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活动（精）》精选了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写于2000年至2005年间的20篇文学评论。
    这本书大多数章节，都提供了一幅艺术家肖像，把该艺术家作为讨论中的某本书或某几本书的背景，而如果把几个章节结合起来读，它们便生动地揭示了20世纪艺术生活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料性。（只有一位19世纪作家沃尔特·惠特曼，这位诗人与他的时代极不合拍，却又是彻底属于他的时代。）
    《异乡人的国度(精)》收录南非作者J.M.库切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前撰写的批评文字二十六篇，写作时间为1986年至1999年，其中绝大多数曾在《纽约图书评论》上发表过。在这些解读颇为细腻的文字中，库切广泛涉及与所论作家、作品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对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以及作家个人心理成长之间的关系，皆有深入而有趣的讨论。
    由黄灿然和汪洪章共同翻译的这本套书《J.M.库切文学评论集(共2册)(精)/大师批评译丛》包含了《内心活动》和《异乡人的国度》两部著作。

    由黄灿然和汪洪章共同翻译的这本套书《J.M.库切文学评论集(共2册)(精)/大师批评译丛》是一部融汇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者J．M.库切无穷文学智慧的文学评沦集。库切在《异乡人的国度》开篇便提出“何为经典?”之问，并在艾略恃、巴赫和赫伯特的作品与观点中寻找答案。他接下去就笛福、屠格涅夫、坨思妥耶夫斯基等18、19世纪文学大师，以及里尔克、卡夫卡、穆齐尔等现代主义德语作家进行深入讨论。同时，还剖析了博尔赫斯、布罗茨基、戈迪默、奥兹、拉什迪、莱辛等20世纪文学巨匠。在《内心活动》中，库切继续深讨了塞缪尔-贝克特、君特-格拉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菲利普-罗斯等多位20世纪文学大师。这里的每一篇文章乃至每一个词都富于深刻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本书看似颇具挑战，实则文风亲和，平实精准、细腻优雅的写作为读者打开一扇得以欣赏那些不朽著作的文学之窗。

    身兼世界知名作家和学者，像库切这样的人实属罕见。这部文集兼具小说家的慧眼和理论家的执着。——《纽约时报书评》
    这部文集蔚为大观，所收均为言之有物、见解犀利的随笔和评论，其作者可谓世界顶级小说家和批评家。——《波士顿环球报》
    库切的文学批评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小说。——《爱尔兰时报》

《内心活动》目录
  导言
  伊塔洛·斯维沃
  罗伯特·瓦尔泽
  罗伯特·穆齐尔及其《青年特尔莱斯的自白》
  瓦尔特·本雅明及其“拱廊计划”
  布鲁诺·舒尔茨
  约瑟夫·罗特：小说集
  山多尔·马劳伊
  保罗·策兰和他的译者
  君特·格拉斯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
  W.G.塞巴尔德及其《效仿自然》
  胡戈·克劳斯：诗人
  格雷厄姆·格林及其《布赖顿棒糖》
  塞缪尔·贝克特：短篇小说集
  沃尔特·惠特曼
  威廉·福克纳与其传记作者
  索尔·贝娄：早期小说
  阿瑟·米勒：《不合时宜者》
  菲利普·罗斯：《反美阴谋》
  纳丁·戈迪默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我忧伤的妓女们》
  V.S.奈保尔：《半生》
  译后记
《异乡人的国度》目录
  何为经典？——一场演讲
  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
  塞缪尔·理查森的《克拉丽莎》
  马塞卢斯·艾芒兹的《死后的忏悔》
  哈里·穆里施的《发现天堂》
  齐斯·努特布姆：小说家、旅行家
  威廉·加斯所译的里尔克
  翻译卡夫卡
  罗伯特·穆齐尔的《日记》
  约瑟夫·斯科弗雷齐
  陀思妥耶夫斯基：奇迹般的年代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随笔
  豪·路·博尔赫斯的《小说集》
  A.S.拜厄特
  卡利尔·菲利普斯
  萨尔曼·拉什迪的《摩尔人的最后叹息》
  阿哈龙·阿佩菲尔德的《铁轨》
  阿摩司·奥兹
  纳吉布·马哈富兹的《平民史诗》
  托马斯·普林格尔的诗歌作品
  代夫尼·鲁克
  戈迪默和屠格涅夫
  多丽丝·莱辛的自传
  布莱顿·布莱顿巴赫的回忆录
  南非自由人士：阿兰·帕顿和海伦·苏斯曼
  诺埃尔·莫斯特德和东开普边陲
  文学的政治和道德（代译后记）

    导言
    为什么一位主要以小说闻名的作家，可能会吸引我们去读他写的书评和文学作品导言的结集呢?J．M．库切的小说在全球赢得好评；其中两部获布克奖，而他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正是因为他的小说。他有些书把虚构与非虚构糅合起来，他还常常利用虚构人物——尤其是一个叫作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澳洲作家——来谈论当前的重要问题。然而，在《内心活动》中，他以本人的声音发言，继续他作为一位多产的书评家和批评家的工作，他在这方面已出版过三部随笔集。
    从小说转向批评性的散文写作，有两项明显的激励：希望这些较直接的作品，能够使那些常常是拐弯抹角的小说较容易理解，以及相信一位能够以其想象性作品穿透如此多迫切问题之核心的作家，当他譬如说用左手写作时，一定也能够提供非同一般的见解。特别是，看一位处在其专业最前列的作家如何与其同行切磋，也即不是以局外批评家身份而是以利用同样原材料来工作的内行人身份发表评论，这永远是令人感兴趣的。有丰富的证据表明，第二个期待很可能会得到满足。库切的非虚构和半虚构作品，整体而言，对有关文学在个人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的持续讨论作出了实质而显著的贡献。《双重视点》中的访谈和随笔、《白人写作》和《冒犯》中对南非文学和对审查制度的研究，以及《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几堂“课”，都探讨了很多问题，包括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美学与爱欲之间的延续性、作家的责任、小说的伦理潜力等。库切的小说和回忆录都探讨相似的问题，这本身就是证据，表明他对艺术家职责的理解是整体而持续的。
    2001年，库切出版了《异乡人的国度》，收录了1986年至1999年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曾在《纽约书评》发表过。他继续定期为该杂志撰稿，现在这本随笔集大多数书评再次是根据《纽约书评》既大度又严苛的标准写的；加上另一些文章，主要是为一些重印的文学作品写的导言。虽然这两本书的各章节，都穿着应景之作的制服，但它们却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库切对文学的地位和目的的探讨——而且必须强调，还有对文学的乐趣和挑战的探讨。虽然这些书评发表时，读者主要是被邀请孤立地考虑它们，但是在这本结集中，读者则被鼓励把它们当作彼此相关来对待。
    这本书大多数章节，都提供了一幅艺术家肖像，把该艺术家作为讨论中的某本书或某几本书的背景，而如果把几个章节结合起来读，它们便生动地揭示了20世纪艺术生活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料性。（只有一位19世纪作家沃尔特·惠特曼，这位诗人与他的时代极不合拍，却又是彻底属于他的时代。）头七位作家——伊塔洛·斯维沃、罗伯特·瓦尔泽、罗伯特·穆齐尔、瓦尔特·本雅明、布鲁诺·舒尔茨、约瑟夫·罗特和山多尔·马劳伊——构成紧密相关的一簇：他们都生于19世纪末的欧洲，在青年或中年时期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剧变，其中几个还完整或部分地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他们分属不同国籍和族裔（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德国、波兰、加利西亚和匈牙利），用不同语言写作，生活轨道也各异，但是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可辨识的联系。他们都感到有必要在小说中探讨他们生长其中的世界的消逝，都记录逐渐形成的新世界带来的冲击波。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都无法庇护他们，使他们免受流亡、失去依靠和有时候发生的个人暴力之苦。他们有四个是犹太人，其中两个死于纳粹的迫害。（七人之中，例外于上述命运模式的，是其中一个犹太人：伊塔洛·斯维沃，他直到逝世，都扎根于的里雅斯特。他有这样不同的生命历程，部分原因是他死于1928年：一如库切告诉我们的，斯维沃的遗孀在战时到处躲藏，与她一起躲藏的外孙，则于1945年死于纳粹枪下。）这组随笔所叙述的，是一个处于痛苦过渡期的欧洲，以及一批文学作品，这批文学作品的原创性被认为是艺术家对这场深刻变化的必要反应。一个显著的人物没出现（尽管他因与这些作家中某些人的联系而多次被提到）：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的作品似乎以浓缩的形式概括了这七位作家花更多篇幅去探讨的诸多激情和苦难。
    在第二组作家中，我们从欧洲世纪中叶的危机转向危机的后果。在这些对保罗·策兰、君特·格拉斯、W．G．塞巴尔德和胡戈·克劳斯的研究中，变得较难理出一个模式，因为无论是民族或个人故事，都有着更显著的差异，尽管欧洲黑暗的近期历史依然是一个持续的参照点。
    在本书后半部分，库切主要讨论英语作品。（一如他在《男孩》中谈到的，虽然他父母讲南非荷兰语，但英语却是他从小就讲的第一语言；他还通晓荷兰语和德语，一如他在评论用这些语言写的作品时所表明的。）引起库切注意的，是格雷厄姆·格林的道德强度、塞缪尔·贝克特的存在强度、沃尔特·惠特曼的同性爱强度。对惠特曼的研究则带出另一群作家，这一回是美国作家，他们的创作障碍和机会与那些欧洲作家大不相同。福克纳的生平，还有福克纳的各种传记，是其中一篇文章的主题，而福克纳浪费多年时间充当雇佣文人，在好莱坞写电影剧本的经历，似乎与那些在互相倾轧的国家的背景下挣扎着写作的欧洲作家沾不上边。在索尔·贝娄的早期小说、阿瑟·米勒及约翰·休斯顿的电影《不合时宜者》和菲利普·罗斯的历史幻想小说《反美阴谋》中，我们看到另三个20世纪美国的版本，包括其所有的缺点。当库切在关于《不合时宜者》的文章结尾对摄影影像与文学表现之间的差别作出极有说服力的评论，指出在电影中被围捕的野马确实是在饱受创痛时，我们能够感到库切对艺术和伦理的承担。
    库切本人通常被视为既不是欧洲作家也不是美国作家：他大部分写作生涯在南非度过，而他有一半小说是写南非的。如今他住在澳洲，他最新的小说《慢人》则以他移居的城市阿德莱德为背景。本随笔集讨论的最后三位作家，也都具有这种非大都会的背景，而且都以诺贝尔文学奖的形式获得全球承认：纳丁·戈迪默、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V．S．奈保尔。库切的焦点是个别小说，而不是作者们的生活：我们读这些文章，不是把它们作为回顾式的欣赏，而是把它们作为与同代人的切磋。库切预期他自己的小说被评判时，也像他在这里评判其他作家那样，使用同样严厉的标准。
    如果我们仅仅读库切的小说，我们大概不会料到他会是一位理想的书评家。他似乎读遍与他讨论的作家有关的资料，常常是某位作者整体作品中少为人知的作品；他下笔时对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驾轻就熟，无论是奥匈帝国还是美国南方；他耐心地概述情节，以便忙碌的读者能够以最轻松的方式获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感觉不到这是一位小说家在用左手写作：这里谈不上有什么文学炫耀，也见不到成为库切近期小说重要特色的那种有点怒气的内心声音的迹象。（然而，我们能感到他对作家为了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努力与恶劣环境作斗争所寄予的深刻同情。）他毫不犹豫地作出评判，但他是一位慷慨的读者，向各种不同的风格和主题敞开怀抱。
    那么，阅读这些随笔的第二个理由，也即可能有助于了解库切的小说，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本书的读者是不是有可能回头重读他的小说，并发现它们有所不同?其中一个后果，也许是会觉得“南非”（或现在改称“澳洲”）作家这个标签的不足：库切是在与多种传统中的作家展开丰富对话的背景下创作的。尤其是，他对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作家的明显着迷，表明他虽然从未在欧洲大陆生活过，但从某个角度看，他骨子里却是一位欧洲作家。同样明显的是他对最微小的语言问题的关注：那些论及不是用英语写作的作家的文章，布满对译者的翻译艺术的仔细审视。还有，不妨举一个较有特殊联系的例子，库切对罗斯在《反美阴谋》中创造的自传性第二自我的一番评论，会使《男孩》的读者感到饶有兴味。
    然而，很多想寻找库切自己的实践之线索的读者，会禁不住把目光移向唯一论及一位南非作家的那篇文章，他们将在那篇文章里看到库切对戈迪默2001年的小说《偶然相识》的评析。我们不能不把库切向戈迪默提出的问题当成他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来读：“像她这样一位出生在晚期殖民地社会的作家，可以扮演怎样的历史角色?”戈迪默曾写过一篇广为人知的书评，严厉批评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斥责她这位小说家同行未能为当时南非的道德和政治需要服务。库切也曾在较早评论戈迪默的作品时给予她有点苛刻的批评，但这一回他慷慨地承认追求公正是她一以贯之的首要原则；他把《偶然相识》称为“一部令人惊异的书”，而在他指出这部小说给她的作品注入一种新的灵性元素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到他欢迎她踏人他已居住了一段时间的领域，尽管他在这个领域并非总是舒服的。因为，如果说库切小说中有超越的闪光的话，它们并非仅仅是某种可能的公正的暗示，而是公正受到一个较模糊的要求的激励和考验。这个要求，不是“灵性”这个词所能涵盖的——一个已被他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令人生畏的欧洲前辈们预示过的要求。
    德里克·阿特里奇①

    译后记
    关于J．M．库切文章的优点，或读库切文章的益处，英国学者德里克·阿特里奇已在“导言”里论述得颇详尽。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这一点，我认为是库切文章的最大优点和读者可以获得的最大益处。
    这一点，叫作平实。平实是一个很不吸引人的字眼，如果我们要从这平实中看出优点，就得把它放置在现当代文论的脉络中来透视。
    而当代文论的实际情况令人沮丧。这实际情况可从两个方面来说。一种是学院式批评，这种批评已经走火入魔——却并非穷途末路，而是大行其道。学院式批评的一个恐怖之处，是用一两个理念并且往往是别人的理念来写一本书，而一本书似乎就是由数百种其他书构筑而成的——而不是消化这些书的结果。可这样一两个理念在一位杰出的作家批评家或诗人批评家那里只是一两句话而已。另一个恐怖之处是作者用各种新式的笨理论来武装自己，穿戴沉重的盔甲，看上去似模似样，但穿戴者并不是什么身强力壮的将军或勇士，而只是一个没站立几秒钟就会被盔甲压垮的五脏亏损的虚弱者。但可怕的，或可怜的，并不是这样一个虚弱的武装者，而是他让我们细看他如何设计、搜集材料、制造他的沉重装备然后把自己硬撑起来的过程。
    另一种姑且称之为自由式批评。这实际上就是学院式以外的批评，反过来说也是学院派产生和泛滥之前的传统批评。伟大批评家都产生于此。但是，一方面由于伟大批评家像伟大作家一样愈来愈稀少，另一方面由于学院派兴盛的掩盖，于是乎我们现在看到的批评，就作家和诗人的批评而言，大都是泛泛而论，有些小聪明小见解，但无真知和卓识，充其量只反映了批评家所处时代或环境的一些中等或中上品味，而这类品味由于到处充斥着，已变成“品位”。常常你读一篇文章，乍看作者好像颇有修养，也明显是在朝着向伟大作家批评家致敬的高处努力，也懂得谦虚，当然也不掩饰骄傲，似乎还站在某个制高点上纵横议论，但是你读完整篇文章，如果不是一无所得，也是过眼即忘，常常是读完就感到浪费时间。如果读的是一本书，则常常是半途而废，或刚开过头就扔掉。这类批评家，如同学院式批评家一样，其论述方式也只是一些套语和套路，与同行们“套近乎”罢了，包括字里行间点缀一些风趣机智和貌似格言的句子，只不过由于他们的套语和套路更自由些，更随意些，所以读者量也好像比学院派多些——至少，报纸杂志的批评文章大多数是他们写的。至于跟在作家批评家、诗人批评家背后的书评家和文学记者，他们的文章充其量只能称为新闻写作。
    在这个背景下透视库切，其平实便跃然成为难得的优点了。他固然没有伟大批评家们那种令人惊叹的奇文妙句，但他却成就了两项美德，也就是清除当前学院式批评的冗赘和自由式批评的虚浮。这种清除之彻底，甚至是自由式批评与学院式批评对彼此都做不到的——自由式批评都难免染上一些学院式批评的风气，相反亦然。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经常阅读当今英语报刊，你就会发现库切的文章总是显得瞩目地质朴而别样的。 与平实一样难得的是，库切利用其小说家的资源，精心地剪裁他所评论的作家的传记资料，高度地概括作家著作的内容，敏锐地鉴别作家总体创作的流变。有时候我们读到比原书更精彩的综述和分析，例如库切讨论格拉斯的小说时，带出了当代德国尖锐的历史遗留问题；再如他讨论菲利普·罗斯的小说时，带出了同样尖锐的犹太人特别是美国犹太人问题。当他看似如此轻易地把一位作家系统地介绍给我们时，我们千万别忘了这是他纵横博览的结果——纵，指他历年来长期留意该作家；横，指他在写作时全面阅读该作家的作品和相关资料。顺便一提，多年前我曾根据《纽约书评》翻译库切一篇谈论奈保尔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收在这本书里。当我对着书本校对时，我发现库切做了大量修改和增补，以至我的中文修改稿每一页的行间和边缘都布满密密麻麻的红色蝇头小字，实际上这些红字溢出了页面，写到背面去了。可见库切对自己的文章和文字，是非常谨慎和耐心的。 以上既是我的一点感想，也是我翻译库切的主要理由。另一个理由是，我记忆中好像尚未译过一本像库切这样文字清晰、句子流畅的书，这对我而言，反而是一个挑战。我依然一如既往尽可能采取直译，以及尽可能保持原作者的声音和风格。 这本书耗时两年半，拖了又拖。感谢曹洁女士一再宽容我，更要感谢她和其他编辑、校对员，替我找出无数错别字，还根据原文纠正了我若干处看错字的，另外还提出一两处疑难，使我得以重新审阅原文并发现自己的疏忽。 特别要感谢我的朋友邓宁立小姐。她帮我做最后一次英汉校对。找出好几处漏译，尤其是这里那里掉了一个形容词的；根据我的直译原则而发现我不够紧扣原文的；可以改善的；看错字和误译的。 最后要感谢库切先生，书中有一两处疑问，几处原文错别字或语法欠妥因而造成理解困难的，我写信向他请教，他都立即回信解释、澄清和修正。 译者，2010年7月．香港