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貌崭新的“文化苦旅全书”。首批推出有关中国的两本《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
    《摩挲大地》一书，精选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一些著名篇章，但每一篇都由作者本人进行了大幅度的精心修改。书中的后半部分有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

    文化大师余秋雨对以前的文章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又增补了不少关及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这本《摩挲大地》，精选了原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里那些著名的篇章，这次对每一篇都进行了改写。书的后半部有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早在“文革”灾难时期，针对当时以戏剧为起点的文化极端主义专制，勇敢地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灾难方过，及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又以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中国戏剧史》，以接受美学的高度完成了国内首部《观众心理学》，并创作了自成体系的《艺术创造学》，皆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既大力推动了文物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模仿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抵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做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中国书会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文化”等课题，每次都掀起极大反响。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

总序
道士塔
莫高窟
沙原隐泉
阳关雪
都江堰
白发苏州
三峡
贵池傩
青云谱
黄州突围
天涯的眼神
山庄里的背影
宁古塔
一个庭院
十万进士
处处有他们
抱愧山西
风雨天一阁
杭州的宣言
上海人
伞下的侗寨
蚩尤的后代
我本是树
追回天籁

    一
    我的一个学生，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有一天，他从家里的一个旧箱子里翻出来几张老照片。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人，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服饰打扮在今天看来也显得大胆而前卫。他连忙拉过父亲询问，父亲说：“这是你的祖母。”
    这让我的学生大吃一惊。看父亲和母亲，平时是那么谨慎、朴素、节俭，只要走出家门几步就立即融人灰黯的人流中再也无法找到。居然，他们的前辈是那样一副模样！
    我的学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与父亲非常相似。
    于是，一场艰难的问答开始了。凡是父亲最含糊其词的地方，恰恰是我学生最大的兴趣点。
    这使我的学生产生一种有关自己生命来历的好奇，不久，他就带着那几张照片来到了老家的小镇。
    认识祖母的老人还有一些，奇怪的是，本来以为最知情的老太太们都说不出太多的东西，而那些老大爷却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扑朔迷离地说出一些零碎的细节。
    几天下来，我的学生锁定了三位老大爷，重点探问。结果，他越来越迷惑：自己的祖父有可能在这三人中间，也有可能不是。他离开小镇时有点慌张，甚至不敢看任何一个路边的老年男人。他还犹豫，要不要把这几天的经历告诉父亲。
    我看着这个学生只说了一句话：“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丽的基因。”
    二
    我们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里，甚至已经成了家长，却未必知道这个家的来历。
    小家庭这样，大家庭也是这样。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经突然发现了小家庭的来历，然后产生巨大的疑问，进而去探询大家庭的秘密。
    那时我二十岁，家庭突然被一场政治灾难席卷，我天天帮父亲抄写他的“坦白材料”。掌权的极“左”派根据一个人含糊其词的“揭发”，断言我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却又不知道要他“坦白”什么，每天问的问题完全不着边际，因此这个材料永远也写不完。
    我在抄写中充分了解了自家的历史，包括各种细节，经常边抄边为长辈们紧张、悲哀、高兴、羞愧。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世间子女是不可能知道长辈那么多事情的。
    我怕父亲的回忆不准，又不断地向祖母、母亲、舅舅核实，他们的叙述使相关的资讯又增加了很多倍。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辛劳、怯懦、善良的佛教徒家庭，从屋檐到墙脚，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可能损及他人的印痕。
    这一明白，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不明白。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遭此祸孽？原来以为是那几个掌权者居心不良，但他们很快下台了，单位的负责人换了几任，为什么祸孽还在延续？更奇怪的是，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荒唐的冤案，已经造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无法生存，为什么都不肯稍稍帮助一下？这种帮助，当时对他们来说毫无风险。
    我在冷漠表情的包围中，懂得了鲁迅当年解剖“国民性”的理由。而且我已经知道，“国民性”也就是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潜意识，是一种深层文化。
    我被这种深层文化刺痛了，但是，当时社会上又恰恰是在猛烈批判传统文化。我又一次陷入了困惑：这是一种劣质文化在批判一种过时的优质文化，还是两者都是劣质文化？
    不管哪一种答案，都让我非常悲观。既然中华文化是如此不明不白，那么，做一个中国人也就要一直不明不白下去了。
    因此我觉得还是少沾文化的边，一心只想终身从事体力劳动。我在农场时的劳动劲头，很多老同事直到今天说起来还印象深刻。
    三
    后来，掌权的极“左”派上层因内讧而受挫，一场由政府中开明派领导人发起的文化抢救行动，把我也抢救了。我泥迹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复教学、编写教材、编撰词典的繁忙中，并开始知道文化是什么。再后来，当极“左”派又把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称之为“右倾翻案风”要进行反击的时候，我就潜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开始了对中华经典的系统研读。由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后来独自去寻觅祖先留在书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访与祖先同龄的老者们的远方故宅，走得很远很远。
    终于，我触摸到了中华大家庭的很多秘密。
    这当然不能由自己独享，我决定把自己阅读和旅行的感受写成文章，告诉同胞，因为他们都为中华文化承担过悲欢荣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很难，因为世界上华人读者的数量太大、支脉太多。为此我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癖好，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
    我的这个试验，受到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受欢迎的热烈程度让我惊讶，我询问白先勇先生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碰到了中华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种文化DNA，融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大家读你的书，也就是读自己。
    四
    一路上写的书已经不少。由于读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盗版狂潮。
    我的书在国内的盗版本，早已是正版本的十倍左右。前些年应邀去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馆方非常热情地把他们收藏的我的中文版著作一本本推出来向听众展示。但是，我与妻子不得不苦笑着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推出来的大多也是盗版本，想必购自中国大陆。其中还有不少，是盗版者为我编的各种“文集”。
    因此我觉得不应该再麻烦这些盗版者了，决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更何况，重访文化遗迹时所产生的新感觉需要补充，很多当时漏编、漏写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已经不满意的文章需要删削。
    为此，我花费不少时间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书的合约到期，然后不再续签，让全国各地正版书市场上我的专柜“空架”了很久。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以前的文章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又增补了不少关及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
    这样就构成了一套面貌崭新的“文化苦旅全书”。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关中国的路程，第二部分有关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有关自己的路程。
    眼下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我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我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了我。书里边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没有在以前出版的书里出现过。
    从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
    二○○八年初春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在考古专业水准上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了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
    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箓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终于还是塞给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几个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篆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篆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
    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至沓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惭愧，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