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开微博，也没用微信，只能确定这本书里的话是我说的。”移动互联时代，新闻人白岩松以他的某种坚守，传递出一种既融入时代、又出离时代的态度。他以“今天为你点赞，明天对你点杀，落差大到可以发电”这样的简单直白，表达着一种与年龄有关的洞见与达观。
    《白说》是央视著名主持人、资深新闻评论员白岩松的演讲作品集。时间跨度长达十年，内容涉及时政、公益、改革、慈善、教育、音乐、阅读等多个方面。

    《白说》是央视资深新闻人白岩松继《幸福了吗》《痛并快乐着》之后的全新作品，一部“自传”式的心灵履历。通过近年来于各个场合与公众的深入交流，以平等自由的态度，分享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涵盖时政、教育、改革、音乐、阅读、人生等多个领域，温暖发声，理性执言。
    在有权保持沉默的年纪拒绝沉默，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们敲鼓拨弦。尽管“说话不是件好玩的事儿”，依然向往“说出一个更好点儿的未来”，就算“说了白说”，可是“不说，白不说”。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新闻1+1》《新闻周刊》主持人，曾主持《焦点访谈》《新闻会客厅》《感动中国》等节目，出版作品有《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白说》等。

代序：说话不是件好玩的事儿
岁月：活着不是非赢即输
  幸福可以无限靠近，无法彻底到达
  做点无用的事儿
  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
  致青春：做一个和自己赛跑的人
价值：得失不是非有即无
  书读久了，总会信点儿什么
  文字停止之处，音乐开始了
  被念歪的《道德经》
沟通：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学会讲一个好故事
  智商很高，情商却低
  资讯爆炸时，别被忽悠了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怎样的历史？
态度：进退不是非取即舍
  中国人不缺德，可是缺啥？
  都在短跑，你试试长跑
  好医生一定会开“希望”这个药方
  “痛并快乐着”是我们的宿命
  将志愿的行动，变成志愿的心
时代：真相不是非此即彼
  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时间轴上的中国
  留住乡愁，而不是想起故乡就发愁
  打造一副让世界喜欢的面孔
  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代后记：说一个更好点儿的未来

    说话不是件好玩儿的事
    白岩松／文
    我姓白，所以这本书叫《白说》。其实，不管我姓什么，这本书都该叫《白说》。
    一
    我没开过微博，也至今未上微信，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上署名“白岩松”的言论越来越多。曾经有好玩的媒体拿出一些让我验真伪，竟有一半以上与我完全无关。
    有人问：如此多的“不真”，为何不打假？我总是马上想起梁文道在一次饭局上，讲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
    内地图书腰封上多有“梁文道推荐”的字眼，终有一天，一本完全不知晓的书也如此，文道兄忍不下去，拿起电话打向该书出版社：
    “我是香港的梁文道”
    “啊，梁先生您好，我们很喜欢您，您有什么事儿吗？”
    “你们出的书上有我的推荐，可我连这本书都不知道，如何推荐？”
    “梁先生，不好意思，您可能不知道，内地叫梁文道的人很多”
    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梁文道像自己做了错事一样，只记得喃喃说了声“对不起”后就挂了电话，以后再也不敢这样打假。
    我怎能确定内地没有很多人叫“白岩松”？更何况，完全不是我说的还好办，可有些“语录”头两句是我说的，后几句才彻底不是，让我自己都看着犹豫。
    二
    越完全不是我说的，越可能生猛刺激。于是，前些年，本台台长突然给我打电话：
    “小白，那个微博是你发的吗？”
    “台长，对不起，不是，而且我从没开过微博”
    “啊，那好那好。”
    电话挂了，留下我在那里琢磨：如果这话是我说的，接下来的对话如何进行呢？
    又一日，监察室来电话：“××那条微博是你说的吗？××部门来向台里问”毫无疑问，正是在该微博中被讽刺的那个部门。
    我回话：“不是，我没开过微博。”
    又过一些日子，监察室又来电话，内容近似，我终于急了：“不是！麻烦让他们直接报警！”
    可警察会接这样的报警吗？
    三
    二十年前，采访启功先生。
    当时，琉璃厂多有署名“启功”的书法作品在卖，二三十块钱一幅。
    我逗老爷子：“您常去琉璃厂吗？感觉怎样？”
    老爷子门儿清，知道我卖的什么药：“真有写得好的，可惜，怎么不署自己的名儿啊？”
    “怎么判断哪些真是您写的，哪些不是啊？”我问。
    启功先生回答：“写得好的不是我的；写得不好的，可能还真是我的！”
    老爷子走了有些年了，还真是时常想他，这样智慧又幽默的老先生，不多了。
    书画造假，古已有之，老先生回应得漂亮。可言论“不真”，过去虽也有，但大张旗鼓公开传播，却还真是近些年的事儿。如启功先生活着，不知又会怎样乐呵呵地回应。
    四
    很多话不是我说的，可我总是要说很多话，因为这是我的职业。
    不是我说的话，安到我头上，有麻烦也得替人担着；而真是我说的，常常麻烦也不少。
    2008年，不能不与时俱进，台里终于开设新闻评论栏目《新闻1＋1》，我成了被拿出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所谓“CCTV第一个新闻评论员”。当时，我预感到前路的坎坷，因此对媒体坦白：得罪人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的确，做主持人风险小，各方点赞的多；而当了评论员，就不是喜鹊而是啄木鸟，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你动的都是别人的利益，说的都是让好多人不高兴的话，不得罪人不可能。但当时我豪迈：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人合格吗？
    话说大了，路途有多艰难，自己和身边的人知道。连一位老领导都劝我：别当评论员了，回来做主持人吧！
    我知道，这是对我好。但这条路不是我选择的，总有人要蹚着水向前走，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可问题是，这水怎么越来越深？常常连石头都摸不着，而岸，又在哪儿？
    在屏幕上，这一说就是七年。不过我也真没想到，我还在说，《新闻1＋1》，还在，活着。
    五
    《新闻1＋1》刚开播不久，新闻中心内部刊物采访我，问：“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不是要有思想？”
    我回答：“不是。做一个称职的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勇气、敏锐和方向感。”我至今信奉它们，并用来约束自己。
    说话，不是每天都有用，但每天都要用你在那儿说。直播，没有什么成型的稿子，只有框架，很多语言和提问总是要随时改变。这就是我的工作。某一年新闻中心内部颁奖，问到我的感受，我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听到这句不太“高大上”甚至显得有些灰色的答谢词，年轻的同事有些不解。我解释：身在这里，还没走，守土有责；到点儿就撞钟，守时，可谓敬业；更重要的是，还得把日常的工作撞成自己与别人的信仰。这话不灰色，应当重新评估价值了！
    守土有责，就是偶尔有机会，用新闻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更多的时候，得像守夜人一样，努力让世界不变得更坏。后者，常被人忽略。
    六
    我用嘴活着，也自然活在别人嘴里。互联网时代更强化了这种概念，说话的风险明显加大。今天为你点赞，明天对你点杀，落差大到可以发电，你无处可躲。
    话说错了，自然在劫难逃；话没错，也有相关的群体带着不满冲你过来。没办法，这个时代，误解传遍天下，理解寂静无声。即便你的整体节目本是为他们说话，但其中的一两句话没按他们期待的说，责难照样送上。后面跟过来责骂的人，大多连节目都没看过，看一两个网上的标题或一两条情绪化的微博就开始攻击。
    想想也正常，谣言常常传遍天下，而辟谣也时常寂静无声。见多了也就想通了。有时误解扑面而来，是一小部分人要解气，而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围观解闷。可不管前者还是后者，当你认真解释时，没人细听，所以，解决就总是遥遥无期。
    我还是选择理解。目前的中国，人群中的对立与撕裂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新闻人，不能加重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面对误解甚至有时是曲解，也总得努力去理解。我很少辩解，原因是：你以为是理性沟通，可常常被当成娱乐新闻，又让大家解一回闷。而这，还真不是我的职能。
    可不管怎样，还是要有底线，新闻有自身的规律，我必须去遵守捍卫它。另外，几年前我就说过，为说对的话认错、写检讨或停播节目，就是我辞职的时候。只不过，到现在，还没遇到这样荒唐的事情。
    面对现实说话，你的困扰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而你唯一能做出的选择是：无论风怎样动，树静。
    七
    理性，是目前中国舆论场上最缺乏的东西，有理性，常识就不会缺席，但现在，理性还是奢侈品。也因此，中国舆论场上总是在争斗、抢夺、站队并解气解闷不解决。邓小平说过的“不争论”与胡锦涛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不折腾”，我极为认同。可想不争论与不折腾，都需要理性到位。
    谁也跨越不了阶段，非理性是当下中国的现状，不是谁振臂一呼就可以一夜改变。可总要有人率先理性，我认为三部分人必须带头，那就是政府、媒体与知识分子。
    政府与公众如果都非理性，很多群体性事件就无法避免，政府必须用公开、透明、民主、协商来率先理性。
    知识分子在目前的中国，大多只是“公知”，很公共，却常常不够“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与“理性”无法靠边，而这些人，又怎能列入到知识分子的群落中呢？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当下，更要有责任与远方。
    当期待中的理性还不是现实的时候，媒体的理性就十分重要。但做一个理性的媒体人，也许就更有不过瘾的感觉。这边的人觉得你保守，那边的人觉得你激进，连你自己都时常感到克制得不易。可我们该清楚：如果追求的是过把瘾，之后呢？
    八
    人到中年，已有权保持沉默。不得罪人，少引发根本躲不开的争议，静静地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做一个守法的既得利益者，不挺好？
    可总觉得哪块儿不太对劲儿。
    面对青年学子或公众讲堂，又或者是机关单位，长篇大论的风险当然不小。更何况，这样的沟通，一来我从无稿子，总是信马由缰，自由多了，再加上水平不高，又习惯说说现实，就容易留下把柄；二来大多带公益性质，没什么回报还风险不小，图什么？
    然而沉默，是件更有风险的事儿吧？这个开放的时代，谁的话也不能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自己的声音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种，希望能汇入推动与建设的力量中，为别的人生和我们的社会，起一点哪怕小小的作用。想想自己的成长，很多顿悟，常常来自坐在台下的聆听，今天有机会走到台上，也该是对当年台上人说“谢谢”的一种方式。
    九
    当年胡适在喧哗的时代，把范仲淹的八个字拿来给自己也给青年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很多年后读到它，认同。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未来，可如果不多说说期待中的未来，就更不会知道。思考可能无用，话语也许无知，就当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敲一两下鼓，拨三两声弦。更何况，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
    2015年8月北京

    说一个更好点儿的未来
    白岩松／文
    这是一本演讲集吗？可能很多人问。我要回答：不是。
    因为。我一不会手舞足蹈地演，二不会义正辞严地讲。我只会说话或者与你聊天。
    这是一本自传吗？不会有人这样问。可我还是想抢着回答：好像是。
    因为在整理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一路上与人聊天的话语，其实比写在纸上的履历更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在内心里走过的路。
    接下来，这样的聊天可能还少不了，那么，还想说一些什么？
    前几天，又翻开“东西联大”二期毕业生给我的留言册，其中一页上有这样几行字：老白，您还欠我一次课。有次我们的展示是“一个字概括你的未来”，我选的字是“公”，讲了“天下为公”和“公务员”。您说，应该加上一个“公民”，找时间讲讲“公民”这一课，我可一直期待着呢……
    我想起来了，是说过，可能后来又忘了。其实，又没忘。带学生的过程中，每堂课都会或多或少地讲到这个内容，只不过，没专门用到“公民课”这个题目而已。这么想，是欠了同学的，那就欠一个人的还给一群人吧！在未来的每一个时间，与“公民”有关的沟通不会过时，我们都该试着讲一讲，认真地听一听。
    我还想好好说说中国的AB面。
    当下的中国，希望在A面，失望在B面；东部在A面，西部在B面……这样的AB面中国还有很多。
    为什么一个民族，一方面说着“好死不如赖活”，另一方面又说“士为知己者死”；这边“大公无私”“天下为公”，那边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为何如此分裂？
    在信仰上，一方面，过年时让庙里香火缭绕；另一方面，却又是临时抱佛脚，人与佛成了互惠互利的商业关系。我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在公开的场合，我们常常主义、真理、礼义廉耻；可下了台家门一关，又是另一套语言逻辑。哪些是真话？哪些又是假话？
    好事来了，人群中你争我夺，互黑互害互抢；可灾难来了，却叉马上牺牲小我同呼吸共命运。一会儿让人瞧不起，一会儿又让人肃然起敬。
    哪一面才是我们的面孔？我们是继续AB面分裂着，还是慢慢会有清晰的面容？
    我们一起想，有空聊聊。
    还想说说自由，这是一个总与我的职业连在一起的词语。如果说新闻的绝对自由，我没有；但人格与心灵上的自由，我有。
    自由，不该只是字面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灵深处。没有内心真正的自由，就不会有独立而大写的中国人。因此，自由，并不仅仅是个被“政治化”的词汇，还该有它更可爱的面目。 当然，不都是这些大而空的选题，还有更多有趣的。比如，我很想讲一次古典音乐，我自己选出交响乐中最喜爱的第一乐章、第二、三、四乐章，它们各有魔力，有着不同的情感冲击。选出它们，不是为了构成一个新的交响曲，而是一个让人开心的游戏。通过这样的游戏，让更多人走进音乐的世界，滋养过我的，也该属于你。 在我带学生的课堂上，有一堂课，是讲“达明一派与香港问题的由来”，这是校园里不会有的课。哪一天，又可以讲回到校园里？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了：题目千差万别，你其实是在说一些什么？在即将合上这本书时，我知道，无论说的是什么，都不过是在说一个更好点儿的未来。现实也许还有很多的无奈与失望，能支撑我们前行的依然是明天。说的时候，总觉得那更好的未来能靠我们更近一些。 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里，或许可以篡改一下鲁迅先生的名言： 世上本没有路，说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2015年8月  北京

    肚子不饿了，欲望更多了
    为什么开始关注幸福？这问题挺难回答的。首先是因为我现在不饿了，在座的各位现在也不太饿了，下午两点，各位也刚吃过午餐，困劲儿上来了。
    其实困劲儿上来也不错，啥都不用想了。麻烦的是有很多人吃饱了，还不困，就要想很多问题。就像范伟说的：“什么叫幸福啊？饿急了的时候，看谁手里有俩包子那就叫幸福；要是能给我吃，那就幸福死了。”
    过去我们饿的时候，都是这么理解幸福的，然后就一路奔着饱去。终于有一天绝大多数人饱了，或者说不那么饿了，但是发现你的欲望更强了，想要拥有的东西更多了。所以不饿这事挺麻烦。
    第二是我们向前走得太远了，把自己走蒙了：我到底要去哪儿啊？很多很多年前，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是要奔着幸福而去，走着走着感觉跟迷宫似的，到处都是岔路。曾经有一句话，我在书里也写过，是我的一个已经离世的老大哥说的：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我们很多人都是走得太远，已经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了。为名忙，为利忙，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忙。原本为了这些事情忙，是因为觉得它们跟幸福很近，可是后来把幸福都忘了。每天焦虑、烦躁、难过、憔悴，玩命地挣钱，却从来没有花钱的时间。
    我们为什么不幸福？
    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我们不得不关注幸福。
    为什么现在的日子，物质层面上好过了，却感觉不幸福了？这样问的人非常非常多，我也曾经很有感触。
    1997年底，我买了这辈子的第一辆车。我们《东方之子》栏目组在门头沟一带开会，我抽不开身，请组里一个老大哥去帮我把车提回来。车开回来后我很兴奋，吃完晚饭，荒郊野岭连路灯都没有，我开车带大家出去兜风。那么小的富康，里面居然装下七个人。除了我开车以外，副驾驶坐俩，后座挤了四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晚上感受到的幸福，不仅我，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今天看来超员违章了，但荒郊野岭中，幸福感更是“严重超载”。
    后来我换过几辆车，价钱也越来越贵，但是非常抱歉，我再也找不到当初那个夜晚的幸福。
    这是怎么了呢？后来我也看了一些书，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幸福需要三个层面的因素，物质、情感和精神。我又将它引申了一下：物质是基础，情感是依靠，精神是支柱。
    如果没有物质基础，情感和精神也是脆弱的。为什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毫无疑问，吃饱了，穿暖了，对一个人的幸福来说太重要了。
    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拥有了物质基础就会幸福，忽略了情感和精神的作用。后来发现它只是个基础，如果情感和精神上有所欠缺，依然不会幸福。
    花钱买得来房子，买不来家吧？花钱买得来男人和女人，买不来爱-情吧？花钱买得来书，买不来文化吧？
    昨天我走了一回好多年没有走过的隆福寺大街，钻进那里的中国书店，看到一本很老的旧书，叫《筒子楼纪事》，是写当初北大那些住在筒子楼里的人。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很温暖，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筒子楼里有情感，有精神。
    现今的我们，物质大踏步地向前走，在情感和精神方面，是否失去了很多呢？
    男人的中年危机
    第三个问题常被问到：幸福跟年龄有关系吗？我得说有。
    如果我不到四十岁，不会费这么大劲去思考幸福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国外做过一个调查，人生的幸福指数在中年最低；更不幸的是，我今年四十三，还不到最低点，最低点是四十五左右。
    调查结果呈U型曲线，过了中年的谷底，幸福指数在老年时又会回升，最幸福的就是童年和老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说“老小孩”，老人和小孩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就让我更加不惧怕年老，渴望年老。
    但我现在仍然处在不幸的中年。中国的男人很惨，没有宗教作依托，又没有一个外在的所谓“更年期”，只有独自悄悄地“中年危机”了。
    我没见过几个中国的中年男人，会沟通关于中年危机的问题，但谁都经历过吧。中年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董桥可以诗意地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其实没这么浪漫。
    过去从来不会去想人生终点的问题，到了中年就不得不思考了，青春一去不返，前方依稀看得到死亡的影子。我今年四十三，我不太相信自己能活到八十六，估计八十五吧，那也就是说，我的前半辈子已经比后半辈子长了。
    中国人忌讳谈论生死，但人生是一条单行线，谁都无法阻拦，不思考死亡的问题便不会活得好。外国先人很聪明，早就说过“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真把它参透了，道破了，你活得才好呢。
    我在书里引用过梁漱溟老先生的话，人一辈子总要思考三个问题，按顺序，不能错。
    P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