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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

  • 定价: ¥38
  • ISBN:9787563379637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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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广西师大
  • 页数:365页
  • 作者:梁文道
  • 立即节省:
  • 2009-01-01 第1版
  • 2009-04-01 第4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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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本书为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先生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籍。梁先生站在港岛近观内地社会,遥眺世界局势,文不长、字不多,但寰宇都在其中,真相都得披露,道理全然道出,可谓“文道非常道”。

内容提要

  

    本书为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先生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文字风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论述简洁有力,往往一针见血命中问题之要害,其文字在带给读者阅读快感之余,还催人省思,给人启示。本书名曰《常识》,正如梁氏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作者简介

    梁文道,凤凰卫视主持人。1970年生于香港,1988年开始撰写各类艺术、文化时评,并参与文化及社会活动。

目录

自序

    上编  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

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自虐: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爱”:撕裂社会的爱
反华传媒: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反法: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汉奸: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
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运动:奥运并没有烧旺民族的热火
日本(一):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多元:不同的中国
世界: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
大国:温柔的必要
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
形象:中国人是哪一种龙的传人
文化入侵: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
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计划
争光:谁有资格代表我们
中国威胁(一):我们到底出口了什么
中国威胁(二):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角色: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
接班:为什么年龄是中国政治家的死线
好官:一个人要有多好才能当官
问责:飞机失事,部长下台
喜事: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合法性:政府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特供:怎样区分君主立宪与共和
民主:一种自我修正的漫长道路
民意:官员需要公布自己的电话吗
投票(一):为什么有时候它是不道德的
投票(二):不是民意的表达,而是民意的决定
历史:一种中国式宗教的衰亡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创世神话:新中国的历史问题
城管(一):汽车的城市还是人的城市
城管(二):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
公共空间:谁是它的真正敌人
血汗工厂:打工妹没有流血的自由
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
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大学生:要老妈送上学的一代人
大学教授:学术辩论不用骂娘
作协:政府供养艺术家的理由
潜规则:真正的规则
“真”:“范跑跑”的真性情
足球: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浮躁: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套话:老百姓的真心话
空话: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极少数:只限于坏人的一种量词
苦难:只有英雄,没有灾民;只有感动,没有伤心
天灾:人的角色在哪里
哀悼:与亡者和解
抗灾:灾难不能对抗,只能与之共存
民间(一):政府的好帮手
民间(二):志愿者的崛起
大同:地震中的慈悲
万众一心:异议的消失
第三空间:“淫照”照亮了公私之间的空白
网友:两亿网民都成了朋友
幽默:为什么我们笑不出来
恶搞:谁不喜欢我们笑
低俗:为什么当官的人品位特别好
负面报道: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炒作:“宣传”的名与实
诽谤:为什么政府控告传媒不是一个好主意
信息不对称:中国特色的资讯匮乏

    下编  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

政治激进派的豪赌
温和派如何被迫走上了激进路线
激进政治的自我繁殖
战争不能取代建设
民族分裂的巴尔干示范
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
朝鲜也是一个正常国家
种族问题往往只是阶级问题的伪装
缅甸比丘为什么要上街
反对吸烟的纳粹党
一个国家的梦想与现实
右翼版本的美国人
美国的右翼与上帝
为什么美国就是不肯放过古巴
“自由”的朋友,民主的敌人
第一世界里的第三世界——新奥尔良风灾
爱国怎么毁了传媒
奥巴马的修辞学
奥巴马与美国梦的实现
建立在一本书上的国家
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
泰王总是政变的赢家
国王与我
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

世界到底有多平
政治游戏的规则
气候的分配正义——美国与《京都议定书》
美国的“世界银行”
买军火好比买玩具
有钱不一定有权
富豪治国
贝卢斯科尼——富豪政客启示录
个人慈善取代不了社会公正
传媒帝国的阴影
超级财团垄断传媒的年代
足球太圆了,政治抓不牢
四年一度的四海一家

鸣谢

前言

  

    江山不幸诗家幸
    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作者身份确认的话),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细琐,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依此类推,凡是所论对象在世年月越长的,评论文字腐朽封尘的机会也就越低,例如书评、影评。至于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云烟;而前者面世初时光华内敛,却能长明不息。写书出书,当以铸经典为职志。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了。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又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知识分子在皓首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就是目的达成的征兆。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历史学界一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语);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是左的……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