健康类抉择感兴趣。对这部分人而言，剩下的挑战是弄清科学错误信念的成因而又不至于彻底冒犯对方，或者试图抑制这种倾向，这样更糟。告诉人们不要感情用事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我们也坚信，压抑人脑的这一面不符合任何人的最大利益。所以，我们建议使用一种多要素方法来帮助人们，引导他们直面证据，同时又不会忽略人性中重要的那一部分。最后，我们不希望人们在本应关注数据的时候争先恐后地寻觅逸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希望社会上充斥着只看得到百分比和可能性，而不对身边的人表示同情的人。我们只想帮助人们更好地分辨什么时候他们的本能心理冲动在保护自己，什么时候这些冲动在损害他们的健康。
    在结语中，我们首先要提出我们认为每个读者都应在读过本书之后接受的若干条核心原则。随后，我们将展示这些核心原则如何化为我们的具体建议，即与不相信科学的人沟通和打交道的时候应采取哪些更好的策略。我们称其为戈尔曼一戈尔曼（Gorman－Gorman）法。
    原则 第一条指导原则：不是只有未受过教育的人才会做出不理性的医疗健康类决策。 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多次见到，做出理性的健康选择并不一定与受教育程度挂钩。有丰富的事例显示，有些学术经历卓越（包括在科学方面的学术经历）的人也会全心接受关于一些重要议题（如疫苗与自闭症之间的关系和艾滋病病因）的不真实和不理性的信念。最突出的例子包括像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和彼得·迪斯贝格这样的人，他们都接受过科学与医学方面的正规教育，也各自有过一段出色的科学生涯，但随后就建立了第二段职业生涯：鼓励、劝诱他人接受不科学、往往还很危险的健康理念。不能狡辩说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还有其他类似于他们这样的人——缺乏理解理性和不理性的医疗健康类选择背后的科学原理，尽管不理解科学原理是导致我们在心理上更容易怀疑科学证据的首要因素之一。这里的问题不是无知，而是心理学方面的推动力。这种力量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惊人的进化适应性，对人类的存在、人类社会的构建与持续意义重大。 因此，我们强烈反对任何人在接触疫苗反对论、艾滋病否定论或其他任何非科学信念时，仅仅围绕它们都是源于无知这个假设进行交流。有非常清晰的证据表明，无知并不是这些非科学信念形成的主要因素。假如就无知这个主题喋喋不休——正如众多医务工作者和公共卫生官员所做的——只会导致“科学界人士”和“非科学界人士”之间产生更深的敌意，最终还无法说服一批已经懂得科学的人接受科学信念。正如我们在全书中所展示的，必须首先着重提出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因素是不科学信念背后的驱动力这一点，而不应提到抱持这类信念的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科学的复杂性。假如与科学否定论搏斗只不过是教育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的任务将会比实际情况简单得多，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条原则。 第二条指导原则：不是“信息匮乏”这么简单。 人们很容易将拒绝相信科学证据的思维归咎于无知和信息匮乏。在《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罗伯特·珀尔医生强调，“理解可预防的传染病的潜在后果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家长们而言”。。类似的发言还可以在2001年《疫苗》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文章标题就是很好的证据——《理解那些不理解的人：反疫苗运动简述》。。这两篇文章都表现出坚信科学否定论与信息匮乏有关的强烈倾向。其结果就是，众多公共卫生官员和医务工作者为了回应健康否定论者的信念，将更多的信息塞给“那些不理解的人”。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说，有相当多的否定论者受教育程度很高，信息宣教运动对他们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主张，仅仅把更多数据资料塞给人们，去证明疫苗不危险但传染病很危险这种做法，将永远不足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手段行不通的部分原因是它彻底忽视了与科学否定论相伴而来的心理学、情绪及社交方面的本能。我们在本书中描述过它们，并且证明它们对于助长科学否定论信念相当重要。 …… 如果想明确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唯一的方式是以下这种做法：学习科学方法，要求了解人们从哪里得到数据、他们属于哪个组织机构，在考虑过多种观点以前不做判断。听到某人就与我们的健康有关的任何事物做出它有风险或它很安全的声明时，要坚持发问“这是跟什么相比得出的结论”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呢”。最重要的是，让学习科学这件事成为你和你的家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后的话 有些人的观点永远也不会改变。但假如我们能打动那些还没拿定主意的人，并阻止他们接受不正确的科学观念，那么我们可以说取得了胜利。应该始终理解、同情我们努力打动人们的做法。没有人可以对偏见、经验法则或感情用事彻底免疫。正如我们希望在本书中所表达清楚的，我们坦然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都有一些坏毛病，而且，这种坦然当然并不表示我们以后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再犯。就连丹尼尔·卡尼曼也承认，自己偶尔会去买彩票。我们知道自己无法也不愿克服情感和社会动力的超强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有时会使我们在科学思考中误入歧途。我们的目的不是促使世界变成一个人们不爱听故事、不聚在一起谈论自己的困扰，也不会受到卡里斯玛型领袖鼓舞的地方。可是我们的确希望强调一点：如果我们不把心理学、情感和社会动力纳入对话中，就永远不能在反对危险的、不科学的理念的斗争中取得任何进展。正如我们希望自己已经表明的，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人们为什么会坚持毫无科学依据的、不理性的医疗和健康观点——的答案其实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是有同理心而且有构建社群的强烈动机的人类。我们永远不会支持腐蚀人性中这些美妙特质的做法。 因此，当我们设计促进自身掌握科学真相的策略时，必须充分将上述特质纳入考虑范围。应当给你的孩子接种疫苗；认识转基因食品和核能的益处而不仅仅是风险；不要喝未经巴氏法消毒的牛奶或用抗生素治疗病毒；如果抑郁过于严重且药物难以奏效，就同意接受电休克疗法；不要购买枪支。上述每一条建议都能激起强烈的情绪，还会激怒一些人，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压倒性的科学证据的基础上的。通过将同情、同理心和情感加入这个等式中，我们最终就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做好总有一天会救他们一命的关键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