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美绘+精装典藏，汪曾祺亲绘插图，彰显文人大家之儒雅风范；汪曾祺之子亲自作序推荐，沈从文、黄永玉、铁凝、史航亲情推荐！
    《人间草木》寻觅记忆中的甜美风物，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巨匠、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汪曾祺最浪漫的散文集。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散文的经典。他有烟火气，他的文字，离不开升斗小民，一草一木，却又满溢着文人的雅趣和情调。文中那一幕幕的浮世悲欢，看得人平静欣喜，又有些淡淡的惆怅。行文似百转千回的水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自由自在，自适自然，足见大师功力。

   《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写他的旧人旧事、旅行见闻、各地风土人情、花鸟虫鱼的经典散文集，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他对凡人小事和乡土名俗的深深眷恋和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
    《人间草木》是一部写给所有文学爱好者的最珍贵的名家经典作品，本书通过精选汪曾祺先生的多篇经典散文，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堪称当代小品文的经典，让读者足不出户便能领略一代散文大师作品的风采。

    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沈从文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沈从文的高徒，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戏剧家、小说家，京派文学小说的代表人物及传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先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作家协会理事。他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领域成就颇高，充溢着浓郁的中国味道和灵性美质，语言平和质朴、清新隽永、娓娓而来、如话家常。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一夕》《晚饭花集》，散文集《蒲桥集》《故乡的食物》《逝水》，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序言 人间送小温
人间草木
  生机
  紫薇
  北京的秋花
  果园的收获
  腊梅花
  冬天的树
  人间草木
  草木春秋
  岁朝清供
世间风物
  草木虫鱼鸟兽
  夏天的昆虫
  昆虫备忘录
  北京人的遛鸟
  香港的鸟
  录音压鸟
  熬鹰·逮獾子
  猫
行者无疆
  国子监
  胡同文化
  泰山片石
  天山行色
  湘行二记
  昆明的雨
  四川杂忆
  初访福建
  美国短简
记忆的味道
  花园
  葡萄月令
  夏天
  冬天
  罗汉
  果园杂记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闻一多先生上课
  金岳霖先生
  西南联大中文系
  跑警报
  新校舍
  老舍先生

    人间送小温
    《人间草木》的编辑非要我就这本书说上几句话，几番推辞未果，只得应承下来。不过事先说好，不算什么序，只是回忆点往事，不然太不成体统。世上哪有儿子给老子写序的？老子还叫汪曾祺。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儿，老头儿走了都十七年了。可是他的作品还是挺受欢迎的，每年都有不少出版社要出他的书，拦也拦不住。他留下的“这碗茶”，这么多年居然还没“凉”，还挺“香”，不免让人有些奇怪。我们兄妹三人都不是搞文学的，说不清其中的道理，只是觉得他的文章看着不闹腾，让人心里很清净，文字干净通透，不牙碜。也许，这是他的东西还有人愿意看的原因吧。
    自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头儿写的东西基本都能发表，不免有些小得意，家里人开玩笑，说他是“放屁香”。这源于《沙家浜》胡传奎的一句台词：“刁参谋长放个屁也是香的”，用在他的头上倒也合适，谁叫他写出这样的话来呢。不过，此前他也有不香的时候，这本书收录的《葡萄月令》，就被退过稿，大概是在1979年的样子。这本是三篇一组的散文，总题是《关于葡萄》，《葡萄月令》是第三篇。当时东北一家刊物的副主编是他的老朋友，刚刚“右派”改正安排工作，于是找他约稿，老头儿把这组文章交给了他，但最终编辑部没有通过，好像是觉得过于平淡了。当时的散文还要扯着嗓子抒发革命豪情，他的文章里没有这个，不被看好也属正常。后来，还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邻居介绍给《安徽文学》，发表时已经是1981年年底，那时他已经有点儿啥啥香了。如今，《葡萄月令》被一些人评价为老头儿散文中的精品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有过这番遭遇。
    《葡萄月令》写的是老头儿当年在葡萄园劳动时的感受，那时他还戴着“右派”的帽子，被发配到张家口的一家农科所改造，但文章中却没有丝毫凄凄惨惨的情绪，把葡萄园里的一切都写得那么美，充满对劳动的尊重，对自然的热爱，读完之后让人心里有一股淡淡的暖意。当时许多反映“右派”生涯的作品，都是又苦又悲又惨，现实生活也确实如此，但是老头儿却很少写这些内容，最多只是一笔带过，相反，对于生活中的美，哪怕只存在于犄角旮旯，他也要极力挖掘出来并着力表现，这是他的作品的基调，是发自内心的诉说。
    有人把老头儿定义为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可能是他的文章冲淡平和，有种闲适之气。可是这个“士大夫”，却实在没过上几天士大夫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一辈子遇到的磕磕绊绊倒是不少。1976年，别人都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他却被怀疑是什么“四人帮”第二套班底的成员，又被折腾了一个够。所谓第二套班底，是说“四人帮”倒台前，安排了一帮人像特务一样潜伏下来，以便日后东山再起。这当然是没影儿的事情，但他却因此被审查了好几年，整天写交代材料，最后虽然查无实据，还是将他“挂”了起来，搞得他很恼火，经常在家里发脾气。当时我们家住在甘家口，离玉渊潭很近，走上十多分钟就到了，为了散心，那一段时间他常常独自一人去玉渊潭遛早儿，东走走西看看，和其他遛早儿的人瞎聊。后来，他把在玉渊潭的所见所闻写了不少散文，收入这本书里的几篇短文如《长进树皮里的铁蒺藜》《枸杞》《槐花》《落叶》，就是那时写的。这个老头儿，即便在那种倒霉的境况下，写出的东西还是很放松，很有味儿，还带点儿幽默，真是不可救药。
    老头儿写花草，也爱花草。小时候，他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公园就是中山公园，一是离家近，二是能看花。春天看牡丹，秋天看菊花，顺带看看几十个大木盆里缓缓游动的龙睛鱼。到了寒冬时节，还会去公园的唐花坞看各种温室花卉，五颜六色，香气袭人。小孩子对于花花草草的兴趣实在不大，他却看得十分仔细，而且往往都能说出花名和品种来。他还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文革”期间，“样板团”实行军事化管理，他经常要住在单位，只有周末回家。当时北京京剧团在虎坊桥，离琉璃厂很近，他没事常到那儿的中国书店翻腾旧书，一次找到了一本清代状元吴其濬写的《植物名实图考》，他不知用什么理由，居然动员剧团资料室把这样一本书买了下来，认真研读了好几遍。这样的书，整个剧团恐怕不会有二个人感兴趣，纯粹就是给他买的，简直是岂有此理。老头儿的许多谈花草树木的文章，引经据典，说道颇多，这和他平素的知识积累有很大关系。
    北京人提笼架鸟的说道，老头儿也懂一些。母亲过去在新华社的特稿社工作，主要向国外专业杂志投稿，介绍中国的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传统民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想组织一篇介绍北京人遛鸟的文章，于是找老头儿了解情况，看能否找到合适作者。老头儿一下来了劲儿，从北京人遛鸟的起源、养鸟的大类说起，一直讲到如何压鸟即训练鸟模仿各种声音，如何选择鸟食、鸟笼……直听得我们大眼瞪小眼。当时，养花莳草、提笼架鸟刚刚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脱离关系，没想到这个写了十多年样板戏的老头儿，肚子里却装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的货色。我们只知道，他在玉渊潭遛早儿时，常和一帮遛鸟儿的老头儿闲扯，后来也爱到街边小公园和养鸟的人攀谈，至于还有什么信息渠道，就不清楚了。根据“懿旨”，老头儿将这些内容写成了一篇文章，就是收入这本书的《北京人的遛鸟》。不过，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在国内发表，而是以母亲的名义提供给国外刊物了。反正都是一家人，无所谓什么著作权，再说家中的老大也不是他。后来我们给老头儿编全集时，才把这篇没有汪曾祺署名的文章找了回来。
    老头儿之所以对花鸟鱼虫感兴趣，并写了不少这类文章，是因为他觉得，人们如果能够养成一些正常爱好，具备文明素养，懂得亲近自然，知道欣赏美，就不至于去搞打砸抢，去毁坏世间的美好事物。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之类的行径深恶痛绝，认为是对文明和人性的摧残，而原因之一就是各种政治运动让人丧失了美感，只知道争斗。因此，他想通过这些文章呈现各种美好的东西，让人们慢慢品味，懂得珍惜。
    老头曾经写过一首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日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平生不整人，他确实做到了，因为他一辈子只有挨整的份，想整人也没有作案机会。至于人间送小温，他是否做到了，家里人无从评价，只有读者才有权给出答案。
    ——汪 朗
    2014年春节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