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是英语写作史上公认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亚当·斯密则无疑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商业社会理论家。不仅如此，更令世人瞩目的是，他们之间彼此支持、莫逆于心的半生友谊。本书内容循着这份旷世友情的时间轨迹展开，从1749年会议上的初遇，直到1776年休谟溘然离世，在这超过25年的时间里，管窥他们之间的个人交往和思想影响。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如何评价彼此的著作，如何支持彼此的事业发展和写作抱负，又如何在患难时刻毫无保留地为对方提供建议，正如在休谟和卢梭之间的疯狂闹剧中所表现出的那样。我们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参加同样的俱乐部，他们总是争取更多的时间和对方相处（尽管实际共处的时间，可能少于他们的期望）。我们还会看到，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持相同的观点，但在宗教和教会问题上，却有截然不同的公开立场。这将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题。
    这本书既是对休谟和斯密研究的重要贡献，也献给渴望了解这两位启蒙时代的天才，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伟大的哲学友谊感兴趣的每一位读者。

    大卫·休谟是公认的英语哲学家第一人。当休谟在世的时候，他却因为对宗教思想的怀疑，而被攻讦为“大异端”，同时代人认为他误人子弟。与之对照，亚当·斯密生前是受人敬仰的道德哲学教授，今天则被世人尊崇为“资本主义之父”。休谟和斯密在大部分成年岁月里都是对方最好的朋友，二人的交情可谓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友谊。这本《异端与教授》是罕见的、专门介绍这两位启蒙思想巨人之间友谊的作品。
    本书从1749年两人初次见面开始写起，一直到1776年休谟去世，讲述了两人如何评论对方的作品，如何在职业发展与学术追求上相互关照，又如何在对方的个人生活上提出建议，特别是在休谟与卢梭交恶之后。休谟与斯密共同生活在苏格兰启蒙时期生气蓬勃的思想氛围之中，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加入同样的俱乐部，对包括哲学与经济学在内的许多问题都有同样的兴趣：从心理学、历史，到政治学、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争，不一而足。透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看到：出乎很多人预料，斯密私下的宗教观，其实与休谟十分接近；而休谟对经济学、斯密对哲学的贡献，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大得多。

    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这本奇妙的书里，每一页都浸透着二人友谊的欢乐，你会喜欢上他们两个，无论是作为思想家，还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如果有幸能参加休谟的晚宴该多好啊！
    ——Angus Deaton，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异端与教授》将休谟与斯密的友谊故事娓娓道来。14个精心安排的章节，带领读者走近二人相互交叠的生活，包括休谟与卢梭之间声名狼藉的争吵，当休谟去世时二人友谊自然走向的高潮，以及14年后斯密本人的离世……一本短小而生动的书，不仅能吸引普通读者的兴趣，也能让专家的兴趣持续始终。这相当了不起。
    ——Jesse Norman，英国财政部金融大臣，《亚当·斯密传》作者：
    近五年最好的关于休谟和斯密的权威学术著作，注定会成为关于那个时代的经典。
    ——Gavin Kennedy，《谈判：如何在博弈中获得更多》作者
    这本书是阅读快感和严肃思想史的完美结合，极富启发性，让人不忍释卷。
    ——William Easterly，纽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推荐序
引言
致谢
著作缩写说明
0  前言：最亲爱的朋友
  “在失去了我们的王子、议会和独立政府，甚至是失去了我们的首要贵族后……我们竟成为全欧洲在文学上最杰出的民族，这难道不值得世人惊奇吗？”
1  快乐的怀疑论者（1711—1749年）
  “因为真挚待人而沾沾自喜，不过是在过分尊敬那些俗众和他们的迷信。是否曾经有人把对孩子或疯子讲真话当作一种荣誉？”
2  邂逅休谟（1723—1749年）
  “他的脸庞宽阔肥胖，嘴巴巨大……整个人胖得根本不像是个睿智的哲学家，倒更像是个吃甲鱼的高级市政官……毫无疑问，智慧从来没有把自己打扮成这般粗俗的模样。”
3  友谊萌芽（1750—1754年）
  “相较于其他任何人来说，我更喜欢大卫·休谟成为我的同事，但恐怕公众不会同意我的意见；社会（也就是大学）的利益，将迫使我们对公众的意见有所顾虑。”
4  历史学家和教会（1754—1759年）
  “英国文坛在历史方面的荣誉几乎是空白的。风格、判断、公允、审慎——这些我们的历史学家皆不具备。”
5  《道德情操论》的诞生（1759年）
  “我接下来要告诉您让人沮丧的消息。您的书非常不幸，因为公众似乎将要表达极度的赞赏。一些缺乏耐心的蠢货在找您的书来读，而文人墨客已经纷纷开始大声地赞美它。”
6  在法国的盛情款待（1759—1766年）
  “我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玉液琼浆，呼吸的是熏香，脚踩的是鲜花。我遇到的每个男人和女人，如果没有长篇大论、字斟句酌地赞美我，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尽到最重要的责任。”
7  与疯狂哲学家的争吵（1766—1767年）
  “这里的每个人都确信，卢梭就是个无耻卑鄙的疯子……在公众面前撕开这个伪君子的面具，对于您来说不啻为一种冒险，这将彻底打破您平静安详的生活。”
8  要命的海上晕船（1767—1775年）
  “休谟先生因没有见到斯密先生而落寞寡欢。他希望斯密先生明天过来后能一直待到吃晚饭。”
9  《国富论》的成功（1776年）
  “这本书需要全神贯注阅读，而公众现在都缺乏耐心，所以我担心这本书一开始不会很畅销。但……它最终一定能吸引公众的注意。”
10  《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出版安排（1776年）
  “说他是个恶棍，是因为他指派一个蠢货来抵抗宗教和道德；说他是个懦夫，是因为他本人没有勇气和决心开火，却留了半克朗给一个苏格兰叫花子，让他在自己死后扣响扳机。”
11  哲学家之死（1776年）
  “别了，我最亲爱的朋友。”
12  超过十倍的谩骂（1776—1777年）
  “一张我认为毫无恶意的纸上，我恰巧写下了关于我们已故朋友休谟的死亡，这为我招致的谩骂，比我强烈抨击大不列颠整个商业体系时招致的还要多十倍。”
13  尾声：斯密在爱丁堡的余生岁月（1777—1790年）
  “不，在您尚未落座之前，我们不能坐下，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附录：休谟《我的一生》与斯密《致斯特拉恩的信》
译后记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两位杰出思想家。本书叙述的主要是这两位思想家私人交往和思想影响的故事。
    在国内外学术界，休谟主要作为哲学家而闻名，斯密则作为经济学家而著称。事实上，他们二人都是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休谟还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只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休谟的哲学思想和斯密的经济理论。在主流经济学界，休谟只是偶尔作为斯密某些经济思想的先行者而被提及。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都是苏格兰人，休谟年长斯密12岁。按我们中国人的生肖来说，二人同属兔，休谟的年龄比斯密整整大一轮。据本书作者考证，休谟和斯密初次见面是在1749年秋天，当时斯密应邀在爱丁堡举办修辞学和文学系列讲座；此后二人交往和学术交流频繁。他们从相识、相知，到成为莫逆之交，友谊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直到休谟1776年8月25日去世。
    斯密和休谟不仅在年龄上差得不少，而且性格迥异：休谟性格乐观开朗，和蔼合群；而斯密这位未来的政治经济学之父则常常心不在焉，容易走神，喜欢自言自语。二人之所以走到一起，成为终生挚友，是源于共同的学术志趣和学术思想。
    斯密14岁时（1737年）成为格拉斯哥大学学生，1740年作为斯内尔奖学金的获得者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直至1746年毕业。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受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影响，斯密在一系列主修课程中，最感兴趣、花最多功夫研究的是伦理学和法理学。休谟和斯密那个时代的道德哲学包括四个部分：自然神学、伦理学、法理学和政治经济学。可见，斯密进入学术殿堂的第一站，并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道德哲学。而且，斯密学术生涯的前半段也主要是研究道德哲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1751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的第一个教职是逻辑学教授，次年便转任道德哲学教授。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就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斯密是在1764—1766年作为巴克卢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旅行访问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期间，才把他的主要研究兴趣转向政治经济学。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使他获得“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声誉。
    在斯密完成格拉斯哥大学学业前夕的1739—1740年，休谟出版了他人生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道德哲学著作《人性论》。《人性论》的作者原本期望该书的理论成为所有道德科学（即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中心。不幸的是，该书由于主张无神论被教会指控为异端邪说，出版以后遭到学术界的冷遇，读者寥寥。正是在休谟为他的《人性论》遭到“死寂一般”对待而饱受煎熬的日子里，斯密作为牛津大学学生正在偷偷研读《人性论》！显然，《人性论》中的某些思想吸引了斯密，使他和作者产生了共鸣。这是斯密和休谟的第一次神交。这意味着，早在斯密和休谟1749年第一次见面的大约10年之前，斯密就已经通过研读休谟的著作而结识了休谟。
    斯密和休谟都接受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强调法治，主张有限政府、言论自由、宗教宽容、私有财产和商业活动；他们都支持当时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倡导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
    斯密哲学思想和经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受到了休谟思想的深刻影响。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斯密撰写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引导与指导哲学探究的原理》（斯密去世5年后才出版），该书不但谈到了休谟的《人性论》，而且还重述了《人性论》中的某些思想。休谟的同情心概念、自然法思想、人性论、功利主义学说等，都对斯密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从斯密的经济人假说、“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自然秩序观、自由贸易学说等方法和理论上，都可以看到休谟思想影响的印记。虽然斯密和休谟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虽然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体系创建和理论创新上大大超越了休谟而成为现代经济学鼻祖，但是休谟对斯密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长久的、深刻的。
    在某种程度上，休谟是斯密迈入经济学殿堂的间接引路人。1766年2月中旬，斯密陪同巴克卢公爵一行人到达巴黎。在休谟推荐下，斯密很快加入了巴黎的一些学术沙龙，结识了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其中就有当时法国的主流经济学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弗朗索瓦·魁奈、德·米拉波、阿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等人。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时就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内容，而当时理论成就达到顶峰的重农学派，以及对当时法国和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地考察，无疑进一步激发了斯密对经济学的兴趣，加快了斯密的经济学研究进程。1766年11月返回英国不久，斯密就开始了经济学的思考和研究，花费了9年左右的时间，终于写成了《国富论》这部政治经济学巨著。
    《国富论》于1776年3月出版。该书受到休谟的大力支持和热情称赞。休谟在1776年4月1日给斯密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斯密先生：我为您感到高兴，仔细阅读此书后，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由于您、您的朋友和公众都对此书期望甚高，我一直对其出版感到极其焦虑不安，现在终于如释重负了。”（见本书第247页）
    斯密非常尊崇休谟，斯密“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一直认为休谟是人类的脆弱天性所能企及的、最接近无上智慧和完美道德的人”。（见本书第354页）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在生前分别在各自的遗嘱中指定对方为其遗稿管理人，把身后大事托付给对方，可见他们的友情和彼此信任度非同寻常。差不多两个半世纪以来，这两位著名思想家的友谊一直在学术界作为美谈佳话传颂，二人的友谊和思想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本书则是这种关注和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
    本书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仔细考证了休谟和斯密从相知到相交再到成为终身挚友的全过程，认真分析了他们友情发展的原因、社会和学术背景，以及这种友情对二人学术发展、对当时乃至后世学术流变的影响。本书既是一本休谟和斯密的学术简史或人物传记，也是一本18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英国乃至欧洲大陆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简史，它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哲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状况、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以及学术思想潮流。本书不仅仅讲述了斯密和休谟二人交往和思想影响的故事，也讲述了与二人相关的其他学术名家、学术界和社会背景的故事，例如：休谟与卢梭的公开争吵；休谟两次应聘教授被拒；当时教会与学术界的关系；休谟和斯密在法国的生活、见闻和思考；休谟的《人性论》和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在当时的社会反响；以及这些名著对当代学术和社会的影响；等等。
    本书译者徐秋慧博士长期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在这个专业方向上积累深厚，在学术期刊和网络上发表过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她主持翻译本书，使本书的学术质量得到了保证。本书译文流畅，表述准确，可读性甚佳。我相信阅读本书的读者一定会大有收获。

    2017年11月，格致出版社编辑王萌先生偶然在公众号“经济学江湖事”中看到我撰写的一系列随笔，其中有几篇的主角是苏格兰启蒙学者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斯密是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建者，而休谟则是英语写作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他们之间真挚的哲学友谊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我所撰写的随笔的主题。王萌先生对此颇感兴趣，遂邀约我翻译这部探讨斯密和休谟之间哲学友谊的传记性著作，即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的《异端与教授》。
    因对这两位学者热爱，也因对其所处社会现实和宗教环境的好奇，我欣然接受邀约，偕犹他州立大学在读研究生侯昱杉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支行的张晓辉一同翻译。前言到第5章由侯昱杉翻译；第6章由徐秋慧和张晓辉翻译；第7至9章由徐秋慧翻译；第10至12章由张晓辉翻译；尾声、附录和其余各部分所有文字由徐秋慧翻译。全书由徐秋慧校对统稿。
    我们从2017年12月开始翻译，到2018年9月底结束。由于对启蒙时代伦理道德哲学和神学争论了解不足，在翻译中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其间查阅了不少启蒙时代的学者原著，以便确认一些概念、名词和事件的确切翻译方式。尽管我们心怀敬畏不敢疏忽，但由于能力所限，译文中必然存在很多不妥甚至是错误的地方，敬请学界前辈、同仁和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我们的联系邮箱zhongze_lx@163.com 徐秋慧 2021年3月于北京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