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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的真相/何以中国

  • 定价: ¥69
  • ISBN:9787213101977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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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浙江人民
  • 页数: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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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历史应该表现得更具客观性,历史学则允许有主观立场存在。问题是,历史并非纯粹客观史料,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著作中,历史与历史学并存,历史叙述依据史料,也会贯彻史家的历史观。古代史家同样会用自己的历史观驾驭史料,在看上去很客观的叙事中,他们的历史观已经无声无息地占据所有空间。
    唐高宗的历史问题,因此变得错综复杂。
    本书通过具体历史事实,拨开了唐朝以后历代史家,特别是宋朝史家在唐高宗身上造成的迷雾,使得一个真实的唐高宗重见青天。对于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关系,本书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书中对他们之间相知相爱的描述,也还给人们一个更加真实的武则天。

内容提要

  

    传世史书多认为唐高宗“软弱无能”,但它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高宗时代拥有唐代最辽阔的疆域,高宗之后能有“开元盛世”的到来。事实上,唐高宗外圆内方、胆大心细,敢想敢为。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同和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论用“君主无为”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是实际达成的事功来衡量,高宗都是一个成功的皇帝。
    史书之所以如此描绘唐高宗,无非是由于他培养的武则天后来用“武周”取代了“李唐”。后来的史家为防止再出现女皇专政的局面,必须提供可以为戒的史实。因此,他们宁愿“弱智化”唐高宗,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本书在梳理、甄别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大胆为高宗正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不一样的唐高宗。

作者简介

    孟宪实,1962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专业方向为隋唐历史、敦煌吐鲁番学。曾在新疆工作多年。著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2004年)、《敦煌民间结社研究》(2009年)等专著,与荣新江、李肖共同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2008年)。在《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一百二十余篇。

目录

引子  拨开迷雾,告诉你一个真高宗
第一讲  殿下的早年生活
第二讲  从殿下到陛下
第三讲  舅舅当家
第四讲  房遗爱谋反案
第五讲  长孙的巅峰时刻
第六讲  高宗突围
第七讲  公主之死
第八讲  甥舅战役
第九讲  高端决战
第十讲  反对派的结局
第十一讲  悲剧渊源
第十二讲  唐高宗的功臣们
第十三讲  帝后一家
第十四讲  高宗的孩子们
第十五讲  亲密战友
第十六讲  升平皇帝
参考文献
附录一  唐高宗大事年记
附录二  唐高宗世系表
后记

前言

  

    唐高宗的历史问题
    唐高宗李治,唐代第三位皇帝,公元650—683年在位。任何时代,政治斗争都是难免的,因为权力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围绕皇位的斗争,史不绝书。在你死我活般斗争的浪涛中获得优胜,“武功高强”是自然的。唐高宗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最后获得胜利。但是,政治的胜利并没有为他赢得历史的胜利。历史与政治的距离,竟然会如此遥远。这里,把这个问题概括为“唐高宗的历史问题”。
    唐高宗之后,唐朝的皇帝都是高宗的子孙,所以唐高宗的历史地位是稳固的,贬低唐高宗的言论在唐朝显然是危险言论。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后的唐玄宗逃往四川,发布诏书《命三王制》,提及列祖列宗有如此说法:“我高祖神尧皇帝,奄有大宝,应天顺人。我太宗文武圣皇帝,堪难造邦,光宅天下。高宗天皇大帝,修文偃武,惠绥四方。”高度赞扬高宗的功绩,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的。《改元光宅诏》中,列举高祖、太宗和高宗的功绩:
    高祖神尧皇帝,披图汾水,仗钺参墟,廓氛被而安四维,扫搀枪而清六合。太宗文武圣皇帝,负日月而膺运,鼓雷霆以震威。荡海夷山,功浃八荒之外;救焚拯溺,仁沾万域之表。乐和礼洽,天平地成,茂绩光于遂初,鸿名冠于阖辟。高宗天皇大帝,云房诞睿,虹渚降灵,受绿错之祯符,应朱绨之景命。飞车乘毳,臣轩顼之不臣;没羽浮金,服禹汤之未服。开边服远,更阐寓于先基;富贵宁人,重增辉于前烈。
    高祖、太宗是创业皇帝,在此基础上,高宗带领唐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臣轩顼之不臣”“服禹汤之未服”,还有开边服远、富贵宁人,都是超迈前烈的。这是高宗评价的基调,后来也变化较少。在后人的印象中,能够与高宗媲美的,只有玄宗的开元之治。但是,高宗和玄宗都遭遇了其他问题,历史评价陡然不同。唐玄宗有了安史之乱,唐朝的盛衰转变在唐玄宗治下发生,无论如何玄宗逃脱不了干系。高宗呢?随后发生的武则天篡唐,这是唐朝前期的重大挫败之一,可与安史之乱相提并论。武则天的政治生涯中,唐高宗的角色显然重要,武则天的事,高宗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这是唐高宗的核心问题。唐朝评价唐高宗,或有为尊者讳的理由,而唐朝一过,所有唐朝问题都变成了历史问题,后世史家于是能够纵横放言,直书心意。对此,可以《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评论为代表。《旧唐书·高宗本纪》之后的“史臣日”,内容如下:
    史臣日:大帝往在藩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喝。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
    在这里,除了说高宗登基之前有长者之风外,评价的都是即位之后的事,其中没有一句是好听的话。祖宗打下的天下,差一点被高宗彻底废了,“宗社为墟”。其中,“中宫被毒”“元舅衔冤”指的是废王立武事件,至于武则天篡唐,还是比较含糊的。再看《新唐书》的评价,就更清楚了,唐高宗的历史评价,每况愈下。《新唐书·高宗本纪》之后的这段赞语,应该出于欧阳修之手,言辞犀利,入木三分:
    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
    欧阳修直接从“武氏之乱”下笔,认为武则天给唐朝带来的损失,比西周时期的褒姒更严重。唐太宗伟业,差一点就被毁,包括宗室、士大夫遭受的巨大伤害。为什么会出现武氏之乱呢?欧阳修把责任首先归于唐太宗,知子不明,“卒用昏童”。至于唐高宗,溺爱夫妻之间,一无是处,是导致武氏之乱的直接推手,“毒流天下,贻祸邦家”。武则天被称作“武氏之乱”,唐高宗是罪人,还连累了唐太宗。
    唐高宗以后的唐朝皇帝,不仅是唐高宗的子孙,也是武则天的子孙。当朝评价祖先过甚,很可能有违孝道。但是,这个政治禁忌到了北宋早就烟消云散,武氏之乱被归纳出来,相应的责任,自然也要得出清晰的结论。可见,历史事实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历史评论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可以称为历史,后者,叫作历史学。距离历史越远,历史学越发达,自由施展的空间越宽广。
    历史应该表现得更具客观性,历史学则允许有主观立场存在。问题是,历史并非纯粹客观史料,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著作中,历史与历史学并存,历史叙述依据史料,也会贯彻史家的历史观。古代史家同样会用自己的历史观驾驭史料,在看上去很客观的叙事中,他们的历史观已经无声无息地占据所有空间。
    唐高宗的历史问题,因此变得错综复杂。要弄清历史真相,首先得穿过历史著作的层层迷雾,如何既要与传统史家划清史观界限,同时还要使用他们著作中的史料?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如何贯彻他的“武氏之乱”观点,当事人不论是武则天还是唐高宗,他们一言一行的记载,是否都是“武氏之乱”的证明?
    把武则天篡唐称作“武氏之乱”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包括唐高宗甚至唐太宗,都要服从“武氏之乱”的这个重要的历史逻辑,是否有可能导致在史料上大动手脚,甚至舍弃其他史料?武则天称帝篡唐,是在唐高宗去世之后,唐高宗生前对此如何能够预料?武则天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女性成为皇帝,武则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此唐高宗怎么可能会有先知先觉?有史家把武则天称帝解释为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高宗时已经暴露很多,只是高宗浑然不觉,因为高宗是弱智昏童。这正是用史观驾驭史料的典型。所有叙事安排,都会指向这个结论,读史如何能够识别真相?说到人物故事,至今依然是传统史学的天下,这是有缘由的。因为传统史学占据了时间上的优势,更多的客观史料消失了,史学著作的影响力更加重大。传统史家的历史观点,如同史料本身一样,难以撼动。
    为了后世史家的观点,牺牲了历史主人公,唐高宗不是唯一的。唐高宗的历史问题,说起来众多,核心只有一个,历史真相何在?求解历史真相,是历史学的本义,也是历史难题,又无法回避。
    真相,至少是个良好的目标。
    讨论唐高宗的真相,至今也有十年多的历程。很多具体问题,比最初更加明朗,但要获得更多读者同意,并非易事。所以,退一步想,就算多一个参考答案吧,毕竟历史思考胜过历史结论。
    浙江人民出版社希望出版此书,证明此书还有一些阅读价值,这对我激励很大。编辑们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令我十分感动。
    历史真相,至少是史学的魅力之一,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孟宪实

后记

  

    1994年9月,我刚刚投到吴宗国先生门下。当时大学毕业在新疆师范大学教书已经11年。对于一个学生而言,我是老兵新传,但是对于历史研究,依然有很多迷茫。有一天,我战战兢兢地问吴先生:“历史研究如何发挥推动历史的作用?”吴先生微笑,而微笑之后,吴先生通常会反问:“这要问你啊。”但这次,先生没有反问而是简单有力地说道:“转变为常识。”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折磨我很久,虽然身在历史学界已经多年,但是一直不能很清晰地把握本学科的价值。仅仅是搞清楚历史过程不能满足我们的疑问,一个学科如果没有现实的意义,它的存在价值不是很值得质疑吗?那么历史研究的价值何在呢?我提出的问题,是预先设定历史研究有推动历史的作用,问题的焦点放在推动历史的路径上。从研究到常识,正是史学研究发挥作用的途径,传播是必经之路。先生的回答,简明扼要,我在迷茫中如同看到了一盏光明。
    多年以后,我从编剧电视剧《贞观之治》到电视讲座《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和这次的《唐高宗的真相》,不期然与传播相遇。回想与当初先生的教导暗合,应该不是偶然的。好在,在这些很通俗的讲座中,自认为也加入了比较专业的思考。如果说,此前的历史研究,是先有学术成果后有通俗传播的话,那么这次真好相反。学术思考不是以学术论文的方式首先发表,而是用这种比较通俗的方式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想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
    感谢吴宗国先生再次为我写序。有先生的支持,学生就会感到心里踏实。 去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录制《唐高宗真相》的讲座。这本小书就是在讲稿基础上增改而成。出版的内容要多出许多,一些是原本讲座中有而因故没有播出的,一些是讲座没有而后来增加的。我一直不能很好地按照教案讲,所以讲座不足的部分,总有许多要添加补充。 《百家讲坛》的负责人万卫先生、策划解如光先生,一直热心地关照我的讲座和图书出版。编导张长虹、魏学来、兰培胜、林屹屹一直为我不成熟的讲座进行加工添彩,不得不做很多额外的工作,十分辛苦。请接受我诚挚的谢忱。 从2005年10月起足足两年,每个周六我都会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度过,我们有一个“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整理近些年吐鲁番出土的古代文书。在荣新江先生的领导下,我们小组的工作很有成效,最近我们研究整理的成果《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即将出版面世。因为要在《百家讲坛》录制讲座,很多本该我负责的一些工作只好由荣新江先生完成。没有荣新江和小组其他成员的理解、承担与支持,讲座很难完成。感谢荣新江先生,感谢整理小组的全体成员。 本书最终决定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让我有一点点回报的心绪。刘方老师是我长期敬重的师长,本书由她牵头编辑,让我们满心荣光。编辑岳秀坤、张晗等,虽然此前未曾谋面,但是他们认认真真的工作精神让我很是感动。沈睿文、江晓辉为本书提供了精美的图版,没有他们的劳动,本书一定会逊色很多。虽然原本就是朋友,但是真诚地致谢还是需要的。 2008年4月12日,北京老营房路 又记 转眼就是十几年。对于唐高宗,这根本不是一件事,但作者已经白发苍苍了。唐高宗就是历史,写《唐高宗的真相》的人呢?正在被历史“黑洞”强力吸引着,一步步走向历史。 这本叫作《唐高宗的真相》之书,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十几年。这个世界对唐高宗的印象,发生了什么变化吗?恐怕没有。一粒尘埃,在黑夜里拼命地呼喊着,寂静之夜,连风声都感觉不到。在历史面前,研究者只有这样的无力感。 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用今天之我安慰昨日之我。我写了,看不看不管;我喊了,听不听不管;我来过,有没有人看见不管。 原来是十五讲,现在改成十六讲,把原来的一篇附录变成正文。凡是发现的错字都改正了。写篇原来不曾有的前言,发发感慨。 感谢吴宗国先生的序言,什么时候读都如此亲切。 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此书。 2021年1月21日,还是北京老营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