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同龄人、西南联大进步学子、首创“呼啸山庄”译名的翻译名家、百岁老人杨苡，唯一口述自传。
    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先生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一个又一个高峰。
    一个世纪的家国史：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1919年至今，百年中国经历沧桑巨变，家与国、个人与社会载沉载浮，她为历史提供的是一份特殊的见证，传递出“普遍的人生回声”。
    一代知识女性的浪漫人生：岁月呼啸，美无倦意。
    “我出生在五四，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蕞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青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丢。”爱国、进步、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血液般融入杨苡先生的人生选择，明亮的人格让世人看见：被文学生活、文学事业、文学追求所浸润的人生是如何饱满与光洁，优雅而坚韧，乐观而从容。

    “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
    本书是五四运动同龄人、西南联大进步学子、翻译名家、百岁老人杨苡的唯一口述自传。从1919年走向今天，杨苡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时代与人生的淬炼，凝结为一代知识女性的天真与浪漫之歌。
    世纪回眸中，相比于传奇与成就，杨苡更看重她的“日子”，及其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童年深宅里，祖辈的煊赫、北洋政商两界的风云变幻她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境遇；同窗情谊、少女心事、诗歌与话剧，“中西”十年乘着歌声的翅膀，无忧无虑；民族危亡之际，自天津、上海、香港到昆明，西迁途中高唱《松花江上》，文明之火光焰不熄；从西南联大到中央大学，记忆里依旧是年轻的身影——初见“文学偶像”巴金，大轰炸后满头灰土的闻一多，手杖点在石板路上嘀嘀笃笃的吴宓，“夸我们是勇敢少女”的恩师沈从文，还有滇水之边的月下谈心，嘉陵江畔的重逢与告别……
    学者余斌历时十年，用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的真实。家族旧事、翡翠年华、求学之路、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我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杨先生和读者的中间人。有一事至此也就明确了，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史。”

    余斌，六〇后，南京人，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品有《张爱玲传》《事迹与心迹》《周作人》《提前怀旧》《旧时勾当》《南京味道》《译林世界名著讲义》与《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合著）等。

发迹传说
大排行、小排行
父亲杨毓璋
母亲徐燕若
“妨父”之名
外面的世界
又一次大变故
天津搬家史
娘
大公主
二姐
亲爱的哥der
四姐和二姨太
“吾姐”和罗沛霖
姨太太们
八叔和四哥
老姨太与狗叔
大姑妈与四姑妈
姑姑杨丽川
来凤
潘爷
池太太
“中国地”的中西
贵族学校
男老师与女老师
“初恋”
“真笨”
闯祸
乘着歌声的翅膀
“穷白俄”娄拜和美国人格菜姆斯
“重生”
“立案”与会考
三位语文老师
家政课与心理课
恳亲会
演话剧
从看电影到看中旅的话剧
唐若青
中西以外
毕业季
苦闷
给巴金写信
“大李先生”
到昆明去
“云南号”
香港十日
闷罐车上
到昆明了
愉快的日子
青云街8号
沈从文先生
复学生
跑警报
我们的课
吴宓先生
女生宿舍
三人行
虚惊一场
联大的伙食
高原社
学生遇到兵
等待与误会
“颠三倒四派”
C．P．朋友
游行队伍里的陈蕴珍
母亲来昆明
绝交
“害毛毛”
结婚
玉龙堆
王碧岑、范梦兰
金碧医院
正字学校
“大逸乐”和南屏大戏院
岗头村
告别昆明
到了重庆
在丁家花园
在南开代课
哥嫂
做回了学生
新的生活
中大与联大
“高干子弟”
陈嘉先生
重逢
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
换校长风波
两见“蒋校长”
顾诚之死
同学少年(一)：陶琴薰
同学少年(二)：陈琏
同学少年(三)：巫宁坤、何如
同学少年(四)：徐璋与王聿峰
同学少年(五)：吴良凤
同学少年(六)：许丽云和许丽霞
同学少年(七)：马大任与文广莹
两地分居
柏溪
兼善中学
吕医生说的故事
日本人投降了
噩耗
复员
写在后面：书成漫记

    杨苡，一九一九年生于天津，翻译家，一九四九年后第一个《呼啸山庄》中文简体字译本的译者。其兄为翻译家杨宪益，姐姐杨敏如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父亲杨毓璋系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文中的“娘”是杨的正室，“母亲”是三兄妹的生母，在家中称“大姨太”：“大公主”“二姐”为“娘”所出，“四姐”则为杨的二姨太所生。旧式大家庭人际关系复杂，排行亦有各种排法。文中“七叔”“八叔”为杨毓璋胞弟，“五叔”则为堂弟：“姑妈”“狗叔”均为口述者祖父姨太太所生。未详处可参看文中“大排行、小排行”一节。
    关于杨家，我知道的并不多。现在知道的一些，有不少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看来的。其实亲戚间议论得不少，母亲也念叨过，但我总是听过就忘，没上心记过。年轻的时候，我对家的印象很糟糕，鸦片、小脚、姨太太，让人气闷的生活方式……要用标签的话，这不就是标准的封建家庭嘛。
    我认为自己“生正逢时”，因为我生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对政治、理论什么的，我不感兴趣，也从来没弄懂过，同时我与各种运动都是疏远的，但我最基本的判断和态度，或者你说常识、价值观也行，都是新文化给我的。这里面也包括对旧式家庭的态度。
    新文学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巴金，当然是因为我和巴先生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也一直得到他的教诲，但我最初对他产生崇拜，却和他的那部《家》有很大关系。我觉得我的家和他笔下的封建大家庭像极了，简直就是它的翻版，里面的好些人物都能找到对应。年轻的时候，我最强烈的冲动，就是像《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摆脱那个环境，到外面广大的世界去。

    书成漫记
    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有必要交代一下。
    缘起当然是认识杨苡先生。
    一
    杨先生和赵瑞蕻先生是一家子，赵先生是南大中文系的教授，读本科时我修过他的选修课“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还是那门课的课代表。但赵先生的课，我大都逃了，以至于毕业留校分在外国文学教研室，我都不好意思登门拜访本专业的这位退休的前辈。
    忽一日，赵先生的弟子，我的同事唐建清告我，杨苡先生知道我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
    说起来我知道杨先生其人，还在赵先生之前，因刚上大学不久就买过她翻译的《呼啸山庄》，一气读完。又翻过三联出的一个小册子，叫《雪泥集》，收入的是巴金与她通信的遗存。杨先生对巴金的崇仰之情，是人所共知的，张爱玲的路数、风格，与巴金完全两样，杨先生怎么会对她感兴趣呢？这是我很好奇的。
    后来我忖度，多半还是我硕士阶段的导师邹恬先生的缘故。杨先生虽在南京师范学院（后来的南师大）外文系任教，因在中央大学借读过两年，又长期是南大的“家属”，一直住在南大宿舍，和南大中文系许多人都熟，颇有一些，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赵先生。邹老师似乎是晚一辈的人中她最欣赏的一位，用她的话说，“很谈得来”。邹老师对她说起过几个学生论文的选题，所以她老早就知道，邹恬有个学生在研究张爱玲。我怀疑爱屋及乌，杨先生对邹老师的学生，多少也会另眼相看，至于我的选题，杨先生大概觉得有新鲜感，发表过“感想”的，说，这个好。 第一次登门，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了怕有两个钟头。他们家只有这一处待客的地方，我归在杨先生名下，实因即使赵先生在场，与来客的谈话往往也在不觉中就被杨先生“接管”，赵先生的“存在感”则大大地淡化。我虽是因送书而去，看望赵先生却是题中应有，而且他是教过我的，开始也确实多与赵先生对话，但不知不觉就变成主要与杨先生接谈了。 后来我发现，若做出主、客场划分的话，这小客厅是杨先生的“主场”，赵先生的主场在外面。以地位论，赵先生是教授，杨先生退休时，只是一个未进入职称体系的“教员”，参加活动，主次分明。杨先生肯定不接受三从四德那一套，但家中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大格局还是维持着的。即使在家中，赵先生的重要也一望而知，客厅里最显眼的一张大书桌就是他专用，杨先生并没有伍尔夫所谓“一间自己的房间”，似乎也“安于现状”。只是宾客闲聊起来，自然而然，就容易进入杨先生而非赵先生的节奏。 赵先生往往在公众场合显得兴奋，而且很容易就会进入赋诗的激昂状态，私下里却话不多。杨先生相反，公开场合不喜欢说，要说也不自在，在私下场合，则非常之放松，且很是健谈，直到百岁高龄的现在，兴致高的时候，聊上一两个小时，亦不在话下。这里面固然有历次政治运动挨整被批的阴影，另一方面却更是因为性情如此。 闲聊之为闲聊，即在它的没有方向性，杨先生聊天更是兴之所至，不过怀旧肯定是其中的大关目。旧人旧事，恰恰是我感兴趣的。往高大上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则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后者未尝不可从别的渠道获得（比如像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齐如山的《北平怀旧》《齐如山回忆录》等书），但面对面的闲聊更“原生态”，乃至杨先生聊旧时人事的态度、随意的品评，也是我觉得有趣的。 二 于是我去杨先生那儿的次数就多起来。杨先生似乎也欢迎我去聊天。若是隔段时间未登门，她会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最近很忙？有时有客来访，想我可能感兴趣，则会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起聊天。聊得多了，就觉好些内容，实在应该记下来与人分享的。也当真实行了。 …… 其二，杨先生的口述当然首先是她的自传，然同时她的讲述中还留下了许许多多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影，家人、朋友、师长，更是念兹在兹。这里面大多数是普通人，也许只存在于她的记忆中了，可以说，她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作传。她的同辈人在世的已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已然不待“下回分解”。如果每个人的人生可以比作一本书，那么这些书她皆已翻看到最后一页。荣辱浮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有似“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然而在杨先生波澜不惊的叙述的后面，我们或许仍能不期然而然地感受到“命运”二字的分量。所谓“见证历史”，如果“历史”不是抽象的，当真有温度，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应该是无数的个体的“命运”的汇集与交响。可不可以说，见证个体的命运，也就是在“见证历史”？ 九 好事多磨，这部口述终于要付梓了。我不避冗长，详述成书的过程，实出于帮助读者了然这部书的性质的考虑。毫无疑问，口述史的第一要求就是真实，巴金所说的“讲真话”。然而讲真话也是要有技术保障的，包括对成书过程的技术性交代，讲述者在什么情况下讲述，他怎么理解口述史，他想说的以及想略过的，口述材料经过怎样的处理……如果可能，都应有所说明，以便读者选择面对这本书最适合的方式。顶真点说，我觉得也是口述史伦理的一部分。 关于杨先生如何看待自己的口述，还有一点可以补充：对她的口述是否有价值，她一直将信将疑，不止一次地问我：“你说出这么一本书值不值？”甚至还问过：“下这么多功夫，你不觉得后悔？”这当然有自谦的因素，另一方面，她有时真的觉得，她不是什么名人，念叨的都是些琐细的旧事，谁爱听一个老人的絮叨？ 我一再向她保证：值，肯定值！这里面没有说好话敷衍老人的成分——我是真的相信自己的判断。 有同样判断的显然不止我—人。译林社诸位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促成了此书的出版。现已离开译林的张远帆则是催促最力的一位，让我决定将书交予译林出版。此外，《读库》张立宪兄满足了我将本书第一部分在杨先生一百零二岁生日前一次性完整刊出的愿望，《名人传记》逐期连载了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李建新、陈恩、张静袆都对口述的刊载颇费心思。这里还可以列出更长的名单，但礼数周全实我所短，循例的鸣谢还是免了吧，只想强调一点：他们的付出固然有其作为出版人“例行公事”的因素，但我更愿意相信，作为此书的第一批读者，他们和我一样，深信此书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